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立法问题思考

为遏制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多发态势,按照类罪归属原则,将《刑法》分则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节罪名所涉及的具体罪名移到第三章,作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节罪名之一。增设故意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罪,非法勘探罪,买卖、运输、储藏非法采矿所得矿物罪和违法发放采矿许可证罪。完善“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节罪名下若干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并对其设置多样化刑罚、加大处刑幅度。     

报复陷害罪的犯罪构成新论

报复陷害罪是刑法分则中保护公民民主权利的重要罪名,虽然极为典型且处于重要的地位,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少有适用;究其原因,该罪名在保护的法益、基本的构成要件等方面存在一些亟待厘清的问题。因此,本研究从罪名保护的法益、基本的构成要件以及犯罪形态几个方面着手梳理报复陷害罪的犯罪构成,以期为该罪名的立法发展和司法实践提供建议和参考。     

我国新时期反恐刑法立法宏观问题论要

尽管《刑法修正案(九)》的通过已极大丰富了反恐怖罪名体系,但我国反恐刑法立法在价值取向、模式选择、体系定位、罪名设置等宏观问题仍有诸多值得探讨之处。现代刑法所坚持的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并重并适当向保障人权倾斜之价值立场,应该在反恐领域得到一体遵行。对于反恐刑法立法的完善主要应采用刑法修正案的形式,但当涉及分则条文体系的调整时,则只能求诸全面、系统的刑法典修订之模式。刑法分则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可以分为五节,而恐怖主义犯罪应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同时,应单独规定实施恐怖活动罪,作为恐怖主义犯罪的基本罪名。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罪名体系的完善

知识产权属于私权的范畴,刑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既要体现知识产权的公共利益属性,也应体现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我国刑法对知识产权犯罪规定了七个罪名,涉及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权。无论从知识产权的范围考察,还是从其涉及到的权利考察,现有罪名均不能全面覆盖实践中发生的严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因此,应在刑法典中增设非法出租侵权复制品罪、非法实施他人专利罪、反向假冒注册商标罪、侵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罪、侵犯植物新品种罪,以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罪名体系。     

试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形态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97《刑法》新增的罪名。目前,在该罪的准确认定上,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面临着一些难题。理论界对于该罪的构成要件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争议。如何正确认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要件,对于合理界定该罪的犯罪,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罪名探讨

理论界对刑法１８０条关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罪名界定严重不统一。从罪名的法理基础、罪名的功能、选择性罪名的优点等方面来看,刑法１８０条界定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     

当前我国对考试作弊系列行为的刑法规制

《刑法修正案(九)》之前的刑法规定对考试作弊行为虽有一定打击,但存在较大缺陷,满足不了日益猖狂的考试作弊现象。《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考试、答案罪,代替考试罪,有效地弥补了刑法的漏洞。但这三个罪名在法律用语的明确性以及此罪与彼罪的关系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本文依据《刑法修正案(九)》颁布前后的刑法规定,结合当前考试作弊行为的特点,对我国当前刑法对考试作弊系列行为的规制进行简要评析,以期为该类罪名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借鉴。     

我国废物犯罪立法问题研究

刑法中四处涉及到废物犯罪的罪名，它们分别是走私废物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处置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这四处废物犯罪的立法都存在问题。该文将就废物犯罪的立法问题展开分析，并对完善废物犯罪的立法提出建议。     

论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在信息和网络发达的现代社会里,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与否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有必要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因此,我国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七）》规定了出售或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两个罪名的增设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高规格时代。但是,相关条文的理解存在分歧,需进一步解释;刑法保护的行为方式不够全面,需要予以完善。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司法适用与理性思考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刑法修正案(二)对刑法第342条的非法占用耕地罪的修正，该修正案对保护土地资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阐述了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在司法适用中较难认定的犯罪对象和客观方面；理性思考了本罪罪名不能准确反映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犯罪的结果情节规定欠明确，仅有本罪不足以对直接破坏土地资源的行为给予有效的刑事惩罚。     

试论交通肇事罪之因逃逸致人死亡

现行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在79刑法的基础上除扩展了主体范围之外,新增关于交通肇事逃逸以及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这一立法旨在解决社会中严峻的交通肇事问题,并对逃逸情形作出明文规定,加重其处罚,以求达到促使肇事者及时救助伤者的目的。然而,由于司法解释过于简单,造成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理论上的争议以及实务中适用的困难。笔者通过对逃逸致人死亡性质及适用范围的梳理,探讨其定义及构成要件,以求理论与司法实践的有机统一。     

中外单位犯罪主体类型比较

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关于单位犯罪主体类型的纷争一直沸沸扬扬。基于各国刑法在单位犯罪主体问题上具有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状况,文章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及我国刑法的单位犯罪主体类型作一比较研究,以期有助于完善我国单位犯罪理论。     

论医疗事故罪的界定

医疗事故罪以医疗事故为前提条件，但是并非所有医疗事故都会构成医疗事故罪。在理论与实践中，通常以《刑法》以及有关医疗卫生法规作为依据，对医疗事故罪的范围进行界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颁布，导致了医疗事故范围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依据《刑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医疗事故罪进行明确的界定。     

海峡两岸预备犯（犯罪预备）问题研究——以世界范围内预备犯（犯罪预备）的处罚模式为背景

台湾刑法与大陆刑法中分别存在预备犯与犯罪预备概念,两者虽称谓与性质不一,但两者所指涉的对象却同一,表述上的差异并不影响对两者的理解。世界范围内预备犯（犯罪预备）的处罚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立法模式与处罚原则方面。统观世界范围内预备犯（犯罪预备）的处罚模式,台湾刑法与大陆刑法对预备犯（犯罪预备）规定的差异清晰可见,在比较中借鉴与完善是大陆刑法孜孜以求的发展方向。     

对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中共同犯罪规定的解读与评价

《刑法》第25 条规定, 共同犯罪只能是2 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2 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 不以共同犯罪论处。交通肇事罪为过失犯罪,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解释》中却有两处规定了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 其直接与《刑法》第25 条的规定相冲突, 属于越权解释, 并背离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的国内立法思考——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类新型犯罪。对这一犯罪,可以从贿赂对象、贿赂范围、贿赂方式等方面加以理解。但是,我国现行刑法中却没有关于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的规定,这不合国际商务反腐的潮流。从现行刑法与国际公约的协调与接轨方式看,有必要将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纳入我国刑法范畴。同时,我国刑法在规定这一犯罪时,应注意刑法与《公约》的协调。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再思考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本文批驳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入罪有违刑法不得已性原则”的观点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行为构成侵占罪或诈骗罪”的观点,解读了《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规定,并提出了完善建议.     

完善性权利刑法保护之思考

我国刑法对性权利保护的规定的滞后性日益凸现。如强奸罪的犯罪主体和犯罪对象的性别限制，对婚内强奸规定的缺失，对猥亵罪犯罪对象的限制等等，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以实现对完善性权利刑法保护的探讨。     

持有型犯罪之主观特征研究

持有型犯罪行为具有静态性特征,对其主观方面,刑法学界存有诸多争议。根据社会一般人通常应有的经验与常识,对特定物品或财产的持有当然应当出于故意,而且一般通过证明持有事实就可以证明持有故意。对于持有型犯罪来说,持有的核心意思是主体对特定物有意识的控制,而过失谈不上控制。加之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过失可以构成持有犯罪,因而过失不能构成该类犯罪的主观罪过。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刑法中不存在“不问主观过错”的犯罪,由此决定了持有型犯罪不能适用严格责任。     

论我国定罪司法解释的标准

定罪司法解释的功能在于将定罪的过程具体化,引导法官将具体行为定格在刑法条文所设立的模型之中。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定罪司法解释需要在罪之法定原则的制约下,以客观存在着的刑法条文为对象进行解释。作为连接刑法条文和司法定罪的桥梁,定罪司法解释的内容只能是原罪犯罪构成要件的明确化,对模糊性犯罪构成的解释需要解释者通过分析其他明确要件的方法来使模糊要件清晰化,原罪具体的构成要件作为定罪司法解释具体的标准不可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