安徽沿江地区耕地数量变化特征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粮食主产区的耕地面积变化不仅影响到区域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本文利用50年的耕地统计数据和近年的土地利用详查变更数据，揭示了安徽省沿江地区土地利用结构和耕地面积变化的总体特征，并对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进行了分析，在定量分析耕地数量变化和经济发展关系的基础上，对未来耕地数量和粮食生产安全保障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①沿江地区土地利用基本特征表现为以农用地为主，工矿用地和未利用土地比例大；土地的投入强度大，综合产出率高；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耕地总量经历了缓慢增长、快速下降、缓慢减少、急剧减少的变化过程，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②耕地总面积减少与GDP总量和人均GDP之间存在对数关系，二者间的弹性系数不断下降，现状已接近上海市水平，表明经济发展模式已开始向集约型转变;③利用拟合的关系式，估算2010年和2020年的耕地将在现状基础上分别减少3.09×10⁴～3.91×10⁴hm²和5.07×10⁴～6.78×10⁴hm²，届时耕地总面积将会保持在149×10⁴hm²和146×10⁴hm²以上。2010年耕地数量可以满足粮食安全的需要(保持粮食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3.08%)，至2020年，耕地数量将会略低于粮食安全的需求。     

陕北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分析

利用1986年、1993年及2003年3期Landsat TM遥感影像,借助遥感和GIS技术及回归分析方法,对陕北农牧交错带1986年～2003年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陕北农牧交错带土地利用综合程度总体较高,2003年达到36.5%,且土地利用正处于发展期;1986年～2003年土地利用变化以林地和建设用地大幅度增加和耕地、水域、未利用土地与沙地面积不断减少为主要特征。其中林地面积增加了44.18×10⁴hm²,主要由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土地转化而来;建设用地面积以近0.27×10⁴hm²/年的速度增加,主要由耕地、草地、未利用土地和沙地转化而来;耕地面积减少了10.52×10⁴hm²,减少的面积主要转化为林地和草地;沙地面积减少了20.67×10⁴hm²。在空间上土地利用变化以南部和东南部黄土丘陵区沟壑区和毛乌素沙漠边缘地带最为明显。自然、人文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影响了土地利用变化,其中气候因素是驱动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自然因素,人口增长及社会投资的增加,工、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直接驱动了土地利用变化。     

中国耕地警戒值的测算与讨论

耕地安全是食物安全的基础，我国未来的耕地压力大，耕地保护是关键。耕地警戒值是影响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加强耕地保护执法力度和老百姓建立耕地安全意识、参与性保护耕地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人均耕地警戒值0.053hm²的引用对耕地安全意识的建立产生了很大影响，科学测算我国耕地警戒值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构建最小人均耕地面积的扩展模型S_min=MB∑ni=1βi·GiPi，建立饲料粮食消费量与肉蛋奶消费量、食品作物单产量与单产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5个线性回归方程，以及单产影响因素与时间关系等6个曲线估计方程，测量粮食、植物油、糖和蔬菜等食品作物单产量，计算2006年～2015年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并与相应年份实际人均耕地面积对比，确定2006年的最小人均耕地面积0.09035hm²和最小人均耕地面积总量1.18×10⁸hm²（17.7亿亩）分别为人均耕地警戒值和耕地总量警戒线。     

苏州市与徐州市耕地资源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对比分析

不同的区域耕地资源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本文采用1978～2006年江苏省苏州市与徐州市的统计数据,分析不同区域中耕地资源变化的特点,并定量分析了耕地资源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不同区域GDP增加的耕地占用量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苏州的耕地面积经历了3次明显的流失高峰,年递减率高达1.34%,而徐州市的耕地面积变化则相对缓和,年递减率只有0.33%,人均耕地面积也有类似的变化趋势;②不同区域的耕地资源面积随着GDP的增加均呈指数递减趋势,用模拟的指数方程对耕地面积的估算值和实际值比较误差较小,证明用指数递减方程预测耕地占用面积随着GDP的变化是可行的;③在不同的区域每单位的GDP增长所消耗的耕地面积随着经济的增加均呈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不同;④徐州市每增加1×10⁸元所消耗的耕地面积在1978年～1999年,要高于苏州市的水平;在2000年～2006年,则低于苏州市的水平。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地区耕地变化的对比研究——以广西江州和江苏吴江为例

土地利用变化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阶段性，耕地作为土地的精华部分，其数量和质量变化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江州区和吴江市经济发展具有时序差异性，是进行区域对比研究较为理想的对象。利用统计资料分析表明，江州区经济发展伴随着耕地面积不断上升，从1990年的3.8×10⁴hm²增长到2003年的5.6×10⁴ hm²；吴江市则相反，耕地与经济发展呈负相关，1990年以来耕地面积持续下降，13年中共减少了1.6×10⁴ hm²。以耕地标准系数表征的耕地质量表明，吴江市耕地质量提升较快，但近年有降低趋势；江州区耕地质量整体水平较低，年际变化不大，1996年～2000年间略有下降。根据江州区产业演进趋势，借鉴吴江市发展历程，可以预计，随着江州区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建设用地需求增加，耕地压力将会加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意集约用地，保护耕地，通过投入增加和技术提高，提高耕地的生产能力。     

近20年来伊犁新垦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分析

本文基于1985年、2000年和2008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对新疆伊犁新垦区土地利用格局时空变化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显示：1985年～2008年间,耕地净增加4.99×10⁴hm²,面积比由38%上升至57%;未利用地增长仅次于耕地,增长面积为1.07×10⁴hm²,水域,林地,建设用地都呈增长趋势;草地为唯一减少的土地利用类型,缩减7.02×10⁴hm²,面积比由49%缩减为36%。通过对土地利用变化格局的分析可以得出,农业开垦是新垦区土地利用方式变化最主要的驱动力因素,草地面积减少是其他土地类型面积增加的主要来源,盐碱地增多和沼泽减少反映了该地区存在因农业开垦而导致的自然环境恶化现象。     

基于马尔柯夫模型的涨渡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预测

基于TM卫星遥感数据,在GIS 技术支持下,建立了涨渡湖流域土地利用数据库;通过提取湿地信息,运用马尔柯夫链模型对该流域土地利用特别是湿地资源在2010年～2015年的数量变化进行预测;运用GIS软件制作了2015年主要变化类型土地的密度分布图,并从人文因素方面阐述了变化的原因。研究表明：涨渡湖流域到2015年湿地的变化趋势是坑塘较目前增加1 713.4hm²,主要围绕涨渡湖流域分布,水田减少2 083.1hm²,主要分布在涨渡湖流域上部;耕地减少277.8hm²,主要在涨渡湖流域的东部以及南部;建设用地增加544.3hm²,主要分布在涨渡湖的北部。总的趋势是除水库坑塘、滩地、沼泽呈现增加趋势,其余河渠、湖泊和水田均呈现减少态势。非湿地变化趋势是草地、建设用地增加,耕地和林地减少。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围湖造田和城市化等。     

土壤类型对三江平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影响

作为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和淡水湿地集中分布区,三江平原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区域生态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人类活动的剧烈影响,过去50年期间,三江平原土地利用/覆被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在分析1954年～2005年三江平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过程的基础上,深入探索了土壤类型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过去50余年中,三江平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剧烈,其中耕地增加了2.25倍,增加面积为385.55×10⁴hm²。与耕地面积相对应的是湿地、林地和草地的大幅度减少,减少面积分别为256.72×10⁴hm²、66.92×10⁴hm²和57.65×10⁴hm²。草甸土、白浆土、沼泽土、暗棕壤和黑土为土地利用变化最为剧烈的几种土壤类型,农业开垦活动和耕地面积的增加是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特征和主导因素,湿地、林地和草地减少区域的土壤类型与耕地增加区域的主要土壤类型一致。三江平原耕地开垦对土壤类型的选择顺序为：草甸土、白浆土→沼泽土→暗棕壤。这一现象表明耕地开垦首先从自然条件相对优良的土壤资源草甸土、白浆土进行开发;随着草甸土和白浆土面积的迅速减少,沼泽土于1986年～1995年和1995年～2000年期间成为耕地开发最多的土壤类型;随着以上3种土壤类型中可开垦的土地资源减少,暗棕壤于2000年～2005年期间成为耕地开发最多的土壤类型。     

近50年四川省耕地变化分析

耕地面积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对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利用四川省及省域范围内的21个市、地、州1952年～2000年的耕地变化数据和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应用因子分析方法全面分析了影响耕地变化的经济、社会等主要因素,对四川省近50年的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进行了研究.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经济发展、农业科技进步、社会发展是引起四川省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经济发展引起耕地利用总量的变化、造成耕地需求结构的变化,导致大量非农用地对耕地占用的增加,造成耕地面积的减少.农业科技进步,可改良耕地,提高粮食单产,缓解经济社会发展对耕地的占用和需求.人口增加,人均耕地减少,粮食供给压力增大,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要占用大量耕地.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据此预测四川省未来耕地数量的变化,结果表明2010年、2020年、2030年四川省耕地数量分别为419.101×104hm2、396.849×104hm2、374.816×104hm2,并提出了四川省耕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北京市1990年～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机制分析

根据1990年、1995年和2000年3期影像资料，运用遥感平台获取了北京地区90年代的土地利用变化时空数据，结合历史气象数据、水文数据及其它空间、属性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及数理统计方法，全面分析了北京市1990年～2000年间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特征及其驱动力。揭示该区各类土地利用数量变化的幅度、速度和区域差异。针对变化幅度最大的城镇用地运用空间重心转移模型、分形模型分析90年代北京城镇用地扩张的空间变化特征和区域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地区1990年～2000年间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方向为城乡居住建设用地不断扩张，林地与耕地变化类型占土地利用图斑总数的5.5%以上。全区耕地面积减少93 749hm²，林地、园地面积增加了12 106hm²，居民点等建设用地面积大幅度增加77 674hm²；北京地区10年来土地利用年变化速度达到0.95%。耕地以平均每年1.60%的速度减少；城镇建设用地和水域面积年变化率分别达到5.28%和2.86%；1990年～1995年间城镇用地重心转移方向为西北，1995年～2000年城镇用地重心转移为东南方向，城镇用地空间形态不规则程度逐渐降低；通过对影响城市用地扩展的城市人口、GDP因子的偏相关分析发现，经济的发展是城市用地扩展的根本驱动力，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土地利用多样化转变的外在驱动力，交通条件、环境条件及前期土地利用方式是这一转变的主要内在影响因素。     

土地行政问责对耕地保护的效果评价——以江苏省为例

由于地方政府既是土地资源使用者也是其管理者,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增加政绩工程,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过程中,违法违规管地用地行为时常发生,导致耕地资源减少迅速。中央政府为了进一步保护耕地,规范地方政府管地用地行为,实行了土地行政问责制。为了探求土地行政问责对耕地保护的政策效果,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采用虚拟变量模型,以Eviews为分析工具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实施土地行政问责后,江苏省第二、三产业每增加1亿元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可节约耕地0.25hm²,2009-2011年间,土地行政问责共使江苏省节约土地11 739.51hm²,江苏省土地行政问责对耕地保护的短期效果明显。但根据江苏省未来几年发展规划和现有的第二、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边际违法耕地占用量的预测结果来看,未来几年（至2015年）江苏省遏制违法占用耕地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据此,文章提出了加强土地行政问责力度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建议。     

明代以前黑河流域耕地面积重建

受人类活动变迁影响,黑河流域作为我国西北地区重要产粮基地以及大规模绿洲农业开发最早地区之一,其境内的耕地规模自古至今变化十分频繁.由于文献记载的有限性和疏漏性,目前关于区域内明代以前的耕地面积历史变化情况的分析十分欠缺.本文选择文献较丰富的汉、唐和元代,依据历史文献资料和前人研究成果,以人口数据为基础,运用基于人均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两种途径重建了黑河流域明代以前耕地面积.前者按各时期屯田制度,结合人均垦地面积分别重建民户耕地和军屯占地情况,汇总两类耕地面积进行重建,后者利用人均粮食消耗、耕地单产情况估算人均耕地需求,再结合人口数据重建耕地总量.重建结果表明黑河流域明代以前耕地面积以西汉时期为最大,达(16.30～19.49)万hm2,其后总体呈下降趋势,东汉、唐代与元代的面积分别为(9.57～11.80)万hm2,(3.59 ～3.93)万hm2和3.19万hm2.对比表明两种重建结果基本一致,证实了重建结果具有可靠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研究时期内耕地规模的变化趋势.     

试论耕地占用与GDP增长的脱钩研究副标题用

我国人均耕地资源匮乏,耕地占用压力十分巨大,为深入分析和认识耕地占用与GDP增长的关系,可以应用Decoupling(脱钩)理论与分析方法,开展我国耕地占用与GDP增长的脱钩研究。其主要思路是在全面分析、对比和总结国内外不同GDP增长阶段耕地保护政策的基础上,建立基于DPR(驱动力-压力-响应)系统的耕地占用与GDP增长之间的脱钩指标体系,应用脱钩指标分析耕地占用和GDP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DPR(GDP增长驱动力-耕地占用压力-政策响应)系统,建立耕地占用与GDP增长脱钩的新型管理制度,最后应用上述框架模式,分别按省、地、县三级选取一些典型区域进行同尺度之间的实证分析,并进行跟踪分析,以验证耕地占用与GDP增长脱钩指标及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政策的实施效果,揭示我国各类区域耕地占用与GDP增长的相互关系的典型模式,提升耕地保护研究 的理论水平与促进我国的耕地保护工作。     

北京耕地流失的时空特征与驱动机制

利用1996年和2004年北京市两期土地利用图，提取各类用地的图斑，运用GIS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分析了1996年～2004年间北京耕地流失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996年～2004年北京土地利用变化中，大多数地类转换都与耕地直接有关，耕地流失是北京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问题；城镇扩展主要占用耕地，且耕地生产力高的平原地区因建设占用而流失的耕地量大；远郊山区耕地被建设占用的压力相对较小，但被生态用地占用的压力相对较大；1996年～2004年间，尽管耕地面积减少，但耕地破碎化程度却在加重；地形和交通状况对耕地的空间变化过程影响显著。本文研究表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是促使北京地区耕地流失的最主要的动力, 由此带来的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北京耕地变化的解释力最强，恰好与前人相关研究结论相互印证；人口快速增长、区域土地市场过度竞争、农业结构调整及退耕还林政策也是北京耕地流失的重要驱动因素。     

文登市农村宅基地整理潜力调查及类型划分

宅基地整理的潜力测算是农村居民点整理的必要环节,也是顺利开展农村居民点整理的重要前提。在实地调研和对大量相关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文登市农村宅基地利用现状的特点为农村宅基地闲置总体比重偏高、宅基地密度低和一户多宅现象普遍,并对其闲置状况的成因机制进行了分析。据此,将文登市农村宅基地整理的潜力类型分为人口减少型、居民点粗放型、一户多宅型和宅基地面积超占型等4种类型;再通过选取可能造成农村宅基地闲置的10个因素,运用因子分析法,将文登市各镇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划分为其中的一类或两种类型结合的混合型。结果显示：在18个镇（办事处）中, 1个镇属人口减少型,3个镇属居民点粗放型,3个镇属一户多宅型,2个镇属宅基地面积超占型,剩下的9个镇属复合型;在文登市宅基地总闲置面积的比例中,单因素型镇所占的比例为61.15%,复合型镇的比例为38.85%。这种区分宅基地整理潜力不同成因的方法,可以为居民点整理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基于机会成本与Markov链的耕地保护补偿基金测算——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

中国约束性的耕地保护制度安排并没能有效扭转耕地数量锐减的趋势,因而,近年来政府和学术界试图从依靠约束性制度向激励与约束并重转变展开探索,耕地保护补偿正是这一探索过程中的重要突破。本文以江苏省徐州市为例,在利用RS和GIS技术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动态监测的基础上,应用Markov链预测土地利用结构变化,预测规划期重要时间节点2015年和2020年的耕地面积分别为516 301hm2和493 849hm2;并依据机会成本理论初步测算出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然后结合政府财政收支情况设置修正比例系数进行调整,调整后2010年耕地保护补偿标准为6 510.33元/hm2,补偿基金规模为35.85亿元,占2010年徐州是财政总收入的8.7%;2015年和2020年的补偿标准分别为10 399.68元/hm2和14 181.53元/hm2,均在财政承受力预测的合理范围内。由此,本文提出了不同于已有文献的、与耕地数量变化调控相结合并考虑政府财政可承受力的耕地保护补偿基金标准及规模测算的思路与方法。     

基于道路网络分析技术的耕地细碎化测度模型改进

为了提高耕地细碎化测度结果的准确性,运用GIS网络分析技术改进了测度模型。首先,综述了耕地细碎化的内涵和现有测度方法不足,提出实际道路网络是耕地细碎化程度测定中不可或缺的指标。其次,依据耕地细碎化的内涵,选取基于道路网络的农户地块道路通达性指数、农户地块面积指数、农户地块形状指数3个指标,构建了新的耕地细碎化测度模型。最后,采用新模型对典型村的耕地细碎化程度进行实证分析,证实该模型的有效性,并对比分析农户到其耕作地块的直线距离与道路网络距离两种距离测度方式下的耕地细碎化差异,表明与道路网络距离相比直线距离低估了耕地细碎化水平。改进的测度模型对深化研究耕地细碎化及其对农业生产投入—产出的影响等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耕地面积变化及其启示

本文截取1961年以后日本经济发展相对平稳的时间段,研究耕地面积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重大历史事件对统计数据的干扰,从而得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结论。研究结果表明,1960年以来日本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03年分别为1961年的79%和60%,符合直线变化规律。单位农业劳动力占有的耕地面积从1961年的0.2060hm2/人上升至1.0870hm2/人,接近1961年的5倍,符合二次曲线变化规律。借助主成分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对耕地面积驱动力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造成的工业用地和城市用地面积扩大是耕地面积减少的根本原因;农产品价格的变化也造成部分耕地退出耕作;随着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和防灾减灾能力的增强,因自然灾害造成的耕地损失逐渐减少。增加耕地面积的诸因素中,土地开垦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其次为土地整理和复垦。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摒弃城市化进程中后期耕地流失会相应减少的观念;警惕加入WTO之后,农产品市场开放可能对粮食安全和我国耕地面积的影响;同时还要坚持耕地保护政策的持久性。     

中国耕地压力指数时空规律分析

耕地压力指数是指最小人均耕地面积与实际人均耕地面积之比。文章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压力指数的测算，发现耕地压力指数在1981年～1996年间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由于期间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减少速度大于实际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速度；1996年后耕地压力指数整体处于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期间实际人均耕地面积急剧减少所致。通过对2004年各省份压力指数的测算，发现有21个省份的耕地压力指数大于1，其中上海的耕地压力指数达到了2.84；即便是在无明显压力的5个省份中，其压力指数也均在0.78以上，区域耕地压力非常明显。导致各省份耕地压力指数过大的主要原因有3个：一是由于耕地大量被占用，实际人均耕地面积偏小而导致的压力指数过大；二是因单产水平过低而导致最小人均耕地面积偏大，从而使压力指数偏大；三是粮食主产区由于要承担国家商品粮任务，使区域粮食自给率过高，导致最小人均耕地面积过大，从而使耕地压力指数偏大。通过控制耕地面积减少速度、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可以有效缓解耕地压力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