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叛逆":本意与误释——兼与王向远教授商榷

“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背叛”是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提出的一个观点。本人于20世纪90年代初起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著述,把它引入国内并引发国内学界,特别是比较文学界、翻译界和译学界的高度关注。其中“创造性叛逆”说经拙著《译介学》的阐发,更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创造性叛逆”的独特表述也引发了学界对它的热议...     

从译介学角度谈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在西方,翻译常被看作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译者翻译原作是一个“创造性叛逆”的过程,读者阅读译作也经历了一个“创造性叛逆”过程。本文从译介学的角度,以译者和读者两个身份来具体阐述译者在翻译中和读者在阅读译作时的一些“创造性叛逆”特征。     

论翻译文学在翻译学学科建设中的本体论地位

采用海德格尔有关“存在”、“遮蔽状态”等概念来解读谢天振教授的译介学研究。基于“创造性叛逆”的译介学研究揭示了受忠实翻译观影响而陷入“遮蔽状态”的存在者——翻译文学以及此在——翻译主体,探讨了翻译文学在文化语境下的产生、变迁、接受与影响,从理论上对翻译本质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为翻译学奠定了以翻译文学为主体的本体论基础。     

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看庞德的诗歌翻译

从探讨“译者的主体性”与“翻译的主体性”入手,引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这一译介学的热点问题,并以庞德对中国古典诗词翻译为例说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特点及不足。     

再思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在<译介学>中,谢天振教授专章讨论了"创造性叛逆".其创造性表明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主观努力,叛逆性反映了翻译过程中译者为达到某一主观愿望造成的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及对译语的叛逆.然而,笔者认为"创造性叛逆"有几方面值得再思.     

从汪译《牡丹亭》下场诗看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埃斯卡皮提出的"创造性叛逆"这一术语引起了学术界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我国学者谢天振的<译介学>更是国际上第一部对译介学进行理论建构和系统阐述的著作.该著作对创造性叛逆的形态进行了系统总结、分类和描述,在学术界可谓开创先河.以汪榕培<牡丹亭>译本中的下场诗为例,从文化意象、语言形式、内容及意义三个方面来描述创造性叛逆现象...     

译介学与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拓展

译介学随着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而逐渐受到学者关注,其在比较文学视野下对翻译展开迥异于传统语言研究的跨文化研究,重点探讨文学翻译在促进文化交流中的中介作用、不同语言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信息的失落与变形、“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等。中国现代诗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发轫于中国新诗诞生之前,译诗与中国新诗的“姻缘”决定了其与中国现代诗学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译介学的兴起又为二者的联系提供了学理性依据,有助于进一步拓展中国现代诗学的学科体系。     

译介学中的翻译创造性叛逆研究

译介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对研究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创造性叛逆是译介学的一个首要研究领域,是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本文将从译介学角度出发,研究《浮士德》中的《城门前》张荫麟译本的创造性叛逆,进而证明其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     

如何看待创造性叛逆与林纾文学翻译中的"讹"

林纾是中国近代大规模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第一人。然而,他的译本中存在着大量的“讹”,常受人指责。在分析和比较创造性叛逆和林纾文学翻译中的“讹”的基础上,找出了它们之间的关联和区别。     

译介学视角下的佛经汉译的创造性叛逆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不同于一般的翻译研究,译介学侧重于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主要将研究对象置于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大背景之下,以审视这些背景下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社会是如何进行交流的,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采用译介学这一视角,从佛经汉译在创造性叛逆和对译入语国家文化的影响这两方面进行探讨。     

文学翻译与创建性叛逆

文学翻译一直是人们关注及讨论的焦点。本文尝试从比较文学的译介学的角度来探讨文学翻译中出现的创造性叛逆，并分析了它的不可避免性。     

理论评价的三个原则和三个误区——以针对“译介学”的评价偏差为例

在王向远教授批评“译介学”的系列论著中,可以通过理论评价的三个原则,即尊重理论的“不可通约性”、尊重理论提出者对核心概念的界定,尊重理论提出者对其理论目标的定位和尊重理论提出者的所处时代要素,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评价理论的价值,发现其批评“译介学”时存在的专断化界定“正统翻译学”、从而将“译介学”排除在翻译学范畴之外,...     

影视作品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英语片名日译与汉译之比较分析

在影视文化的国际传播中,原产国的英语片名必定面临着如何翻译为目的语的问题。文章着眼于同一英语片名,在日本和中国两国译介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异现象,以自1929年以来获奖的80部历届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为研究对象,探讨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总结出英语片名在两国翻译过程中的叛逆主要表现为归化、异化、增译和变译等主要形式。同时将产生创造性叛逆的因素分析归纳为：译者的主体地位、接受环境的影响和接受者的放大作用。影视片名的译介在不同语境与文化背景之下,发生了创造性叛逆。     

译介学视角下的中西方《圣经》翻译

译介学把翻译看作是一种人类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它是一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研究翻译在这一实践活动中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圣经》译介虽然主要是服务于宗教传播,但《圣经》的译者在对《圣经》进行翻译的同时,有意无意地进行了创造性叛逆,从而使《圣经》为不同价值观的各国人民所接受。《圣经》翻译对民族语言的形成,包括对中国语言文学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译介学”视角的“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

根据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特征,选取相关文学翻译文本中"归化"翻译与"异化"翻译的实例,从"译介学"的视角对其进行个案分析,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即"归化"与"异化"是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特征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二者都属于"个性化"的翻译,从本质上都是对原作的"创造"与"叛逆",只是"创造"的方式、途径、程度不同,"叛逆"的方向、目的、归宿各异,从而得以从新的角度审视文学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知止而后有定——论“创造性叛逆”的学术定位

既知来处,亦知去处,止行有定,可谓知止。论文从学术背景、学术目标、学术边界三个方面对译介学中的重要命题创造性叛逆展开学理透视:在文学社会学的学术渊源、媒介学的谱系传承与当代文化转向的历史语境中把握创造性叛逆的学术基因以及宽广的社会文化视域,在文学比较与互动、文化比较与互动的学术目标中把握创造性叛逆的当行之境,从解释世界、描述现存的认知理性中把握创造性叛逆的当止之地。     

论文学翻译中的译者创造性叛逆——以《狼图腾》为例

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译者处于边缘地位,是原文和原作者的"仆人",而"叛逆"又成了翻译不可避免的本质特征之一。译介学"创造性叛逆"概念的提出确立了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地位,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文章以葛浩文翻译"狼图腾"为例,从篇章结构、语言和文化这三方面探讨了"创造性叛逆"在翻译活动中的实践。     

刍议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文章从英汉语文化背景差异、接受语环境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     

《文心雕龙》“情采”的英译及其变异研究

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刘勰论述了“情”与“采”之间的关系。用“情采”阐释“文质”,在儒家文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采”,构建了新的“文质”关系的范畴。本文从比较文学译介学以及变异学角度出发,分析施友忠和杨国斌两个全译本中关于“情采”的英译,对比两个译本在语言层面、语义层面及文化层面的差异,结合刘勰的“情采观”原义,对英语世界中“情采”的翻译及阐释进行观照,解蔽其中的“创造性叛逆”和变异现象,为建构中国文论的海外译介路径提供思路。     

国内翻译界对创造性叛逆的误读

“创造性叛逆”从描述翻译研究的角度出发,总结出文学翻译的一般规律,是特定文化、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翻译事实。然而国内翻译界不少学者在接受和运用这一概念时产生了种种误读：混淆了翻译的规定性和描述性两种研究范式;认为“创造性叛逆”脱离了实践;认为“创造性叛逆”提倡胡译、乱译,解构忠实;认为“创造性叛逆”的主体只是译者。通过对误读现象进行剖析,文章指出误读主要源于描述性和规定性两种研究范式的混淆,学者的断章取义,概念本身的表述不清及学科界限模糊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