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诗歌艺术的独特性新论

徐志摩诗歌的艺术成就,在于他将性灵、意象、意境、韵律共同组成其诗歌的艺术整体,这使他的诗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在中国新诗的发展里程中,他在探索诗的性灵美、意象美、意境美、韵律美等方面,取得了前人没有的成就,作出了同代诗人未能作出的贡献     

袁可嘉诗歌批评的现代主义特性

20世纪40年代,作为九叶诗派的理论代言人,袁可嘉以“新诗现代化”为目标,论述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课题。在诗歌与现实的关系上,他主张间接现实观,通过主体对真实感受和复杂的意识作用,转化为诗性经验并通过技巧与形式凝定于诗歌文本。对诗歌文本,强调诗人思想知觉化,实现知情与感性的统一,实现从主情向主知的审美变化。他要求诗人自觉接受现代文化的复杂性,处理这种复杂情绪时应有给它们适当安排而求得平衡的艺术个性,在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之间形成一种张力。这些理论观念,在诗歌实现本体艺术完美与关注社会人生的融合上,在继承中国新诗传统和吸收西方最新诗潮上,为传统诗歌创作和批评所欠缺的现代性作出了可贵探寻,为中国现代新诗创作和批评纳入与世界文学同步发展的轨道作出了独到的理论贡献。     

辽阔的黑土地 ——绿原诗歌美学论略

绿原的诗歌美学广博而又深刻，其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这些见解既是他在这个领域不断探索的科学结论，也是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创作经验的总结。绿原的美学观是唯物的，也是辩证的，能经受历史和现实的检验；其诗歌美学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为推动新诗的发展，促进新诗的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印度诗歌及泰戈尔对我国新诗诗体建设的影响

学界通常认为新诗是西洋诗歌的横的移植，忽视东方诗歌，特别是印度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事实上以泰戈尔为代表的印度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较大。它不仅是新诗革命的潜在动力，还较大地影响了新诗革命的态度、新诗的形态及新诗的诗体方式，小诗体正是泰戈尔诗歌直接影响的结果。泰戈尔的做人方式和作诗方式对郭沫若、冰心等人的影响较大。他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他的强调诗的哲理性的诗现和散化式的诗体方式，对中国新诗诗体的建设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时代潮流和诗歌翻译等原因，中国新诗人也误读了泰戈尔，以为他写的都是无韵诗。     

论闻一多新诗批评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核

闻一多先生“新格律诗”理论的倡导及其新诗批评，在确立现代新诗的艺术形式与美学原则方面，为世人所瞩目。究其本质，闻一多的新诗理论及其创作并非“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譬儿”，在他的诗歌观念中，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事实上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基础内核。其诗歌“三美”的倡导，是传统诗歌理论基础在美学方向上的发展，是现代诗歌审美理念的建立；他对新诗的批评乃至对某些诗人、诗作的否定，以及诗歌创作以“时代”、“民族”为经纬的倡导，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歌观念在新时代的发展与更新。     

正本清源论新诗--黄钢《新诗艺术》漫评

新诗自诞生以来 ,一直缺乏对其用中国传统诗歌理论来研究。《新诗艺术》则从中国传统诗歌审美要求 ,新诗艺术范畴等角度论证新诗。     

生命与诗风雨同舟——苗雨时诗学论

苗雨时是新时期河北诗坛重要的诗歌理论家。30多年来,他追踪新诗潮,创构生命与符号诗学,撰写河北当代诗歌史,探索诗歌现代性的艺术构成,培养了大批青年诗人,为河北诗歌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省内外有广泛影响。     

论徐志摩诗歌的戏剧化特质

戏剧化是新诗现代化的方向,徐志摩在新诗戏剧化方面做了尝试,引入了戏剧性场景、戏剧性结构、戏剧性诗学观念和戏剧性对话等,努力探索现代诗歌的戏剧化体式,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艺术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远取譬”与鲁迅对冯至的评价问题

冯至因为鲁迅的评价而声名鹊起。鲁迅对冯至的评价来源于他本人对中国新诗的整体认识,也来自鲁迅内心深处的艺术期待。从这个意义上看,冯至的诗歌表现很好地符合了鲁迅的思想认识。冯至和鲁迅一样,是在中国诗歌传统的欠缺处开始新的思考的。他通过"远取譬"的艺术方式推进了艺术的自我更新,这样的努力无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     

闻一多文体论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闻一多先生克服了诗歌创作中的浮躁现象，不仅创立了极具民族特色的新格律诗歌文本模式，而义还在新诗的戏剧化文本模式上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当前，研讨闻一多的诗歌文本体式对推动新诗形式的民族化、多样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