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效应：基于广东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立足于省域视角,关注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绿色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为有针对性地诊断区域绿色发展状态、强化靶向施策提供参考。首先,基于对绿色发展内涵和外延的分析,构建发展过程与归旨相统一的绿色发展框架,进而建立兼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和增进社会和谐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政策协同视角,利用2006—2019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按广东省全域、珠三角地区、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发展区分组,考察其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及二者交互的绿色发展效应、区域异质性和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显著增强广东省全域和珠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水平,但对沿海经济带和北部生态区尚不见明显的促进作用;环境规制不仅直接影响区域绿色发展,还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绿色发展关系存在差异化的调节效应,即沿海经济带与北部生态区环境规制促进产业结构对绿色发展的正向影响,但在珠三角地区则相反;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门槛变量的单一门槛,当产业结构处于低水平提升阶段,适度的环境标准有利于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当产业结构处于高水平提升阶段,绿色发展水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而下降。由此得到推动广...     

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为推动我国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以长江经济带为对象，将环境规制与工业集聚同时纳入研究框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测算108个城市2003—2017年的工业绿色经济效率，探究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空间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环境规制在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负向作用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影响趋势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呈现出负向影响逐渐减弱甚至由负转正的效果，且这种逆转效果在下游地区更为显著。由此，提出长江经济带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要引导工业合理布局和有序聚集，继续采取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并注意配套结合，推动下游地区各类创新要素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以及在引进外资时提高环保准入门槛等发展建议。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贸易绿色技术溢出门槛效应研究

利用我国30个省份2008~2017年的数据,构建Super-SBM模型测度各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而利用门槛面板模型,以环境规制和产业集聚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溢出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效率值来看,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严重,东部地区的效率值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2)从门槛结果来看,贸易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溢出显著存在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的“双门槛”效应；(3)从作用机制来看,环境规制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溢出的“挤出效应”逐步转为“激励效应”,影响由负变正且作用逐渐增大；产业集聚下的贸易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N”型关系,仅当产业集聚水平跨过第二门槛时,影响显著为正；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为显著的直接推动作用和间接门槛作用,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仅表现为间接门槛作用。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在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的绿色创新效率基本保持稳定,长江下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加强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限制污染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从而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进一步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3)在不同FDI发展区间内,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存在双门槛效应,跨过第一门槛值8.293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由促进作用变为抑制作用,跨过第二门槛值11.695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又再次变为促进作用。     

双重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变迁——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中国2007-2018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科技创新、双重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结果显示：正式环境规制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呈“U”型特征,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影响不一;科技创新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体现在高级化而非合理化上,并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正式环境规制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分组研究结果表明：双重环境规制、科技创新的产业结构变迁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门槛模型显示：正式环境规制会由于科技创新水平高低变化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不同影响。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中国沿海城市系统GMM的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环境规制能否推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从正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入手,本文采用沿海33个城市2007-2016年动态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沿海城市的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U型关系,拐点值为0.4452。当环境规制小于拐点值时抑制产业结构升级,当环境规制越过拐点值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整个沿海地区环境规制已经越过拐点值。但是不同区域环境规制拐点值不同,其中东部沿海环境规制的拐点值最高。非正式环境规制中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力资本能够显著促进沿海产业结构升级,人口密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负向作用,其显著性存在区域差异性。技术创新有效推动了沿海产业结构升级;外商投资阻碍了沿海产业结构升级,对北部和东部沿海的阻碍最明显;贸易水平对南部和东部沿海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构建中介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影响下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空间非均衡性;加强环境规制对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FDI在其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FDI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N形"非线性关系.     

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市场一体化的中介效应

为系统梳理双向FDI协调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路径与机制,利用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长三角38个城市2011—2020年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向FDI协调可以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且这一作用的部分效应是通过市场一体化的中介效应实现的,同时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产业结构均能有效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在跨越市场一体化、环境规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门槛变量后,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显著提升。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异质化条件下,双向FDI协调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趋势,当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至较高水平时,环境规制的影响将逐步超过双向FDI协调。     

环境规制对碳减排的作用路径及效应——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如何实现碳减排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采用2000—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法分析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作用路径,得出环境规制对碳排放不仅存在直接作用效应,还会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这一路径间接地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下产业结构调整对碳排放作用效应的区域异质性以及地方政府晋升锦标赛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应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水平越高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碳减排效应越显著;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得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与碳排放量呈倒"U"型;以FDI作为门槛,得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与碳排放量呈"N"型。据此对我国利用环境规制实现碳减排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FDI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采用我国2000—2014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从FDI及其与环境规制相结合的角度实证分析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对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相应门槛时,其能有效促进技术创新;环境规制会抑制FDI技术溢出效应,对技术创新产生间接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政府应结合不同地区的现状,有针对性地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制定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以此显著提升地区技术创新能力。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双赢的帕累托最优区域研究——基于中国35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2006～2015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线性和非线性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呈倒N型曲线关系和双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当环境规制处于两个门槛内的帕累托最优区域时促进技术创新,实现创新与绿色的双赢。规模效应与人才集聚也推动技术创新。基于此,政府应差异化地制定环境政策,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快人才资源积累,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高强度的环境规制真能促进技术创新吗?——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以往研究不论是否支持"波特假说",但一个政策共识都是需要加大环境规制强度,以此促进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真是线性关系吗?为此,首先利用我国1992-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别从全国与地区层面判断我国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而利用非线性门槛面板模型实证研究我国环境规制和技术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地区差异,"波特假说"在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难以支持,而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则得到了很好的支持。这种地区差异主要是受到环境规制强度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创新之间呈现"U"型关系,只有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波特假说"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重门槛,GDP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能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做出合理的解释。     

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推拉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在城镇化进程中,能源消费以及碳排放问题越来越突出。协调好城镇化与能源消费的关系,在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同时控制能源消费合理增长,对于中国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SYS-GMM）和门槛效应模型,分别从需求侧和供给侧检验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推拉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不同阶段城镇化影响能源消费的变化规律及传导机制。结果发现：①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具有推拉效应,且随着城镇化由低级阶段发展到更高阶段,整体推拉效应逐渐减弱;②城镇化影响能源消费的主要传导机制为：在需求侧,劳动力参与率提高能够拉动能源消费,而人力资本集聚度和总抚养比的上升抑制能源消费;在供给侧,产业结构调整推动能源消费,技术创新水平和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抑制能源消费;③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存在门槛效应,且在不同的门槛区间内,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传导机制存在异质性;④根据中国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实证比较发现,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的推拉效应在城镇化中低阶段存在差异,而在城镇化高级阶段趋同。中国能源消费压力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对外贸易水平提高和环境规制政策不完善。未来政策的重点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推进外贸优质发展;加强能源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完善政府环境规制政策。     

水产品贸易对渔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基于中介模型与门槛模型的检验

识别水产品贸易影响渔业碳排放强度的机制与效果,是促进渔业低碳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3个维度探讨水产品贸易影响渔业碳排放强度的机制与效果以及渔业人均收入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①水产品贸易对渔业碳排放强度具有较强的直接促进效应,总体上提升了渔业碳排放强度。②在收入门槛约束下,水产品贸易与渔业碳排放强度间呈倒“U”型关系,收入处于高门槛区间时,贸易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抑制作用。③渔业规模扩张、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技术提高及要素禀赋都能有效降低渔业碳排放强度;环境规制对渔业碳排放强度影响的有效性存在阈值,过强的环境规制会出现“越规制,越污染”现象。因此,应加快转变水产品贸易增长模式,优化渔业产业结构,推动开放式渔业技术创新;并在充分考虑地区差异的基础上合理掌控渔业环境规制力度,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渔业减排责任。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201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运用熵值法对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进而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另外，进一步设定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发现，当以命令控制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随着其加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影响程度提升。当以投资型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并跨过门槛时，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降低。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与环境规制的类型密切相关，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持政策需要与严格且恰当设计的环境规制相结合才能有效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     

绿色税收视角下产业结构变迁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

从绿色税收视角探讨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的关系,有利于制定控制碳排放的财税政策,助力绿色发展转型。本文首先测算出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CO₂排放量,在扩展STRIPAT模型基础上,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绿色税收下产业结构变迁的碳排放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并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产业结构变迁会显著影响中国CO₂排放总量,绿色税收对其影响具有门槛效应;②在达到门槛值之前,绿色税收有效地促进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碳排放的影响。跨越门槛值以后,绿色税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作用出现差异。一方面,绿色税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碳减排机制仍具有促进效应,但相比达到门槛值之前,作用有所降低;另一方面,绿色税收表现出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碳排放效应具有抑制作用;③部分省份的绿色税收强度在2009年后跨越了门槛值,消费税改革可能是这种变化出现的主要原因。基于实证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信息化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26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

信息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明确三者间关系,基于2001-2016年中国26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信息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同时利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信息化能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随着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和高级化,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升,但这种提升效应是非线性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随分位数的提升而减弱,而产业结构高级化随之增强。同时,信息化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而通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影响。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四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了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四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基于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的角度分析

基于2004—2013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广义据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并采用面板门限模型,检验在环境规制约束下的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区间。研究发现,自主研发行为有助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一期的技术引进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在环境规制约束下,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槛值时,技术进步会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门槛值时,技术进步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不存在明显作用。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4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发现,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4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实施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