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的词汇化及其动因

“亲身”连用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是一个“动+名”的短语结构。在句法位置改变、语义变化、韵律需要、高频使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亲”“身”语义逐渐融合,位置逐渐固定,宋代时已有成词倾向,明代以后最终成词。     

词义演变的类型和轨迹

单义词意义的演变可以分为词义的深化、扩大、缩小和转移四种类型,多义同意义的演变可以分为义项的增多和义项的减少两种类型.义项增多的结果,有的单义词变成了多义词,有的义项分化,各自独立成词,有的新义项变成常用义,旧义项逐渐消失.     

与动词义项区分有关的几个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动词义项如何区分，学界有“分布不同则义项不同”的原则。但这一原则仍存在较多问题。本文提出并详细说明了“组合多义、补语鉴别式…并列同现…配价结构”等解决义项区分问题的方法，这些方法操作性较强，可以解决动词义项区分中的许多难题。     

现代汉语形副兼类词"不定"的历时考察

文章从历时的角度考察现代汉语"不定"形容词和副词两个义项的由来,认为形容词义项的"不定"是由动词结构演化为形容词结构,之后在高频使用下粘合成词.成词后又发生进一步粘合,从而"不定"成为"说不定"等词的词内成分.副词义项的"不定"并不是形容词"不定"语法转化而来的,而是由表否定义语素"不"与表必然义的语素"定"直接通过构词法组合而成的.     

动词“打”的论元结构和句法特点

汉语动词“打”的义项繁多。它的主要义项有三：1.“用手或器具撞击物体”；2.“器皿、蛋类等因撞击而破碎”；3.“殴打、攻打”。由于各个义项的论元结构不完全相同，它们的句法特征亦有较大差异，尤其是“打”的第二个义项出现了作格动词和及物动词交替的现象，而作格动词又与被动句中相应动词的句法特点有很大区别。了解这些复杂因素，有助于“词库”理论的建构。     

缙云话的“儿”字

缙云话的“儿”字,在读音、意义、用法三个方面,跟普通话相比都有许多不同。在缙云话里,“儿”这个字有两种读音。随着读音的差别,它的意义和用法也就分为两类。当“儿”字读作“ni”时,它能单用,独立成词。读这个音的,一个主要意义是“子”或“男孩子”。在普通话里,“儿”自然不读“ni”,也不独立成词。除了“儿女”、“儿孙”、“一儿一女”等的对举格式之外,单用时就得写成“儿子”。由这个意义组成的词语,在缙云话的词汇中有不少。比如:     

论“赞”字的词汇化

“赞”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里有三个义项,均为语素义义项。从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看,这个处理似不合适。①“帮助”较稳定,是语素义义项。②“称赞”已有单独当动词、形容词、名词使用的趋势,已经发生词汇化。③“赞体”应注为词义义项。     

名词“眉目”的词汇化历程及其机制探究

复合词＂眉目＂于唐代初步成词,经过词汇化的发展,在现代汉语中发展出多个义项。文章主要探讨＂眉目＂一词在语言发展过程中凝固成稳定词项及其意义演变的过程,解释其词化机制,同时指出相关词典在＂眉目＂条释义上的不足之处。     

“症”的类词缀化及语义泛化

“症”承担着“症(證)”和“症(癥)”两个义项,由“症(證)”发展而来的“X症”成族地构成了许多新名词,被人们频繁地使用在口语及书面语中,但现有的语言研究对“症”关注很少.本文研究了“X症”结构中可替换语素“X”音节的灵活度和“症”作后缀时语义的虚化情况,对比分析了“X症”词群内部的意义差别.考证可知,“X症”中的“症”属于类后缀且语义发生了泛化;“词根+词缀”构词法的应用、社会发展与思维变化促进了“症”的类词缀化;隐喻和类词缀的强大类推潜能是“症”语义泛化的原因.     

日语“心”的多义性及其汉译考察

从认知语义学角度探讨日语“心”的多义性出发,详细分析日语“心”的三个主要义项,以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制作的语料库调查为基础,归纳总结出日语“心”的转喻义和隐喻义义项各占一半,实际用例中以表示人的思维、情感的转喻义为主。从表达形式上看,「心の中（うち）で」「心の奥（底）から」「心に」「心を」「心が（は）」的表现形式占绝大多数。汉日语“心”有许多共通语义,但汉语“心”多以复合词形式出现。因此,在翻译日语“心”时,大多译成汉语带“心”的复合名词、形容词或动词等。     

说“花朵”兼谈量词“朵”的词尾化

从汉语史的角度出发,考察"花朵"的成词过程。早期的"花朵"是两个名词连用,表达"花之朵"的意思,唐代"朵"产生了量词用法,受"马匹"、"车乘"等同类结构的类推影响,到了宋代"花朵"凝合成词,"朵"成了词尾,并一直保留到现代汉语。     

黄冈方言的后加成分"着"

在黄冈方言中,“着”可附在时间词或动词短语之后,构成具有动词性的“着”字结构,相当于“等到……以后再……”或“等到……再说”。成都方言“哆”字结构与黄冈方言“着”字结构性质相同,二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哆”、“着”都不是“再说”衍生出来的;关于“着”的来源,杨永龙（2002）所说较为可信。     

“始得”的语法化历程及动因

“始得”由非词演化为词,历经了先秦的非词结构、两汉的两义结构、唐宋的成词和高频率使用阶段以及元后的萎缩阶段。“始得”的语法化是由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内因是语义的变化,外因是高频率的使用和适合的语境。唐宋时,“VP始得”高频率出现于唐宋禅宗文献和《朱子语类》中,因其后省略了“VP2”,使其语义更为含蓄和深刻,这一特点正符合了禅宗“不立文字”和“言语道断”的要求。     

谈名词素之前的“多”

"多N"结构是由"多"与一个名词性语素或名词"N"组成的词或短语。这种结构在汉语史上的成员有消长、功能有变化。文章做了两个工作:对"多N"结构中"多"的词性做出界定,对汉语史上"多N"的功能和分布做出描写并试图解释其成员消长、功能变化的原因。     

宋代边塞词探析

真正意义上的宋代边塞词数量不多,但是词中却多用烟、霜等清冷的意象和冷色调,营造出不同于唐代边塞诗词的凄清衰飒的情感氛围和美学风格特征。在对其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反观边塞词美学风格以及词体观念的演变。宋人"诗庄词媚"词体观和孱弱的人格心理素质是形成宋代边塞词风格的原因,也是其数量少的主要原因。     

苏轼与经学

北宋学者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侧重于探讨义理，苏轼亦如此。他解经特别注重经典的原义并突出个人的见解，并以长于议论、言简义明、机智雄辩、曲为譬喻和联系时世的阐述方式深为学者叹服。他的经学思想具有民本思想的性质，所以不为封建统治者所赏识，以致理学成为中国统治思想后，苏学的学术价值被埋没了。现在，当我们重新审视宋学的文化意义时，不难发现苏轼经学思想的光辉。     

释“委照”义

“委照”一词在唐宋时期文献中习见,直到清代书面语中还在使用,而《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中并没有收录.通过词源考证可知,“委照”从构词方式上看属于动宾结构的复合词,是“垂下光芒、照耀”的意思.对“委照”一词在南朝至清代的文献中的意义演变、引申进行细致的梳理和归纳.     

元曲“量词＋儿”用法考

量词自宋至元取得进一步发展,体现为量词数目增多,可附加儿尾。通过对元曲近250万字语料的考察,共检索到138个“儿”尾量词,且元代度量衡制的单位词也可加“儿”尾,“V（＋P）-V儿”结构始见。“量词＋儿”并不构成名词,仍表示量的词汇意义。“量词＋儿”是元代北方人的一种语言习惯,体现浓重的口语色彩。     

宋代佛教石窟造像风格散论

中国石窟艺术自北魏迄盛唐,多有模仿之迹,至宋代而成为真正的佛教艺术。宋代石窟艺术的独特风格,主要表现为民族性、世俗性、含蓄端庄、重细节刻画。宋代石窟艺术在我国漫长的石窟艺术史上抹上了最后一笔耀眼的色彩。     

常用词“欺、诈、骗”历时替代考

在“欺骗’’这一义位上“诈”、“欺”、“骗”三个词有历时更替的关系：“诈”、“欺”两词在先秦已经出现,东汉以前文献中“诈”占据优势,魏晋南北朝时期口语中“欺”已经取代“诈”占了主导地位;“骗”产生于宋,明代以后逐渐取代“诈”、“欺”成为此义位的核心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