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辨”对中国审美文化的影响

“言意之辨”不仅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 ,在中国古代审美心理的形成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中国一系列独特美学范畴的逻辑起点 ,“言意之辨”逐渐发展成一种方法意识 ,继续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和民族心理。     

论玄学"言意之辩"的宗致及其对古代文论的全方位影响

在中国文论史上,以突出文学形式锤造为特色的魏晋南北朝文论,实现了一次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突破。促成这次理论突破的,除“文学自觉”的经验基础之外,“言意之辩”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言不尽意”、“言尽意”虽宗致顿殊,但不是针锋相对的两派,而是在互不相干领域里进行的平行探讨。“言意之辩”对古代文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言不尽意”论唤起了文学对语言局限性的警觉,“言尽意”论坚定了文学“立言不朽”的信念,“立象尽意,得意忘言”论提升了文学运用语言的境界。“言意之辩”对古代文论的全方位影响,在陆机、刘勰那里得到了最突出的表现。陆机为古代文论的理论建构找到了一条“意、物、文”的贯穿线索,刘勰始终把“文学语言运用经济学”置于文学理论的中心位置。     

言意之辨源流说

言与意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涉及到语言哲学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困扰哲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的问题。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就曾兴起过长期的言意之辨。言意之辨的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先秦诸子的名实之争就可以看作是言意之辨的历史源头。孔子云：“必也正名乎卜…··名不正，则言不顺；……”，“名”也就是“语词、概念”，指出了“言顺”的前提是“名正”，首先要求说话人作到“言称物”，如果’‘言不称物”或概念不清则在表达时就会言语不畅达。儒家很讲究“言有物”、“言而当”、“修辞立其诚”。郭绍虞也…     

试析孟子“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作为儒家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千百年来从未丧失过其独特的吸引力,至今仍是值得思考和探讨的命题。在诸多对“义利之辨”的讨论中孟子无疑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他的义利思想不仅正式将“义利之辨”推上伦理思想史的舞台,更是对后世学者对义利关系的讨论有着重要影响。从讨论孟子“义”、“利”含义着手,通过对其义利观内容的解读和对义利观背后矛盾的考察,厘清孟子“义利之辨”的原本思想脉络。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开幕词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７日至２１日在我校举行。这是由我校中文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中外文化文艺理论学会联合举办的一次学术盛会。钱中文、霍松林、张少康、杜书瀛、陆贵山、蔡钟翔等来自全国各地的４０多名文艺理论界知名学者与会，共同就如何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处境，如何看待传统以及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会议收到论文３０多篇。本刊将从本期起陆续选发其中的部分优秀论作，交流此次会议的研究成果，以推动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本刊也欢迎全国文艺理论界的学者惠赐探讨这一问题的论作。来稿请直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文艺组     

论传统武术中的“气”

“气”是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气论的形成对中国传统武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试图用现代科学知识对武术运动中的气论加以解释,阐明气论在武术中的应用,及气与武术之美的关系。     

“兴”论爬梳——古文论笔札之一

在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赋、比、兴”是出现甚早,影响又很深远的一组诗论范畴。其中,“兴”的含义格外复杂,历代的解释纷坛多变,因而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认为“兴”的含义最为“缠夹”。应当说,“兴”的含义如此复杂、多变,其原因既在于理论认识的多层面性与不断深化,又在于中国古诗不断发展带来的诗歌现象的丰富性。     

浅析先秦诸子关于“气”的审美思想

“气”是中国古代哲学、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关于“气”的思想历史悠久、内蕴丰富,贯穿于中国绵延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对中国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有的学者将中国传统文化称为“气文化”或“气感文化”。本文拟将先秦诸子关于“气”的审美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和分析：老子首先将“气”纳入哲学范畴;其后,孟子和庄子较早在审美意义上使用了“气”范畴;管子和荀子的气论思想也在气论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神思”与形神之辨——对刘勰“神思”论心理机制的考辨

一在刘勰之前,用以标示文学艺术创作思维活动的“神思”这一概念,早已产生且为人们所习用。但“神思”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前人则很少论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研究的是刘勰。刘勰用来说明“神思”心理机制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古代的形神理论。大家知道,形神之辨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先秦开始,历两汉魏晋直至齐梁,中国思想界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极其复杂而激烈的研讨辩论和斗争。从研讨的范围来看,涉及哲学、宗教、     

“味”与美感

西方文艺鉴赏论排斥“味觉”的参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则大量地出之以味觉体验的形式,其背后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     

刘勰圆论思想及其产生要素的文化解析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系统的圆论思想,涉及到作品论、创作论、接受论等方面。这一圆论思想是与中国古人的圆形崇拜、古代哲学的圆形思维有紧密联系。同时,刘勰在儒家、道家、佛家圆论思想的基础上整合创新,创造出系统的圆论思想,对后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魏晋“四本才性”之辩述略

本文较为系统地探讨了魏晋“才性之辩”的内容特征,哲学倾向及理论意义,认为这场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从传统天人模式向以人的理性自觉为主题的魏晋精神的转机;才性“合、同”论与“异、离”论分别反映了“士”阶层中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们的思想要求,表现出不同的哲学倾向;其思维的共同取向,是把汉末“清议”中“臧否人物”的具体评论推向对鉴识人物的抽象标准、原则的本体探讨。     

“兴会”说新探

“兴会”说是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的核心,是中国古代文论家对文艺创作构思活动中灵感现象的描述.中国古代哲学在自然观和认识论方面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由此,形成中国人重视直观感悟和直觉体悟的传统思维模式.同时,传统思想极为强调主体的道德学识方面的修养.而中国古代艺术灵感论——“兴会”说,则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产生的.     

摹仿说的嬗变略谈

摹仿说是西方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文艺理论,是古代理论家对艺术与自然审美关系的理论概括,它贯穿整个艺术的发展史,它的嬗变,推动着艺术的多样化和深化.     

试析孟子“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作为儒家伦理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千百年来从未丧失过其独特的吸引力,至今仍是值得思考和探讨的命题。在诸多对"义利之辨"的讨论中孟子无疑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他的义利思想不仅正式将"义利之辨"推上伦理思想史的舞台,更是对后世学者对义利关系的讨论有着重要影响。从讨论孟子"义"、"利"含义着手,通过对其义利观内容的解读和对义利观背后矛盾的考察,厘清孟子"义利之辨"的原本思想脉络。     

“形似”舆“神似”

“形”与“神”是中国传统美学的两个重要理论范畴。“以形写神”涉及到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关系、艺术审美评价标准等文艺理论问题,约略追溯“形似”与“神似”这对术语的产生和发展,探讨一下形神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对艺术的真实性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对艺术的审美评价标准有更为准确的把握。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的"虚实"问题

真实与虚构以及二者之问的关系是小说理论中的重要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古代相关理论的追溯与爬梳，探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关于真实性与虚构性的问题，并由此总结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虚实”范畴的内涵。     

《文选》与《文心雕龙》的关系辨析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主要的文艺理论著作,而萧统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作品总集。许多学者认为作为萧统通事舍人的刘勰在文学理论方面对《文选》选文有着很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辩证地去讨论。     

论苏轼的语言观——兼中西诗学语言观之比较

苏轼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影响至为深远的人物，他不但以其丰富的创作实践铸成古典诗文的又一个艺术高峰，还以其精譬的理论观点尤其是“有道有艺”、“忘声忘笔”等诗学的语言观，给后人以无穷的启示。随着二十世纪文艺美学研究领域内的语言学转向，对语言形式的强调，对语言结构的研究逐渐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内容。本文欲从结构主义诗学语言批评的角度，以简·穆卡洛夫斯基“诗的语言的突出”为参照，对苏轼的语言现进行一次有意义的中西诗学阐释和比较。     

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特质

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理性积淀和内在体现,代表了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最高水平。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条件,而在近代以前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亦无机缘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因此,中国古代哲学在历史上具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质,即立足现实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以辩证思维方式解决人与世界之关系问题;探讨社会人生以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以独特的表达方式阐述对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