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官司”面面谈(之十七) 一起“连环案”——谈谈诉权问题

上海的《新闻记者》杂志也辟有“新闻与法律”专栏,报道了不少“新闻官司”。可是不久前,它却因为报道“新闻官司”而遇上了“新闻官司”,当了一回被告。这是一起“案中案”和“连环案”。《新闻记者》报道了一起顾某诉解放日报等侵害名誉权的“新闻官司”。这起官司是,解放日报报道了一起“一女二夫”的违法婚外婚事件,由三起诉讼案组成,当事人之一     

报道新闻官司引出又一场新闻官司——上海徐汇法院依法判决本刊胜诉

以报道“新闻官司”作为一项经常性内容的本刊,最近也遇到了一次“新闻官司”的困扰。3月27日下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当庭判决驳回原告顾建隆要求被告《新闻记者》杂志社及其特约记者沈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原告负担。     

浅谈新闻倾向性与客观报道

１９９８年３月２４日《羊城体育》一篇《“首尾”之战场外音》引发了一场新闻官司,同时也引起新闻界关于“客观报道”的争论。上海《新闻记者》１９９８年第６期贾亦凡、顾向东《“羊城疑案”谁与评说》一文提出对“客观报道”的看法;四川《新闻界》１９９８年第５期发表程天敏教授《也谈“客观报道”兼舆论监督》对此观点提出异议。１９９９年《新闻记者》开辟“客观报道讨论”专栏。而谈及客观报道,又会牵涉到新闻倾向性的问题。１９９８年—１９９９年四川《新闻界》发表数篇文章讨论“新闻倾向性”问题。读过这些文章,感觉受益非浅…     

“新闻官司”面面谈

“新闻官司”,指的是因新闻媒介发表各类新闻作品而发生的侵害公民或者法人的合法权利的纠纷和诉讼。据报道,自《民法通则》生效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新闻官司”已达300起。结果如何,尚无确切统计。在上海,据悉已结案的“新闻官司”中,原告胜诉的约占65%,被告(新闻单位和作者)胜诉的约占35%,看来,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败多胜少。“新闻官司”的出现和骤增,是我国新闻界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如何对待这个问题?     

“新闻官司“输在哪里?——从《海峡都市报》败诉谈起

2000年11月24日,又一起新闻官司在福建省泉州市落下推幕。作为被告的《海峡都市报》再次告败。自1983年1月,我国第一起新闻官司《二十年“疯女”之谜》到1994年总共180起新闻官司中,绝大部分是以新闻界败诉而告终。此例只不过是近年来诸多败诉案件中的一例。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新闻界在新闻官司中败多胜少?本文拟从该新闻官司作个案分析起,并试图从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与法学的交汇点对这一现象的因源作粗浅探索。     

正确认识和对待“新闻官司”

近几年来,社会上发生的新闻侵权纠纷明显增多,诉诸于法律的“新闻官司”也不断出现。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党报,成为被告的也不鲜见。而不少“新闻官司”的审理结果,大都以新闻单位和记者败诉而告终。 “新闻官司”的出现和增多,在社会上激起多层面的反应。它不仅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和思考,也给法律工作者提出了很多法律问题,在新闻界引起很大震动。虽然大多数新闻工作者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能以正常的心态对待这一社会现象,但确有不少新闻工作者,不愿接受这个现实,对此感到困惑、茫然和苦恼,心理压力很大,有的认为批评报道难以把握,弄不好就会“吃官司”,有畏难情绪;有的认为新闻素材是被采访单位或个人提供的,出了问题不该找新闻单位麻烦;还有的由于受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认为当被告丢人,上法庭没“面子”,因而即使有理也愿意私了或非诉和解,不愿与人对簿公堂,还有的由于对有关法律不熟悉,对正常的诉讼程序不了     

关于告记者的思考

近来,常看到以新闻记者为“被告”的报道,有的指控新闻记者犯了诽谤罪;有的控告新闻采(?)者侵害名誉权、肖像权;更多的是指控新闻记者犯了“新闻失实罪”。一些司法部门在没有弄清事实真相前,便受理诉讼,难怪一些记者诉苦说:“我们处在动辄得咎,寸步难行的境地”。对此,笔者作如下一些思考。思考轨迹之一:新闻采编人员与各行各     

一张新闻图片三年‘新闻官司’——武汉育才小学诉名誉侵权案记事

●“新闻官司”仍是新闻界同行关注的热点之一。在湖北武汉市,发生了一起因新闻图片引发的侵害名誉权诉讼。历时三年,以一审判决驳回原告之诉,二审裁定准予原告撤诉结案。《湖北日报》记者金涌写《一张新闻图片三年“新闻官司”》一文,报道诉讼全过程。     

打"新闻官司"的答辩要领

答辩 ,是指在民事诉讼中 ,被告对原告所提的主张和意见进行反驳、说明、答复和辩解 ,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也就是答辩人。而在民事上诉案件中 ,被上诉人是答辩人。在司法常规中 ,“答辩”一词用于民事诉讼行为 ,表明民事诉讼中原告和被告的法律地位平等。而在刑事诉讼行为中 ,被告方的代理人则是辩护人 ,其行为是为被告作“有罪”和“无罪”的申辩 ,“辩护”是指在刑事案件诉讼中被告人为自己申辩或辩护人为被告人申辩。新闻官司属于民事诉讼范畴（除诽谤罪的自诉刑事案件以外）。在新闻官司的法庭审理中 ,法庭答辩是新闻官司的核心 ,决定官司…     

说“和记者打官司”

新闻记者的工作是写新闻,然而采访、写作之余,却要准备着和人打官司,这似乎也应是八十年代的记者所必备的心理素质。“非其好为也,是不得已也”。你在前边写了新闻,别人在后边就要控告你,你能安生得了么?当然,这些引起纠缠的新闻,多半是由枇评稿件而起,倘若多系吹捧之词,自然没有这许多官司,可是记者的良心不也岌岌可危了么? 前不久,《北京晚报》的一篇报道就引来一场官司,成为新闻界内的一桩大新闻。《北京晚报》的一则300字的《飞蝇聚车间,杂物堆墙角——信远斋饮料厂被罚款》的报道,竟被该厂厂长列举出8处失     

深入现场捉“活鱼”

新闻界将新鲜的事实称之为“活鱼”。整日捉“鱼”的新闻记者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人杰克·海敦在为美国高等学校新闻专业撰写的新闻学基础教材《怎样当好新闻记者》一书中,规劝那些不适合作新闻记者的人:“如果你从事新闻工作的基本动机在于谋个差事,那还是另找出路为好。”因为新闻写作的特殊规律就是“服从事实和事实的报道。”只有那些亲临新闻现场的记者,才能见真正的“活鱼”,捉到“活鱼”,现场捉“鱼”是新闻记者的职责所在。     

如何避免和应对新闻官司——我替《解放日报》打官司的体会

新闻单位如何应对新闻官司?近几年来,我以诉讼代理人的身份,为《解放日报》打了七场新闻官司,没有一场败诉。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回顾已经结案的官司,也许有些经验和教训可供新闻界同仁借鉴。 一、只要报道基本符合客观事实,就应旗帜鲜明地支持记者,毫不妥协地对待诉讼。 《解放日报》第一次被推上被告席,缘于1989年12月29日发表的一篇批评报道《身为律师竟搞庭外交易》。这篇文章讲述的是:律师蒋某作为原告的代理之一,瞒着原告和有关律师,约见被告何某,要     

关于新闻与法律的一次对话——本刊记者采访最高人民法院

近年来,新闻涉及“官司”的事越来越多,一些记者和报刊成了法庭上的“被告”。社会上对此议论纷纷,新闻界自己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困惑。法律如何保障新闻自由?新闻工作如何按照法律行事?这是新形势向新闻界和司法界提出的新问题,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本刊记者专门走访了最高人民法院权威人士。最高人民法院对此极为重视,由新闻发言人周道鸾(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办公厅主任)主持,召开了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回答了记者的提问。现将座谈内容整理如下:     

新闻侵权的法律认定与防范（上）

在中国百姓眼中,新闻记者历来是令人羡慕的。然而,当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启动了市场经济的巨轮,结束了新中国无新闻官司的历史,告记者、告新闻单位的新闻官司连续不断。就连创办68年从未遇到过“官司”的《参考消息》也被推上了被告席。对于迎面而来的新闻官司“狂潮”。一向被喻为“社会感应神经”的新闻工作者,     

新闻官司引出的新话题 更正与答辩的立法

近年来,新闻界一直被新闻纠纷和诉讼所困扰。据了解,绝大多数的“新闻官司”是由报道失实引起的,因报道失实而侵犯了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也是导致新闻单位败诉的主要原因。新闻单位在履行新闻报道职责的同时,如何做到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而避免对簿公堂?,新闻媒介在所作报道失实时及时发表更正、在作批评报道时允许被批评者发表答辩是化解纠纷的一条有效途径。     

用好倾向性这把“双刃剑”

近来,见诸报端的新闻官司有增无减。这一方面说明了公民知法用法的进步所在,另一方面也给新闻界提出了值得反思的话题。事实上,正是由于一些记者与其“媒介人”的角色身份发生了“错位”,在报道中随意发表带有个人色彩和主观倾向的观点,有时由于未能把握好“度”,对新闻报道的当事人“出言不逊”,或意见偏激,或观点不当,或者干脆牵扯到新闻事件当中,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讲话,发表了有失公允的看法,结果往往引发新闻官司。记者报道不够客观全面、评论不计后果,已经成为新闻官司产生的     

新闻报道中的法律意识问题

近年来“新闻官司”增多,新闻界对报道中的法律问题已开始关注。因为许多新闻报道,特别是社会新闻,都会涉及“法”的问题。人们常常抱怨执法机关或领导干部“有法不依”、“违法不究”。其实,新闻界一些同志本身“法”的意识也很淡漠,翻开报纸、杂志;打开收音机、电视机,各种各样的“不依法”、“不合法”,甚至“违了法”的现象并不少见。只是当前人们一般不去探究直接涉及个人利害之外的新闻报道中的“法”的问题,加之这类问题又多半属于常识性的原因造成,因而也就很少引起“官司”。但是,这样的报道对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是不利的。而且影响到新闻界本身的声誉。对这问题作些探讨,以期及早引起更多的注意,可能不无益处。     

既要“沉”下去又要“跳”出来

新闻官司越来越多,是近几年新闻界面临的一大烦恼。没完没了的应诉,繁杂琐碎的取证,不仅影响当事记者编辑的正常工作,更重要的是新闻媒体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因此而受到怀疑。如何避免新闻官司,成了新闻界与法律界共同探讨的课题。 透过近年来发生的一些新闻官司,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告记者”或“告媒体”主要有几个原因:     

“新闻官司”对新闻活动的影响

我国第一起有影响的“新闻官司”“《二十年疯女之谜》诽谤案”至今已逾十年。其后，包括1988年和1993年两次所谓“‘新闻官司’高潮”在内，全国“新闻官司”案件已逾千件。十年前，“新闻官司”给新闻界带来的强烈震荡至今记忆犹新，今天人们则反映平静，心态基本适应。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新闻官司”对新闻活动究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作些简单的回顾。“新闻官司”：向阶级斗争工具告别曾经有人认为，“新闻官司”对新闻活动、特别是舆论监督起了阻碍作用。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事实表明，“新闻官司”影响的主导面是积极的、正面的。越来越…     

舆论的力量与记者的使命——纪念中国记者节的感想

又一个年度的中国记者节来到了。大凡在这个庄严的时节,新闻界的朋友们都要重温新闻记者的使命,国人也会再次体悟新闻舆论的力量。今年记者节前的几个月,发生了一件令社会各界尤其是新闻界刻骨铭心的事件:富士康公司诉记者案。事件的经过和缘由是: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记者王佑采写的题为《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的调查报道,一个星期后,该报再次推出后续报道。富士康公司据此于7月3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一份民事诉状,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将记者以及《第一财经日报》编委翁宝列为被告,要求“依法追究被告的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