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垃圾收费的定价模型及其应用

我国垃圾排放量增幅显著,目前收费制度不能满足垃圾处理的要求,严重阻碍了垃圾处理产业化的进程,在对国内外废弃物排放新型收费制度的探讨与分析的基础上,得到了一些有益的启示。将排污收费价格制定标准中的边际处理费用法与费用分摊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城市生活垃圾收费的定价模型,并给出了应用分析,结果表明,开展垃圾计量收费的试点工作以及建立完善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对促进我国生活垃圾资源化与减量化管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垃圾分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城市垃圾处理”课程新案例

案例教学在“城市垃圾处理”课程中起重要作用,本文以“垃圾分类”为例,阐述案例教学的实施过程。从垃圾分类标准、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度和参与度、分类垃圾的运输及处置、垃圾资源化和产业化水平等方面分析目前我国垃圾分类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措施。案例教学的实施,培养了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了该门课程的学习效果。     

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新思路

众所周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是垃圾回收利用的前提，也是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举措。但在我国，要指望居民自觉、自愿地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目前还行不通，建议设立专职的垃圾分类监督员来监督居民进行生活垃圾分类。为此，需制定建立两大配套措施，为垃圾分类监督员履行职责和垃圾分类的顺利推行创造条件。     

浅论成都市生活垃圾资源化

通过对成都市生活垃圾产量、成分及处置现状的分析，提出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并阐述了成都市生活垃圾资源化的潜力，给出生活垃圾资源化措施的见意，对成都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方案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及指导意义。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对填埋初期物流的影响

首次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资源回收与填埋处置相结合,借助自行设计和建设的两座库容为150 m3的垃圾填埋单元.分析了垃圾分类收集与资源回收对填埋库容节省量和填埋初期两个月内物流特征的影响.结果显示,每分类收集与资源化处理100 t城市生活垃圾,可直接为后续填埋处置节省库容量约57.3 m3.在18项渗滤液指标当中,次生生活垃圾填埋单元渗滤液8项指标包括Cu2 、Pb2 、色度、Total-P、SS2 、Cd2 、Zn2 和Cl￣均高于原始生活垃圾填埋单元渗滤液的1.5倍以上,5项指标包括NH 4、Total-N、Mn、BOD5和CODcr略高,3项指标pH、TCr和EC二者基本相等,只有Fe和DO低于原始生活垃圾填埋单元.另外,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次生生活垃圾填埋单元的填埋气体中甲烷浓度明显高于原始生活垃圾填埋单元.因此,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与资源化处理不仅可以有效地节省后续垃圾填埋库容量,而且有利于渗滤液的集中化处理,加速有机物的降解,促进填埋堆体提前进入产甲烷阶段.     

我国垃圾分类处理现状及原因分析——兼谈与日本相关制度的比较

现今中国都采取混合收集的方法处理垃圾,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反观资源相对缺乏的日本,则将分类回收作为垃圾资源化的一个重要措施。本文将对我国垃圾分类处理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并与日本相关制度比较,以得出我国在垃圾分类处理相关制度上的可借鉴之处。     

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及发展趋势

当前,我国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仍然是一片空白,"脏、乱、差"的垃圾污染现象普遍存在,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本文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与发展趋势为研究对象,首先农村生活垃圾的组成和可能性去处进行概述,然后再根据生活垃圾处理的"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提出分类收集、分类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并对这种模式进行效益分析,最后对生活垃圾发展提出保障性措施。     

基于结构方程的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研究

居民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系统中的关键主体之一,其分类回收参与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整个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成败。为分析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决策机制,本文以苏州市为案例,对其中心城区居民开展实地问卷调查,并运用结构方程统计分析方法,探讨影响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主要因素和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主要由4个主观因素和7个外部情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外部条件因素的综合影响是个体主观因素的近2倍,其中,“环境设施和服务”潜变量相关因素对居民行为的综合影响最大,公共宣传教育、回收设施便利性、分类设施便利性、参与意愿和环保意识为对居民垃圾生活处理行为影响最显著的前5个因素。为进一步加快推进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建议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回收配套设施规划建设,广泛开展垃圾分类回收宣传教育,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政策工具视角下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文本量化

上海作为中国生活垃圾分类的先行城市,在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的实践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文基于政策工具理论,采用内容分析法,以31份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文本为样本进行定量研究,从政策工具和生活垃圾分类活动两个维度构建了分析框架,按照定义分析单元、政策工具编码、频数统计分析等步骤,对政策文本进行计量和分析。结果发现：①上海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具有政府重视程度高、多部门合作、注重政府引导等特点,有助于上海在垃圾分类的政策执行中缓解政策执行惰性、减轻部门壁垒、推动社会主体积极参与。②现阶段政策工具的设计与运用还存在不足,一方面,政策工具的结构不均衡,环境型政策工具过溢、供给型政策工具不足、需求型政策工具短缺,不利于垃圾分类政策的可持续执行,同时其下各类子工具的不合理使用导致政策资源浪费;另一方面,垃圾分类活动中政策工具的运用缺少侧重,难以与当下的垃圾分类现实相配套。并据此提出了加大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注重政策工具在各个阶段合理使用等政策建议。     

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对农户垃圾分类水平的影响——基于陕西1374份农户调查数据

农户是生活垃圾分类的源头主体,其分类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关系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成败。基于农户分类行为的微观数据,本文结合“个体层面”与“集体层面”因素,分析生活垃圾污染感知、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的影响机理,并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陕西农村1374份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个体层面”的生活垃圾污染感知对农户分类水平具有明显提升作用,农户对生活垃圾在生态环境、社区环境以及身心健康方面产生的污染及影响感知越强,其生活垃圾分类水平越高;②“集体层面”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制度信任、社会参与及社会规范显著提升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但人际信任对其分类水平并无显著影响,说明社会交往频率较高、制度信任度较高、积极参与农村垃圾治理公共事宜以及认为村庄垃圾治理较好的农户,其分类水平较高;③女性的生活垃圾分类水平相较于男性更高一些,低收入家庭相对于高收入家庭的分类水平更高。因此,要实现生活垃圾可持续分类治理,全面建设生态宜居新农村,不仅要强化农户污染感知,而且需要构建良好的社区环境,通过网络沟通以及信息共享加强农户交往频率、提高农户的制度信任度以及公共事务参与度、强化社区约束机制,提升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水平。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和产业化分析

自然资源的不断开发利用和社会持续发展,我国的垃圾产量也快速增长。通过对我国城市垃圾处理过程中公民意识浅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处理技术水平低下等问题进行分析,论证了产业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一些促进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的对策,主要包括：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对公民进行环保科普教育,增强环保意识;对垃圾进行收费和分类处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城市垃圾处理产业化等。     

大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机制研究

本文借助企业能力理论、资源理论、协同论及复杂系统理论,基于系统视角对大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系统协同的资源、管理、信息、组织协同的内涵、特征,及子系统内部和子系统之间的系统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利用AMOS软件对大运河沿岸城市垃圾回收与河道治理协同机制进行建模,探究系统协同的关键因素及实现路径。     

强制分类背景下社区生活垃圾源头分类与综合处理系统减碳效率

【目的】在强制分类背景下,不同分类收集方式会改变生活垃圾物质流向与后续收运处置过程,进而影响回收处理系统的生命周期碳排放和经济表现。本文针对北京社区垃圾源头分类与综合处理系统的不同情景,开展减碳效率分析与优化,为建立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收集模式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物质流分析方法（MFA）对回收处理全过程的物质流向和流量进行分析,结合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核算（LCCA）和生命周期成本分析（LCC）分别评估碳足迹和经济成本,在此基础上提出减碳效率指标并进行优化分析。【结果】基准情景（S1）和优化情景（S2-S5）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分别为-148.14 kgCO₂e、-236.44 kgCO₂e、-251.25 kgCO₂e、-297.06 kgCO₂e、-343.51 kgCO₂e。相对于S1,4种优化情景均表现为正向的减碳效率,减碳效率值依次为S5(2.20)>S4(1.66)>S3(1.38)>S2(1.31)。S5对应的“垃圾分类驿站+可回收物智能回收箱+垃圾分类指导员”优化模式具有最高的减碳效率。在垃圾综合处理能力和各组分处理能力充足的前提下,随着准确分类比例增加,减碳效率也逐步提升。【结论】源头分类收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增加了前端基础设施运行成本、人力成本和环境影响,但有效提高了后端分类处理效率及再生资源产出率,带来生命周期碳减排效益的提高。随着今后居民垃圾分类自主投放参与率和准确率上升,收集阶段经济成本将大幅降低,减碳效率可进一步提升。     

专利收费制度对专利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

专利收费制度是专利制度正常运行的核心机制之一，该制度通过调整专利行为影响专利制度的运行绩效，研究专利收费制度对专利行为的影响，对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专利收费制度对专利申请行为、专利维持行为以及其他专利行为产生负向影响，而且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这种影响水平存在一定差异；二是专利收费制度对专利行为的影响值得重视，但同时要注意其影响限度。     

基于ELES模型的生活水价与城镇居民承受能力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为探讨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生活水价承受能力差异,以协调生活水价改革与居民承受能力的矛盾,本文采用经济计量分析方法检验了2000年-2007年江苏省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对居民生活水价承受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水费支出负担水平随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而呈现出减轻的趋势;需水收入弹性随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大;最低收入户各期的基本需水支出均没有得到满足,低收入户的生活用水基本需求支出处于警戒位置,中高收入户各期的基本需水支出均得到了满足。在此基础上,结合江苏省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生活水价及居民承受能力的分析,认为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对生活水价承受能力之所以存在明显差异,主要是受到收入分配的影响;提出江苏省在制定水价政策及水价改革时必须正视这一差异,特别是在水价的连续性上调过程中,要协调好生活水价改革与城镇居民承受能力之间的关系。     

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本文主要着重对城市的社区建设中居民参与存在的问题和产生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城市社区居民是城市社区建设的主导力量之一,但是我们的居民参与的状况不佳的这种现象已经成为社区建设的一个严重的问题。社区建设有赖于政府的主导,更有赖于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居民参与是指社区居民依照法律法规,自己个人或通过一定的组织,参与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影响社区决策,推动社区发展,从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过程。只有居民广泛、直接地参与,才能有效地发挥社区自身的各种资源,才能推动社区建设健康持续发展。社区建设离不开具有参与意识、参与能力的高素质居民。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关联研究 ——基于“波特假说”的再检验

为检视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四类环境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对“波特假说”的中国实践进行了再检验。研究发现,与环境行政处罚、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相比,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更有助于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反映出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选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分析,排污费征缴和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均可通过提升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来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是四类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随着各自强度提升呈现出差异化特点,排污费征缴、政府节能环保财政支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由负变正、由不显著变显著,环境行政处罚随着强度提高却更加阻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无论地区环境政策法规的强度如何,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城市生活垃圾资源潜力与产业化对策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全球各国却为之困扰。如何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新焦点。文章在浅析全球尤其中国人口和城市化水平高峰期的到来而更加严峻的垃圾态势基础上,从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角度,通过探讨垃圾回收利用的资源化潜力,揭示垃圾产生的历史必然;并就中国垃圾产业的建立、组织、运行机制和法律、法规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为实现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即城市可持续发展找到新的突破点。     

秸秆综合利用与秸秆产业发展

我国是秸秆生产大国,提高秸秆利用率实质上等于提高了农业资源的产出率。必须把秸秆当作农产品一样看待,在收储运等产业链环节上下功夫,把秸秆产业做大做强。我国目前尚未得到利用的秸秆如果能被充分利用,相当于增加了21%—27%的农业资源。我国地域辽阔,秸秆利用模式不能千篇一律,即使是同一地方也要多样化。要借鉴国外秸秆综合利用的政策和措施,重视技术集成创新,建立有效的秸秆收储运体系,制定并落实秸秆综合利用的扶持政策,全面开展秸秆资源量调查,编制秸秆综合利用规划,注重政策法规的落实,有效利用国际碳基金,并将秸秆利用纳入新农村建设环境评估奖励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