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闻一多对新诗规范化和民族化的独特贡献

闻一多发起的新诗格律化运动,确立了新的艺术形式和美学原则,使新诗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同时也使之接上了中国古典诗歌优秀传统的源流.闻一多所提出的"理性节制感情"的美学原则与新诗形式格律化的主张,既是新诗规范化的步骤,又是新诗民族化的途径,两者是合而为一的.这是闻一多对新诗发展的独特贡献.     

论闻一多新诗批评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核

闻一多先生“新格律诗”理论的倡导及其新诗批评，在确立现代新诗的艺术形式与美学原则方面，为世人所瞩目。究其本质，闻一多的新诗理论及其创作并非“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譬儿”，在他的诗歌观念中，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事实上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基础内核。其诗歌“三美”的倡导，是传统诗歌理论基础在美学方向上的发展，是现代诗歌审美理念的建立；他对新诗的批评乃至对某些诗人、诗作的否定，以及诗歌创作以“时代”、“民族”为经纬的倡导，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歌观念在新时代的发展与更新。     

新诗的“自由化”与“格律化”及其他─—论郭沫若闻一多诗美主张和创作表现的异同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和闻一多因其个性特点,对诗之精神的理解和对诗歌创作的态度不同,而形成了二者美学追求上的显著差异。前者认为新诗创作应追求“自由化”,并强调感情的“自然流露”是创作的真谛;后者则主张新诗创作必须讲究“格律化”,并认为“相体裁衣”才是好诗产生的基础。这种差异也使他们在诗歌创作的风格上运然不同,前者倡导平民意识,后者强调高雅追求。同时,二者的诗歌创作,无论是表现手法还是创作方法乃至构思特点,又表现出某种一致性,并都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这种现象表明,无论在何种理论指导下进行艺术创作,也无论倡导何种艺术风格,只要炉火纯青到情思与意境的浑然一体,就能够创作出不朽的艺术作品。郭沫若与闻一多之间的论争与创作追求的异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文学思潮变迁与闻一多的诗歌创作

闻一多倡导新诗的格律化，标志着新诗开始整合与古典诗词的关系，走向了诗艺的自觉。闻一多从浪漫主义的直抒胸臆转向通过意象来间接地抒情，使诗趋向凝炼。在浪漫主义诗风经过格律化运动再向现代派诗艺前进的过程中，闻一多广泛吸收了西方诗歌艺术的营养，超越了他自己大力推动的格律诗派，而且他是整个这一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人物。     

闻一多徐志摩“三美”艺术追求比较

“三美”理论（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出自新格律诗派主将闻一多的《诗的格律》，它是新格律诗派追求诗美和创造诗歌新格律的理论主张。《诗的格律》中强调：“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而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棋不能废除规矩，诗也就不能废除格律。”‘之美”准则的倡导，得到徐志摩、朱湘、陈梦家等诗人的积极响应，他们努力实践，各自腾挪变化，斟酌创新，创作出大量内容与形式臻于完美的诗歌，纠正了当时诗歌创作语言赤裸到近乎白话，形式自由到近乎散文的不良现象，对新诗发展作…     

卞之琳的新诗格律理论

卞之琳是在格律新诗的创作和理论方面都有重大贡献的诗人。本文试图从卞之琳历年关于新诗格律的论述中总结出其新诗格律理论的主要观点,并把它放在新诗格律理论探索的历史上给予评价。卞之琳的新诗格律理论既继承了闻一多、孙大雨新诗格律方案中以音尺（闻一多称“音尺”,卞之琳称“顿”,孙大雨称“音组”）为新诗节奏单元的核心意见,同时又扬弃了闻一多格律方案中的机械论因素和孙大雨的本质主义倾向,使这一方案更加符合现代汉语声韵和节奏的内在规律。卞之琳先生对新诗格律理论的突出贡献还在于区分了汉语诗歌的哼唱型节奏和说话型节奏,并首次阐明了这一区分的语言学依据。卞之琳认为,我国古典诗歌的节奏主要是哼唱型的,新诗则主要是说话型的。这一看法实际上从理论上分别了新诗和古典诗歌两种不同的节奏模式,同时肯定了说话型节奏作为自由诗和格律新诗共同的音乐（节奏）性质,为形成统一的新诗音乐性理论提供了可能。     

论徐志摩诗的艺术美

“我们的大话是:要把创格的新诗当一件认真事情做.”这是徐志摩在一九二六年《晨报·诗刊》创刊时说的话.徐志摩一生在诗艺探索上是个有心人,在创作中不断地创格、创新,追求诗美.在新月诗派形成之初,他与闻一多等人为在中国建立一种“创格的新诗”孜孜不倦,不遗余力.徐志摩和闻一多对新诗有许多一致的见解.闻一多认为作诗是出于诗人的“至性至情”;徐志摩也认为诗是诗人“个性的表现”,感情的升华,来不得一点儿虚假.闻一多提倡诗的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徐志摩则认为“新格式与新音节”是创造诗的形式美的要点,并认为诗“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性质的”.当闻一多的格律说在诗坛上开始出现形式主义的     

论闻一多诗歌的形式美

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史上,闻一多是一个标志着新诗由初创期进入成熟期的重要诗人。他以爱国情思为凝聚点,以追求诗美为驱动力,变革新诗的艺术形式,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诗歌是语言艺术中的“高层艺术”,是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存在。它对艺术形式(包括格式、韵律、     

闻一多与新诗

闻一多是新诗诗人中有杰出成就的一位,他创作了<红烛>、<死水>等思想境界高,艺术水平杰出的大批优秀新诗作品,理论上也有杰出建树.他是一个非同一般的爱国诗人,对艺术精雕细刻,精益求精,倡导新诗格律,为新诗艺术建设起了开拓性作用.他对新诗艺术的贡献,在新诗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爱国旋律

★点击名篇之一:一句话闻一多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这话叫我今天怎么说?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诗人资料盒:闻一多(1899-1946),现代著名学者、诗人。他致力于研究新诗格律化的理论,在论文《诗的格律》中,他要求新诗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著有诗集《红烛》…     

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回顾与前瞻

现代格律诗与自由诗共同创造了百年现代汉诗的辉煌。现代格律诗诞生于草创期白话新诗过于散漫随意、放纵情感泛滥而彰显诗艺粗疏的20年代初期,它是自觉从诗的本体出发重新面对诗歌的形式和语言要求的现代性追求和诗艺提升的探索。其产生发展演变的漫长历程,伴随着几代诗人和诗论家的艰辛跋涉和拓殖,他们肩负着新诗艺术建设的责任,提出独到诗观并以卓有成效的艺术实践,使现代格律诗在今天获得广泛认同并在新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有句无篇"到"兴象玲珑"——"当下"的审美感兴对山水诗意境创构的意义

中国古代山水诗的意境创构,在唐代达到了完善,这是因为唐代山水诗人普遍采用“即目入咏、临景构结”的方式进行创作。“当下”的审美感兴使情景融合为一,自成完善的系统,更使诗人通过瞬间的直觉把握到事物完整的、真实的感性存在,从而在诗歌中创造出纯净浑融的意境。     

现代诗学中的诗歌本质特征论

中国现代诗论中存在着许多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反映了现代诗人探索诗歌特性的各个侧面,主要有“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生活着,故我歌唱”,“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诗是经验的传达”和“以哲理做骨子”等五种命题。对这些诗歌本质论的清理与论述,对于现代诗学体系的建立和当代诗歌艺术的发展不无重要意义。     

闻一多新诗理论的正名旧诗倾向

闻一多新诗理论在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全面欧化的情况下诞生,其要纠正的自然是新诗发展的偏颇,从而达到一种审美的自觉。但又不能否认的是自由诗也是诗,不乏审美价值,直到现在它依然是当代诗歌的主导形式。其新诗理论重新重视格律诗,强调诗歌之建筑美,必然导致旧体诗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凭着对祖国深沉的爱,再加上对西方有关格律和形式诗论的有意剪裁式借鉴,不难看出他在有意无意中重新唤醒了中国古老诗歌的魅力,找到古典诗歌和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所在。     

从腺胧诗到新生代诗--"新时期文学"回叙之二

“朦胧诗”的崛起是新时期诗歌运动中最重要的事件。“朦胧诗”这一指称是观念差异的产物。由于论争的话语效果 ,“朦胧诗”也一度遮蔽过一些为当代诗歌复兴作过重要贡献的诗人。“朦胧诗”主力作者在“文革”中的诗作 ,经评论界的发掘与阐释 ,与新的时代构成了热烈而暧昧的历史想象关系。而实际上 ,在“历史新时期”因为主客体的错位 ,他们的诗歌写作出现了与思想界想象的时代气氛不协调的现象。80年代中期集群式崛起的“新生代”诗歌 ,有着比“朦胧诗”丰富得多的精神资源。新生代的诗学是生命诗学。在寻找诗歌本体的过程中 ,新生代诗歌群体凭借自身文化构成上的优势 ,并利用了开放时代提供的机遇 ,对新诗建构生命形式的可能性进行了全面的尝试。这场诗歌实验留下的丰富创造实绩 ,值得我们投身其间进行灵魂的探险。     

朝鲜诗家南龙翼对摘句批评的承传

朝鲜诗家南龙翼的诗学理论,不仅继承了中国诗学的理论观点,更承传了中国诗学的批评方式,其对摘句批评的承传,体现了他独特的审美意识,对后世诗学批评以及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龙翼的摘句批评和中国诗家的摘句批评共同构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诗歌批评方式。     

近体诗的成熟与新美学原则的崛起——王昌龄诗学理论与创作实践

盛唐诗人王昌龄的诗歌理论著作《诗格》,在继承前人以＂风骨＂为核心的古体诗审美原则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境＂为中心的若干近体诗诗学观念。在从古体诗向近体诗转变的过程当中,确立了新的美学原则——追求诗境,并且他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践行着他的诗歌理论,标志着近体诗的成熟。     

中国古代诗论的意象化言说方式探究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在阐述诗歌创作原理、评骘诗人、品评诗作时大多采用意象化的言说方式,生动形象而富于审美意味。这种言说方式的形成和承衍与古代诗论家高度的文学修养、意象化的思维方式以及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难以言传的艺术特征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意象化的说诗方式有其精妙深微之处,但也由于其印象性、模糊性而不易把握,产生了一定弊病。     

徐志摩诗歌意义的再认识

徐志摩在诗歌语言的艺术化、诗歌体式的多样化、诗歌结构的规范化和诗歌技巧的纯粹化等方面所作的创造性努力,是其他中国诗人所不能替代的。徐志摩的诗是中国新诗由粗劣的语言到艺术的语言的转折性标志。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美在当时就具有形式美建构上的现代性意义。徐志摩对新诗发展理论的探索、对新格律诗创作的尝试以及对新诗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徐志摩的诗创作是对"五四"新诗和新文学传统的一种发展,并使之达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水平。     

诗与思的多维艺术建构——论刘春诗风

刘春的诗歌风格一直处于变动的、多样化的样态,既富于诗意,又泛溢着哲思,诗中有思,思中有诗,诗与思完美结合,互动互补,以诗与思的多维建构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诗歌精神和审美风范,构造了一条独属于他自己的诗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