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科技创新的组态路径研究

以全国228个地级市为样本,采用NCA与fsQCA探究数字经济赋能科技创新的组态路径,并以“准胡焕庸线”、城市规模、是否为国家创新型城市等为分类标准,剖析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路径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不存在引致城市高科技创新发展的单个必要条件,但产业融合对于城市高科技创新发展发挥相对普适作用。存在两条等效的引致城市高科技创新发展的组态：“政府助力下技术主导型”“政府助力下环境主导型”,数据基础和治理数字化存在潜在替代关系。数字经济赋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的组态路径具有明显的区位异质性、规模异质性及政策效应异质性,整体来看产业融合、政府支持、信息基础设施是各类型城市高科技创新发展的关键。研究结论打开了数字经济赋能科技创新的“黑箱”,为各类型城市借助数字化驱动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何种创业生态系统产生女性高创业活跃度?

女性创业活跃度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整合创业生态系统的6大要素,采用基于组态视角的fsQCA方法,以62个国家为样本,挖掘创业生态系统驱动女性高创业活跃度的因果复杂机制。研究发现:(1)单个创业生态系统要素并不构成女性高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但高社会规范在产生女性高创业活跃度方面起着更普遍的作用;(2)产生女性高创业活跃度的创业生态系统有5类,即社会支持下的政府驱动型、社会支持下的人力资本驱动型、社会支持下的人力资本与政府驱动型、社会-政府-人力资本支持驱动型、社会支持下的市场与基础设施驱动型;(3)产生女性非高创业活跃度的创业生态系统有4类,且与产生女性高创业活跃度的创业生态系统存在非对称关系。     

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多主体互动对数字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fsQCA方法的研究

数字创业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已成为创业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数字创业企业作为数字创业生态系统的核心主体，其数字创业绩效会受到系统内多主体互动所产生的影响。然而目前针对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多主体互动对数字创业绩效的影响还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本文以372家数字创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利用组态思维和fsQCA方法研究了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多主体互动对数字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在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数字创业企业与单一主体保持较强的互动关系并不构成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必要条件；在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产生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多主体互动组态有4条，包括合作企业驱动型、中介机构助力下高校及科研机构驱动型、数字用户主导下合作企业驱动型、合作企业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双元驱动型；在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产生非高数字创业绩效的多主体互动组态有2条，与产生高数字创业绩效的组态存在非对称关系。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中提高数字创业绩效的“黑箱”，使多主体互动与数字创业绩效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更加清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吗？——营商环境对创业数量和创业质量的影响研究

我国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呈现区域差异的特征，塑造激发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协同增长的营商环境是缓解这种差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营商环境对创业活动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机制有何不同，是否存在一种或几种营商环境组态能够同时产生高创业数量和高创业质量，这是目前学界尚未厘清的问题。基于组态视角，本文采用NCA和QCA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31个省份为研究案例，分别探究营商环境单个要素是否是产生高创业数量或创业质量的必要条件以及营商环境组态下产生高创业数量和创业质量的不同路径。结果发现：单个营商环境要素不构成高创业数量或高创业质量的必要条件，但提升人文环境对于高创业数量/高创业质量的产生发挥普适作用；产生高创业数量有1条驱动路径，即人文—市场驱动型；产生高创业质量有2条驱动路径，即人文—政务驱动型和人文—法律政策支持下市场驱动型；存在1种营商环境组态可以同时产生高创业数量和高创业质量，即高市场环境、高政务环境、高人文环境为核心条件，辅以非高法律政策环境为边缘条件。研究结果为揭示促使区域创业数量和质量协同发展、缩小区域间创业活动差异的营商环境组态实现路径提供理论指导。     

创业成本感知对创业意愿影响的组态效应研究

创业者对于创业环境的认可度、地方政府支持力度、资金融通难度等因素的主观感知是决定其创业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且这一影响并非通过单一因素或单一路径能够达成,而是多重因素协同影响的复杂过程,因此探析创业成本感知对创业意愿影响的组态效应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创业成本的全域视角,将创业成本划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利用29个城市科技创业者对创业成本及创业意愿感知的调研数据,探索造成创业意愿差异的因果复杂机制。研究发现：(1)驱动创业意愿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的特征,单一创业成本要素并不构成创业意愿产生的必要条件;(2)高创业意愿的激活机制主要分为四条路径：即显性成本驱动型、社会环境主导型、综合成本驱动型和显性成本—技术驱动型;(3)在特定的创业成本条件下,经济环境成本和商务成本在高创业意愿的产生过程中具有替代关系;(4)科技创业者在初创阶段对于显性成本更为敏感,成长阶段则对政策环境的感知力更强。研究结论对于激发不同区域的科技创业活力,营造良好的区域创业生态具有现实意义。     

何种营商环境有利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基于数字经济产业创新性、成长性、全局性、效益性等维度构建评价体系，对我国26个省份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以此为结果变量，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方法，分析营商环境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识别出产生高/非高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制度组态。结果显示，（1）影响区域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营商环境兼具殊途同归和多重并发的特征，能够产生高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营商环境包括政府激励下以数字基础设施为核心的创新引领型、市场主导下以数字基础设施和法治为核心的多元共促型、政府规制下以数字基础设施和法治为核心的创新引领型、政府规制下以数字基础设施和法治为核心的市场驱动型等4个组态；（2）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法治化条件是驱动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最为核心的营商环境要素；（3）过强的政府规制水平会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基于此，提出完善监管体制等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营商环境与创业认知组态提升创业活跃度研究

创业是驱动经济增长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如何提高国家或地区的创业活跃度是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基于制度逻辑理论和创业认知理论,整合营商环境维度的政务、市场、法律、人文与创业认知维度的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能力感知6个条件,构建了国家高创业活跃度的分析框架,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全球53个经济体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有4条,分别是：市场与人文环境赋能下,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能力感知驱动高创业活跃度(H_1a,H_1b);政务环境赋能下,创业能力感知驱动高创业活跃度(H₂);不利环境下,创业机会识别驱动高创业活跃度(H₃)。(2)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4条路径揭示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对创业行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决定创业行为是否发生取决于创业者的个人认知能力。(3)非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有3条,且与高创业活跃度的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研究结果对于各国重视营商环境的建设和创业者认知能力的培养,以及提高国家创业活跃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制度复杂性、创业导向与创新型创业———一个基于跨国案例的组态分析

创新型创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如何提升创新型创业水平是中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制度复杂性和创业导向理论,本文提出了探究创新型创业驱动路径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且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全球50个经济体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政府政策、金融资本、创业教育、创业文化、风险承担性和创新性,均不是产生高创新型创业的必要条件,但加强创业教育对高创新型创业的产生发挥着较普适的作用。(2)3条路径可以产生高创新型创业,包括政府主导下的教育驱动型、政府与文化助力下的资本-教育-风险承担驱动型和文化主导下的资本与教育驱动型,不同路径代表着不同经济体高创新型创业的多重实现方式。(3)5条路径导致非高创新型创业,并且与产生高创新型创业的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多因素并发影响创新型创业的复杂因果机制,深化对制度复杂性的认识,并为提升中国创新型创业水平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基于组态视角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驱动模式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我国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研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TOE理论框架，以江苏省内128家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从组态视角研究“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6个因素如何协同作用影响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结果表明：上述6个因素均不足以独立成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条件；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多个前因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多种前因组态；制造企业高制造过程数字化水平的前因组态包括数字技术推动型和数字生态主导型；制造企业高商业模式数字化水平的前因组态包括全价值链数字化型和数字生态孕育型。同时，本文亦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非高水平前因组态进行了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和业务数字化的不足分别是导致制造过程和商业模式数字化非高水平的关键原因。本文不仅为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对我国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了一些有益启示。     

正式制度、传统主义文化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制度组态视角的研究

区域创新能力是加快区域经济转型、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完善制度政策环境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是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基于制度基础观，应用组态思维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以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样本，选取市场化指数和传统主义文化作为正式与非正式制度要素，探索制度组态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单一制度要素无法构成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构成组态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传统主义文化可以弥补正式制度要素不足，两者构成组态也能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产生高与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制度路径并不对称。研究揭示了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制度路径，有助于全面认识制度组态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正式制度要素和传统主义文化间的耦合关系，并为政策制定者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提供理论指导。     

“技术—组织—环境”因素联动对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基于TOE框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与必要条件分析

数字创新作为数字经济的源头活水,已成为催生新动能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工具。如何优化企业数字创新机制及提高数字创新水平是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但以往研究多强调单一前因对数字创新的“净效应”,较少以整体框架探究技术、组织与环境因素影响数字创新的复杂因果机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不同前因间的联合效应。为进一步探索数字创新的影响机制,促进数字创新实践,以互联网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沪深A股上市的20家互联网企业为案例样本,基于TOE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与必要条件分析方法,探寻技术、组织与环境三个层面五个前因条件对互联网企业数字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单个前因条件不构成引致高水平数字创新的必要条件;（2）存在4条产生高水平数字创新的组态,可归为技术与环境协同的大数据能力赋能型（H1）、技术与环境协同的创新能力支持型（H2a）、技术与环境协同的大数据能力与创新能力联合支持型（H2b)、吸收能力与数字化情境双轮驱动型（H3）;(3)存在4条产生非高水平数字创新的组态,且与高水平数字创新组态存在非对称关系。     

什么样的制度产生高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一个基于动态QCA方法的研究

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如何优化制度以提高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各地“抢人大战”之后最应该关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影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的制度框架,即“积累—配置—创新”制度框架。在此基础上,基于动态的汇总型fsQCA方法使用2001-2017年的省际数据,对推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提升的制度组态模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积累制度、配置制度和创新制度均不是高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的必要条件。(2)推动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提升的制度组态模式有4种,即配置-创新型制度组态、积累-创新型制度组态、创新型制度组态以及均衡型制度组态。(3)即使配置制度和积累制度缺失,创新制度的完善也能拉动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4)在多时段比较分析中,发现多重轨迹演化的现象,创新型制度组态的变化轨迹是“主导轨迹”、配置型制度组态的变化轨迹是“缓冲主导轨迹”、积累-创新型制度组态的变化轨迹是“转折轨迹”。区别于静态的组态视角,本文从复杂动态视角出发,既拓展了人力资本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视野,也为如何完善高人力资本经济效应的制度环境提供了新的思考。     

“殊途同归”的区域人才集聚路径 ——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的组态分析

影响人才集聚的各种要素相互交织、相互依赖，具有明显的组态特点，因此聚焦创新生态系统多维要素及其要素间的联动效应，立足于五螺旋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框架，整合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和必要条件分析方法，以中国31个省份作为案例样本，探究创新生态系统五要素即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公众、自然环境的不同组态影响区域人才集聚的复杂因果机制，明晰促进人才高集聚的路径以及导致人才非高集聚的路径。结果表明：不存在人才高集聚的单一必要条件；实现区域人才集聚所需各要素的贡献水平差异较大，从高到低依次为政府、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自然环境和公众，其中公众与自然环境水平基本相当；驱动人才高集聚的路径有3类，分别为包容创新驱动型、政产学研联动型和内生增长型，而产生人才非高集聚的路径有两类，为政府公众支持不力型和企业发展滞后型。基于研究发现，最后从“补短板+锻长板”“政府引领+平台赋能”“公共服务升级+公众积极参与”“一流高校为核心+政产学研齐联动”四方面提出促进区域人才集聚的对策建议。     

组态视角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驱动路径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基于我国287个地级市相关数据,采用NCA与fsQCA相结合的方法,从组态视角探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与驱动路径。结果表明：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营商环境呈现出非均衡性以及地区分布差异的特征;单个条件变量并非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优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普适作用;3条组态路径可以产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包括产业升级型市场驱动、技术与金融服务型驱动以及政府助力的创新型驱动。     

创业活跃度与区域经济差异关系研究 ——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我国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探讨不同区域创业活跃度与区域经济差异的关系,实证研究创业活跃度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创业活跃度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同时,创业活跃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各区域创业活跃度呈现不平衡性。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力资本与技术水平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最大;而在西部地区,实物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更显著。地区创业活跃度差异可能是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高禀赋的创业活跃度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积极影响。因此,加大创业广度、提高创业深度对我国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     

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金融中心等机构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2011～2018年间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和创业活跃度均具有空间正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提高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对渠道效应的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创业活跃度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使用深度、数字化支持两个维度影响不显著。     

风险投资市场活跃度的影响因素及增强路径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为丰富关于区域风险投资市场活跃度实现路径的理论分析，构建“供给-需求-环境”分析框架，以中国31个省份为例，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基于组态视角分析风险资本深化、区域创新能力、政府支持力度、科技中介规模、创新环境水平以及大数据技术发展6个条件变量影响区域风险投资市场活跃度的联动关系及影响具体路径。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市场活跃度受多个条件因素共同作用，并无产生高风险投资市场活跃度的必要条件，其中区域创新能力、风险资本深化、政策支持、科技中介规模及创新环境是核心条件；存在4条高风险投资市场活跃度实现路径，部分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其中政策、中介和创新环境支撑下供需驱动型路径包含的案例数目最多；产生非高风险投资市场活跃度的路径有4条，且与产生高风险投资市场活跃度的4条路径非简单对立关系。由此，建议各地区在发展风险投资市场时要因地制宜地选择发展路径，政策着力点避免单一且注意协同性。     

制度环境与心理认知何时激活创业? ——一个基于QCA方法的研究

以25个效率驱动国家为样本,应用组态思维和QCA方法整合制度环境层面与心理认知层面的5个条件,探讨影响国家间创业活跃度差异的多重并发因素和因果复杂机制。结果发现:(1)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为2条路径,即管制-规范主导型与认知主导型。其中,第一条路径指高创业意愿、高创业机会识别、优越的管制制度与规范制度的联动匹配,第二条路径指高创业意愿、高创业机会识别与优越的认知制度的联动匹配;(2)较之于管制-规范主导型,认知主导型更可能有效地激活高创业活跃度;(3) 2条路径所涉及的制度三要素在解释创业活动时存在替代作用,即创业意愿与创业机会识别水平较高时,只要认知优越,或者管制与规范同时优越,即可驱动高创业活跃度;(4)非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分为3条路径,且与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数字技术赋能中国式创新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中国式创新正经历“低质低效”向“高质高效”转变的关键时期。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对中国式创新产生了颠覆式改变,成为加速中国式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本文以数字技术驱动的创新生态为基础,遵循“技术赋能-要素制约-路径实现”的演进思路,揭示数字技术赋能中国式创新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文章的主要结论有：(1)界定了中国式创新的显著要素特征,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以本土市场为应用场景、制度创新为驱动力、完整产业基础为依托、区域要素联通为突破、用户价值为导向和快速决策为方式的数字技术赋能中国式创新机制;(2)剖析了中国式创新所面临的制约因素,包括基础研究人才不足、技术成果商业化困难、产业链和价值链不可持续等;(3)提出了以异质性、多层次需求为导向,以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为抓手,政产企等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助推中国式创新提质升级的实现路径。本文对于中国式创新理论和实践以及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组态视角下数字创业企业的产品多元化驱动因素研究

数字创业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跨行业和领域边界经营，产品多元化战略是驱动数字创业企业迅速成长形成商业生态的重要举措。已有产品多元化影响因素研究从内部资源视角或外部需求视角考虑单一要素的驱动作用，尚未深入探讨各前因要素之间的互动和因果复杂性机制。因此，本文采用fsQCA方法，探究资源侧和需求侧的5个前因条件对数字创业企业产品多元化战略的协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创业企业的产品多元化驱动机制可分为3种模式：团队—用户质量驱动型、团队—用户数量驱动型、财务—用户驱动型。研究发现，单一的需求因素或单一的资源因素并不能直接驱动数字创业企业进行产品多元化，内部资源与外部需求的结合是数字创业企业进行产品多元化的真正驱动力。本文基于组态视角，探究了数字创业企业的产品多元化发展路径，对于把握数字经济背景下创业活动的全新内涵，推动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