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与创新同群效应

本文基于2009-2019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同群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对目标公司自身创新决策的影响,以及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同群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行为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市场化程度、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以及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同群效应,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同群效应；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创新的同群效应更容易受到政策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行业领导者创新的同群效应更容易受到经营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     

制度环境、不确定性与创新同群效应

从同群效应的视角出发,基于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同群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对目标公司自身创新决策的影响以及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对同群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行为存在显著的行业同群效应;市场化程度、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以及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同群效应,企业经营环境不确定性负向调节同群效应;无政治关联的企业创新的同群效应更容易受到政策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行业领导者创新的同群效应更易受到经营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企业要善于学习、参考行业领导者的创新决策以获得更多行业和市场信息,同时也要从企业自身情况及外部环境出发进行创新决策;政府则要充分发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环境规制政策、环境执法与工业绿色创新能力提升

利用30个省2005~201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政策、环境执法对工业绿色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工业绿色创新能力影响不同。从全国来看,"三同时"制度、环境排污制度、环境投诉处理率与工业绿色创新能力呈倒U型关系,污染治理制度与工业绿色创新能力呈正U型关系;研发投入、企业规模具有积极影响,而技术改造和市场制度具有消极影响。分地区来看,污染治理制度对东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能力具有正U型关系;环境排污制度、环境投诉处理率对中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能力具有倒U型影响,而污染治理制度存在正U型影响;环境立法对西部地区工业绿色创新能力具有负向影响,"三同时"制度、环境投诉处理率具有显著的倒U型影响。     

环境政策工具组合、环境技术创新与绩效

市场型环境政策工具与命令控制型工具往往相互结合起来共同影响企业环境创新行为乃至企业绩效,因此有必要验证市场激励型与命令控制型工具的组合对环境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应用调查问卷数据建立完整的模型,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研究了环境政策工具及其交互项对环境技术创新和企业绩效的影响。与以往大多数产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及其效应研究不同,本研究充分考虑了企业环境管理水平和管理者环境意识等变量从而降低了遗漏变量偏差。研究表明,命令控制型政策有利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部分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如排污收费制度对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和排污收费制度、政府补贴的交互项有利于企业环境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并促进企业绩效。环境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在环境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环境工艺创新在环境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政府质量、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技术创新是提质增效与保护环境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技术创新理论,选取我国30个省2000-2011年面板数据,研究政府质量、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及交互效应。通过运用Stata12.0实证研究得出：地方政府质量与环境规制均显著影响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地方政府质量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提高地方政府质量与制订合理的环境政策,对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等重要。     

制度环境对工业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研究

   绿色创新双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制度环境是激励绿色创新开展的基本保障。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5年30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从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两个方面研究制度环境对工业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环境管制制度环境对工业绿色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市场制度环境中,教育扶持、非国有化水平对工业绿色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科技扶持和金融支持对工业绿色创新均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对外开放度对工业绿色创新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法律制度环境对工业绿色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为考察不同地理区位条件下制度环境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将全国分为一带一路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进行深入研究。     

企业突破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的驱动因素研究——环境动态性和敌对性的视角

如何解释中国市场越来越普遍的突破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环境特征对其具有直接驱动作用吗?本文从制度环境和产业环境两个层次,聚焦于环境动态性和环境敌对性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探讨其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的直接影响效应.基于204个企业样本数据发现:(1)技术动态性正向影响企业突破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2)市场动态性正向影响破坏性创新,对突破性创新没有显著影响;(3)竞争敌对性对突破性创新和破坏性创新均具有正向影响;(4)政策敌对性正向影响破坏性创新,对突破性创新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动荡环境下的资源分配和创新战略制定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政府补助、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

摘要 采用2013-2017年中国重污染企业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非线性的视角采用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技术,并分别以政府补助和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探讨了政府补助、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1）对于我国重污染企业而言,政府补助对技术创新投入存在显著的U型门槛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有着正向的非线性效应,且这种正向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的特征。（3）在政府补助强度差异的情况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呈现正向的非线性关系,且在超过第二个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最强。     

任务环境与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的交互影响研究

以206家中国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任务环境(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和制度环境(法制环境和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的交互影响。结果表明,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法制环境与企业创新正相关,而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法制环境对任务环境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无显著调节作用;政府干预对技术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而对市场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则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技术应用、经济不确定性与绿色创新

以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09—2019年的相关数据为观测对象,实证检验在经济不确定性背景下数字技术应用对制造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对绿色创新呈现显著倒U型影响,证实了数字化悖论现象;经济不确定性在数字技术应用影响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发挥显著调节作用,其中,政策环境中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市场环境中的环境动态性、环境敌对性起到负向调节效应,而市场环境中的环境合宜性则起到正向调节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基于资源基础观和信号理论,数字技术应用可以通过降低融资约束,增加研报数量作用于绿色创新;目前,数字技术应用情境有助于绿色创新成果的市场价值转化,但未能充分提高环境效益。     

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重污染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环境规制政策是中国重污染行业经济转型升级,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提升环境绩效的有效手段,但是环境规制政策如何影响中国重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以及环境规制政策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行业动态差异,都尚待深入研究。因此,文章基于2004—2015年中国38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遵循2008年中国生态环境部颁布的《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将工业行业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使用连续性DID方法和S-GMM方法,估计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重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影响机理和动态影响。研究显示：首先,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并不能显著的促进重污染行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可是研发投入的增加和资本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明显促进了重污染行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改善。第二,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存在市场准入和投资比例等限制,可是外商直接投资已经在一定程度推动中国工业行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第三,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工业行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但是,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费结构占比对工业行业技术创新有明显的阻碍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有关部门应该稳步有序推进重污染行业能源消费结构改革,提升我国传统重污染行业能源消费的效率,加快工业行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考察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及路径选择的影响,有利于中国实施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本文使用2013—2017年中国30个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将企业技术创新分为内部自主研发和外部引进,探究市场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两类环境规制政策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技术创新均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且呈现出一定的结构和时序特征,部分验证了波特假说“弱”版本。具体如下：命令控制型工具在2016年新一轮“环保风暴”后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市场激励型工具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呈现作用随年递减的趋势;相较于企业技术引进而言,两类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自主研发的激励效果更大;在市场激励型工具中,碳交易市场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发挥了促进作用,且主要体现在外部引进方面。②分地区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结果与全国的结果呈现出相对的一致性;西部的结果符合波特假说“狭义”版本,即市场激励型环境政策工具比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西部工业企业的创新激励更大。本文创新性地在环境规制中引入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和碳排放交易制度,细化了波特假说的内在作用机制,为国家进一步优化环境政策体系进而激励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科学依据。     

政府补贴、市场集中度与种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基于省级面板数据

为促进种业技术创新效率提高,基于2013—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种业企业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模型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和动态分析,并运用面板Tobit模型和门限回归模型分析政府补贴与市场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种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偏低,全要素增长率提高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市场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负面影响;政府补贴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但效果会受到市场集中度的调节,市场集中度过高会抑制政府补贴的积极效果.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强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的协调和控制种业市场集中程度等促进我国种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成本——“环境导向”抑或“效率至上”？

   本文以企业创新的环境效益为切入点,选取2009—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企业技术创新对环境成本的影响,考察了技术创新的环境导向性,并分析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成本的作用机理及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环境成本的下降,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等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且技术创新呈现“环境导向”,与自愿性环境成本相比,技术创新或通过提高企业资源利用率、降低污染物排放等,更有利于强制性环境成本的下降;技术创新对企业环境成本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在重污染企业及环境规制程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本文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环境经济后果检验,验证了创新的环境增益效应,还为企业投资方向选择、社会责任履行和政府环境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研究

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生态技术创新，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难以为环境规制的制定提供有力依据。本文通过剖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双重影响机理，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Sys-GMM估计法测度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均呈现先抑后扬的“U型”曲线关系；FDI、要素结构和研发投入显著促进企业生态创新，产业结构和教育投入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并没有表现出预期的正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的间接作用受FDI、要素结构和研发投入影响，其中，环境规制通过FDI、研发投入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产生正向影响，通过要素结构对企业生态技术创新产生负向作用。     

水平式知识溢出、技术嵌入式创新与产业结构协调化——以我国制造业为例

本文首次提出技术嵌入式创新的概念并将其量化,首先探究技术嵌入式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协调化的驱动机理,继而选择2003—2015年我国分行业的工业企业数据,基于驱动机制下的内外驱动因素,构建水平式知识溢出空间权重矩阵,深入分析水平式知识溢出下技术嵌入式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协调化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显示：人力资源、技术创新战略和经费资源等内部驱动因素和政府支持、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等外部驱动因素是实现技术嵌入式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协调化共生演化系统的推动力和拉动力,两者的相互作用维持系统的动态平衡;全局角度以及局部角度的水平式知识溢出下技术嵌入式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协调化的空间效应均显著为正;产业结构协调化存在行业技术嵌入式创新水平的时空异质性,不同行业间的分布差异显著。     

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动态效应

基于Coe-Helpman的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模型,将国际研发投入、跨国技术转移、FDI、OFDI和进口贸易等5条渠道的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均纳入该模型,用动态GMM检验各渠道技术溢出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动态性来看,滞后一期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对当期的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提升作用,技术的循环累积效应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明显。国际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比国内研发资本更好地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除了OFDI研发资本技术溢出没有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其他渠道均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其中FDI研发资本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最为显著。最后本文提出了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行业异质性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我国沿海与内陆地区的比较

基于行业异质性视角,以2010年—2015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为样本,将环境规制划分为正式型与非正式型两类,对比分析了沿海与内陆地区环境规制、行业异质性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1)从制造业全行业来看,正式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沿海与内陆地区均显著为正;非正式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作用不显著;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负,在内陆地区显著为正。(2)环境规制对高污染行业的技术创新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显著为负。(3)环境规制对高搬迁成本行业的技术创新作用在沿海地区显著为正,在内陆地区显著为负。     

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随着工业化进程中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为此,本文基于行业视角,理论分析环境规制、清洁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并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和交互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只有在环境规制低于一定门槛值时,才能促进工业绿色转型;（2）环境规制能够正向影响清洁技术创新对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效果;（3）与污染型行业相比,环境规制与清洁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在清洁型行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可为中国工业绿色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技术创新、产业绩效与环境规制——基于长三角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5～2008年长三角经济区域的面板数据,在SCP分析框架下,测算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产业绩效的具体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产生的正向效应超过了成本增加引起的负向效应,最终导致产业绩效的增加;环境规制在即期和滞后期都能够显著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绩效,且在即期促进效果最好,环境规制每提高1%,技术创新和产业绩效分别增加2.902%和1.385%;长三角技术创新能力和科技转化能力较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产业绩效的影响显示了完全的同步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