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历来被人们所赞誉,其讽刺艺术形象的真实性,讽刺对象的悲喜剧结合以及讽刺技巧的多种多样,将《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推向艺术颠峰,从而达到批判封建科举制度、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目的。     

《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新探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作为一部讽刺性作品,突出的成就不仅表现在继承了明清以前小说在讽刺艺术上对比、夸张等惯用手法,还独创了讽刺艺术的新特色。在讽刺的内容、手法、以及对象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探索,单单从以往的典型性、真实性等角度来理解《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色是远远不够的。     

《儒林外史》蕴含的安徽文化特色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古典文学名著,是一部饱含酣畅纯如的讽刺艺术又蕴含着浓郁的民俗文化的长篇小说。安徽独特的饮食文化、建筑文化、语言文化等,均融在作品之中,解读《儒林外史》中这些地域文化元素,既可以看到安徽文化对《儒林外史》文本创作的影响,也可以看到《儒林外史》的成书对安徽文化的推动作用。     

客观的陈述 深刻的揭露--浅议"范进中举"中的对比艺术

本文分析吴敬梓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范进中举"一节中的对比艺术,指出小说善于在客观的陈述描写中揭示深刻主题的特点.     

《儒林外史》中的“武林外史”

《儒林外史》中许多武林人物的行为与《水浒传》中的人物有相似之处,甚至可以找到人物原型,但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武林人物却是不光彩的侠客形象。由此来看,《儒林外史》是吴敬梓对名著《水浒传》的"消解",对武侠精神的一种批判。《儒林外史》不但嘲讽了"儒林",还嘲讽了"武林",它不但是一部大的"儒林外史"同时也是一部小的"武林外史"。     

戚而能谐 婉而多讽——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讽刺小说的一部杰作。它对封建社会末期儒林中的腐朽与黑暗和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之所以刻画得入木三分,其中重要一点与这部小说杰出的讽刺艺术分不开。作家善于将日常社会生活普遍存在的各种现象,加以集中概括与提炼,典型地再现了生活的真实,从而达到"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艺术效果。     

《儒林外史》的谎言世界

谎言是《儒林外史》表现人物心理的手段。谎言折射出儒生、市民共通的社会心理 ,社会提供的环境成为了儒生生存的困境 ,从而我们可以更深刻地去认识儒生的个体心理。在艺术上 ,谎言在不经意之间将讽刺引向了儒林及其生活的环境 ,尖锐而深刻     

《歧路灯》主题百年研究述论

《歧路灯》研究百年,有关主题探讨曾是多年的热点,先后有"道德小说""人情(或世情)小说""教育小说""‘败子回头’小说""成长小说""家庭(家族)小说"诸说。《歧路灯》主题研究的无果之果,加深了对《歧路灯》的认识,提升了《歧路灯》的地位,扩大了《歧路灯》的影响。其众说纷纭,争持不下,是《歧路灯》已入为"四大奇书"、《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名著之列的一个突出标志。     

谈金本《水浒传》对《儒林外史》叙事的影响

《水浒传》对《儒林外史》的影响,是早有共识的,但是清代的评点家对此都语焉不详.鉴于此,文章从首尾结构、人物设计和特殊情节叙述三个方面探讨《水浒传》对《儒林外史》叙事的影响.而结合《水浒传》在清代流传情况及具体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金本《水浒传》对《儒林外史》的影响更为具体直接.     

论《儒林外史》中匡超人的性格转变历程

《儒林外史》以讽刺的笔法展现了明代中叶形形色色的士林人物,由于作者吴敬梓运用片断式的结构来组织小说,所以文中绝大多数人物的性格呈现单一化的特征,缺乏丰富性和完整性。但笔者所论的匡超人则属例外,吴敬梓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具体描绘了一位青年儒生的发展变化乃至堕落的历史,极为发人深省。     

李鸿章与《马关条约》

传统观点认为,李鸿章参与了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谈判,签订了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因而是“汉奸”,“卖国贼”,其实李鸿章在《马关条约》签订过程中的表现,无疑也显现出其忠君爱国思想。     

民俗对鲁迅创作起源论的影响

创作的起源问题是创作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在创作的起源问题上,鲁迅先生主张创作起源于"劳动说"。然而在不同的场合,除却"劳动说"之外,他还提出过"神话说"、"宗教说"、"休息说"等说法。在这诸多不同的创作起源说中,有一点必须给予特别强调,那就是这几种说法,不管它们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区别,却都与民俗保持了一种至密的关系。     

刘咸炘《四史知意》的史学批评理论

刘咸炘是民国史学上一位卓有成就的史学家。刘咸炘在《四史知意》中重点探讨＂前四史＂的史意,反映了他对古代史学理论的认同与实践。刘咸炘批驳＂无中生有＂和＂我注六经＂式的评论,在批评原则上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刘咸炘不仅评论＂前四史＂,还评骘了历代学者关于＂前四史＂的评论,形成了双重批判的特点。他的论著和思想对于20世纪初期轻视传统史学的不良风气有针砭的作用,这是刘咸炘对民国时期史学批评的贡献。     

谈所谓“××现象”及“郭沫若现象”的“偏至”——纪念郭沫若诞辰110周年

80年代出现的所谓“思想进步,艺术退步”是现当代文学发展中带有“偏至”性的“普遍化現象”的批评,是一种“偏至”批评。对被指责的所谓“老舍现象”、“茅盾现象”有其片面性。对被重点指责的所谓“郭沫若现象”,作者认为应根据广义的“诗学”原则认识郭沫若创作发展,他不仅在初期以诗歌《女神》显示出文学“高峰”地位,而且在中后期又以历史剧显示出文学“高峰”地位。对其中后期诗歌也应实事求是评价。     

前诸子时代的传播思想探析

前诸子时代的传播思想非常丰富。对传播活动的认识上,人们认为传播活动能够传达各种信息,语言能够揭示传播者内心的感受,以及他对各种事物的认识、看法和评价;通过语言传播,可以对民众进行教化,对子弟进行教育,或者向其他国家推行本国的文化;一个人的言语还可以表露一个人的品质。他们提出了"慎言"和"三不朽"的传播思想,认为只要在德行、事功、言语之任何一方面有所建树,都可以使自己虽死犹生,虽久不废,达到不朽。而言语又是反映德行的重要途径,是建立事功的重要工具和能力。关于舆论,栾武子提出的"善钧为众",邵公提出的一套理想化的传播秩序和传播体系,都是值得注意的传播思想。非语言传播也受到人们的注意,有人还形成了一套理论,如单襄公认为把一个人的"步言视听"结合起来考查,就能够得到比较准确的信息。此外,前诸子时代的人们已经注意到了受众问题,如"直不辅曲,明不规闇"的思想等等。     

论虎关师炼陶渊明"傲吏说"

日本五山时期著名诗僧虎关师炼在其所著《济北诗话》中,批评渊明之诗非“尽善尽美”,“不可言全才”,责备渊明之行“是为傲吏,岂大贤之举乎”。其论陶诗求全责备,已失之偏颇;论陶行“是为傲吏”、“非大贤矣”,尤为偏激之论。虎关之渊明“傲吏说”与中国儒家的出处进退观、中国传统的“傲吏”观乃至中国人的陶渊明观皆大相径庭。渊明“是为傲吏”与其自身“固穷节”的人生定位及其耿介傲然的性格特质有关。渊明诗文早在千余年前就已流传东瀛,深受日本人民爱敬,也曾给予日本汉诗以独特营养,虎关此说在日本学术史上只是偶见的一例。然而,因为民族性格、文化底蕴等方面的诸多差异,日本汉学者、汉诗人对渊明其人其诗的体悟与中国人相比有时终不免有一点儿“隔”。     

"在""无"之辨--试论海德格尔早期形上姿态

海德格尔并不反形而上学.围绕"存在"与"无"的关系,他论述了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认为"存在"是"常住的在场"."无"是没有"存在者"的"常住在场",是"存在"的."无"是"存在者"展现自身的背景.通过"哲思"与"诗思"才可把握"无".这一形上姿态把被遗忘的"存在"拉到了人们面前更为彻底.其深邃的思想为形而上学(哲学)开辟出新的领域,对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了启迪作用.     

也说"罢官"与"弃官"--与李宇林等先生商榷杜甫离开华州任的原因

在历史典籍中,"罢官"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当事者主动辞掉官职,一是当事者被免除官职.杜甫的离职属于前者.杜甫离职的原因既不是由于"荒怠政务"被惩处,也不是由于"身患疟疾"难以为任,而是由于对肃宗的彻底失望.     

张宝《泛槎图》的图文互动与龙脉景观

《泛槎图》是成书于道光年间的一部自传体的木刻画集,以图像的形式记录了清代画家张宝的游历人生。他在纪游过程中亲绘各地著名景观103处,并请名流文士和王公巨卿题咏,后又经张太占、刘文楷刊刻成集。考察其写作缘起和成书过程后发现,《泛槎图》的图文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正是基于图文之间的互相启发,张宝在纪游过程中不断修正叙事策略,最终在纪游路线上建构出一种宏大的龙脉景观,成为理解明清文人画家思想的窗口。     

李二曲与天水学者的交往及影响

李二曲是清代前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的人格和学识为世人仰慕.关陇学者多从他受学.他与天水的小泉先生周蕙,秦安的溪岩先生蔡启胤及其弟琴斋先生蔡启贤有密切的交往.在<二曲集>中,二曲先生亲撰<观感录>为小泉先生立传,亲撰<秦安蔡氏家传><答蔡溪岩隐君书>等.李二曲作为关学的一代宗师,对关陇学者的影响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