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法视野下的纠纷解决思考——以法律文化为视角

本文通过对法律文化概念的反思指出应多关注实践意义上的法律文化,将法律文化作为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并通过对乡土社会一个纠纷解决实例的剖析证实了在国家法之外.还存在其他东西左右着纠纷的解决,即文化风俗习惯等民间法的东西.     

乡村民事纠纷处理机制实证研究——以一起赡养纠纷的解决为例

我国乡村中许多带有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民间规范仍组织着社会生活,调整着各种矛盾和冲突,而在制定法试图重塑乡村社会生活时,“民间法”通过民众显示出对制定法的种种不合作,并显示出前者的力量和功能。文章以一起赡养纠纷为例,探讨我国乡村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     

论“超越法律”的纠纷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有些纠纷所涉及的社会关系没有纳入国家法律体系的范围,成为“超越法律”的纠纷,同时却又是必须应对的纠纷,要满足纠纷解决的需要而又不危及国家法治的统一性,就需要寻找一种“超越法律”的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空间,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和民间法为此提供了进路。     

凉山彝族的“民间权威”型纠纷解决模式——以社会学法学的视角

社会学法学把法律分为“书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民间权威”型纠纷解决模式主要以凉山彝族习惯法为代表的“行动中的法”为依据在运作。“民间权威”型纠纷解决模式,具有如下特点：在社会监督之下进行,程序公正;依彝族习惯法调解,以“搁得平”为原则;“一审终审”,效率高,易执行;彝族当事人自愿付调解费等。作为学者应该重视以习惯法为基础的原创智慧和本土资源。在弄清传统纠纷解决模式的基础上,去思考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互动;纠纷的现代解决模式与传统解决模式的衔接;纠纷的现代解决模式的构建等。     

民间纠纷调解中的习惯法实证研究——基于苗族的考察

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关系是当前法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法律多元理论的支撑下,学者们探讨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对立与统一,寻求民族习惯法研究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作者通过对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回龙村的调查发现,民间纠纷调解是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综合作用的过程,是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行良性互动,解决民间纠纷、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过程。     

“寨首”与“端公”:羌族社会的民间法官

在羌族的法律生活中,"寨首"与"端公"扮演着民间法官的角色,在稳定羌区的社会安定中起了一定的辅助作用。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时代背景下,羌族的民间法官应发挥他们的角色效应,展现新的价值追求,在构建"国家法律文化——传统法律文化"双向推进的法治模式中探索出一条更加有效的途径。     

论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困惑与理性定位

民间纠纷的解决事关民众生活和社会和谐,重视国家法和民间规范在现实中的紧张与互动关系,并最终使二者达成合作是务实的态度。在利益多元化时代法律不能取代其他社会控制的功能和作用,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依靠多元化的社会控制以保证其有序运行。正式和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同时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得到相应的适用,从而建立起适应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纠纷解决机制:传统与现代意义上的良性互动——以四川汶川地区为例

羌族的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富有现代价值和特点。构建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自下而上"地实现法律体系的改良和法律文化的建构,有利于实现国家法与少数民族纠纷解决机制的良性互动。     

论婚姻家庭中民事政策法律适用

婚姻家庭关系作为非血缘纽带维持的长久关系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推进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但是物质生活的极大丰盈却造成了现今离婚率不断攀升的现象,由此产生的家庭共同财产分配纠纷、孩子抚养权纠纷以及其他多种婚姻双方无法独自解决的问题也屡见不鲜。民事政策作为一种辅助法律处理日常生活民商事法律纠纷的法律措施,在婚姻家庭中同样适用。本文就婚姻家庭中民事政策法律适用情况进行讨论,同时也对民事政策法律适用进行重新的考量和检视。     

论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以宗族调解为主的传统农村社会纠纷解决方式与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纠纷解决方式有一定的差异。通过比较转型期农村社会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具体方式——诉讼与非诉讼方式,可以看出它们各有优劣,但在运作过程中却不相协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法治与自治的关系出发,一方面,实现诉讼方式与非诉讼方式的协调统一,必须要处理好法治与自治中司法权与当事人自治权的关系;另一方面,要使非诉方式在法治框架内得以有效运行,要尽量协调好法治与民间自治相对应主要依据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     

论中国亲属法的传统精神特点

亲属法作为法文化当中的重要内容,涉及到一个国家有关家庭、婚姻、亲属的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制度及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等方面的总和。以中国亲属法为代表的婚姻家庭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该社会的婚姻家庭形态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集中表现。     

西部民族地区高等院校法学教育的特殊性研究——以四川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为例

基于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其高等院校的法学教育应具有不同于中东部地区的特殊性。人才培养的市场定位不能“唯城市化”;重视少数民族民间法的研究学习,培养学生多元化的法律理念;以调整婚姻家庭、土地山林等关系的法律、法规为教学重点以及培养学生调解纠纷的方法和技巧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法律纠纷及解决机制——基于德国与美国的经验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法律规制是大学法研究的前沿议题,以德国与美国为代表的两大法律体系,分别被纳入公法规制与普通法规制的范畴。在德国,高等教育认证行为属于行政行为,高校与认证代理机构之间的纠纷属于公法争议。申诉、行政诉讼与宪法诉愿等公法救济机制,构成德国高等学校与认证代理机构之间纠纷的解决渠道。如何避免认证对学术自由构成侵害,已成为德国公法学界与实务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受联邦宪法法院大学课程认证裁定的影响,德国高等教育认证体系正在进行深刻变革与调整。在美国,高等教育认证机构具有非营利性组织的法律地位,须履行诚实信用以及基本的正当程序等普通法的一般义务。高等教育认证机构对“认证联邦化”的抵制以及高等教育机构对认证决定的抱怨或不满,构成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纠纷的焦点议题。穷尽内部救济与“司法终局性”原则,被视为美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纠纷的解决机制。德美两国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法律纠纷的解决中形成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明确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的法律地位、强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程序正义、建全高等教育质量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要启示。     

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法的历史与现实

在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立法肇始于20世纪初的民国时期。其中,解决劳动争议的方式,主要是调解和仲裁。劳动争议处理不仅注重调解和仲裁,而且仲裁往往为诉讼的前置程序。此结论可从我国制定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名称本身得以证实。为此,本文就我国劳动争议程序法的演进进行分析,以探求其发展规律。     

农村纠纷解决之困境及对策

分析了农村纠纷解决的困境及其原因,提出了使农村纠纷及时有效解决的相关对策,认为应大力加强法制与道德的宣传教育,建立完善的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只有合理、高效地解决好农村纠纷才能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调处机制问题解析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社会矛盾将在一定层面一定范围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呈现,如何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和完善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调处机制势在必行。为此,必须深刻认识建立和完善化解社会矛盾法律调处机制的现实意义,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及成因,解析化解社会矛盾法律调处机制的路径,科学立法、公正司法、依法行政,并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达到社会矛盾的法律有序调处,以从根本上、多渠道、多角度地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20世纪末以来的国际私法新问题

国际私法基本理论和制度中涉及我国的问题包括:我国的国家法律制度问题、“依法治国”与国际私法、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与国际私法、和平发展与国际私法。国际民商事交往中主要是法律运用问题,主要有:当事人的权力能力和行为能力、物权、知识产权、债权、海洋开发、婚姻家庭、继承及“一国两制”下地区间法律冲突的定性。国际私法主体、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经济贸易仲裁方面也出现了需要研究的新问题。     

对离婚案件可仲裁性的探讨

现行仲裁法将离婚案件排除在仲裁庭的管辖范围之外,这样的规定有一定的不合理性。本文从概念、特征和意义、标准出发,将离婚案件放到具体的标准当中进行讨论,从而得出结论:简单的将涉及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关系的争议排除在可仲裁性争议之外是不合理的。离婚争议中,确认婚姻关系解除是不可以提交仲裁解决,但就其他方面,即使涉及身份关系,法律也没有强制要求相关财产问题必须由法院解决,这给仲裁解决有了可能性。所以,应区别具体情况,关键看案件中具体的争议事项是否符合争议可仲裁性的标准,应当将可仲裁性的标准放到案件的具体争议性质中去判断,而不是简单地以案件类型论。     

浅析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性质及其对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法的影响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具有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机制，为WTO框架下的多边协议的贯彻执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由于WTO已经将投资问题纳入其调节范畴，WTO法律框架下的一系列协议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国际投资相关联，且产生与这些协议的争议都须适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事实上为投资争议的多边解决提供了新的机遇，它可以弥补一系列传统投资争议解决方法的不足，推动投资争议解决的“非政治化”，确保投资争议解决的公平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