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反思的怀旧”——《长恨歌》作为“反思的怀旧”的意义与缺憾

20世纪90年代关于上海的"文学怀旧"热潮是官方文化导引方向和商业文化消费模式的合谋,而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作为"上海怀旧文本"的一个特例,既体现出对于怀旧热可贵的反思态度,却又未能完全独立于消费文化的牵制之外。本文通过反思这一"反思型怀旧"文本,从小说的三个中心意象及其兼含反思性与消费性的矛盾特质来挖掘《长恨歌》丰富复杂的文化态度,以及这部作品对于构建上海城市文化身份的影响。     

寻根·拔根·扎根——90年代以来新乡土小说的流变

在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背景下,小说家们在20世纪末前后以一种闯入意识暗区的美学冲动表达着他们内在的文化焦虑。截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创作。并使其与80年代文化“寻根”进行精神脉络的衔接,能使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围绕着根性内涵的演变而清晰呈现出“寻根”、“拔根”、“扎根”的精神探求特征和文化命题的衍变。这对当代乡土小说的研究无疑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时段与内涵主线,显示了其难以替代的研究优势与价值。探察90年代乡土小说．以“寻根”为研究起点,以根性内涵的演变为研究视点,可以使我们获得双向的重要收获：对内,我们可以把握到小说家扎根民族、民间文化的精神向度与审美追求;向外则可以获得促成90年代乡土小说演变的历史、文化语境．把握到这种转型不仅与当代乡土中国的现实变革有关,其中所涉及的文化命题还有其普泛意义。     

土家族的研究与发展

土家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土家族从1956年11月被确认为一个单一民族以来,土家族研究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与认定;改革开放以来以落实民族政策和民族事象为主的研究;90年代末开始的整体研究三个阶段。当历史进入21世纪后,土家族研究无论在形式或内容上,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土家族研究的新任务是必须为西部大开发和民族经济文化建设服务;构建土家学这一民族学的分支学科;加强区域协作、形成合力、共同研究和共同发展。     

“永不庸俗”的时尚叙事———谈《长恨歌》对怀旧情结的超越

怀旧在90 年代成为大众文化产品的共同爱好, 成为流行的社会情绪和社会思潮。各种文体的怀旧文本成为90 年代文坛的热点,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则以其“永不庸俗”的时尚叙事成为了怀旧文本的典范。     

论《云兴街》中的传统文化思想

曾令云先生的小说《云兴街》,立足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和昭通本地的历史文化,将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融入到小说创作中,从而使小说展现出一种多层次的艺术美感。《云兴街》中的传统文化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视传统文化的价值,二是注意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三是在对古代哲理的品味中感悟人生。     

历史情感与现代伤逝——论邓一光小说的历史叙事

邓一光在《父亲是个兵》、《我是太阳》等历史话语小说的宏大叙事中，将历史视角聚焦在军人身上，着力宣泄一种强烈的历史认同感及怀旧情绪。“父亲”和关山林的生命激情只有在战场上才能获得充分的释放，故他们在和平年代也无法走出其光荣的铁血历史。他们坚决拒认眼前的现实，却又痴情而无望地等待战争的召唤。在这一现实与历史断裂的尴尬面前，我们看到了“老兵”们的失落与焦躁，但也看到了信仰的力量。这正是“后新历史小主义小说”的创作品格。作家的不足之处是在对历史的热爱中，忽略了对历史的反思。     

被重塑与消费的记忆——20世纪90年代上海都市文学怀旧现象剖析

该文以20世纪90年代上海都市文学中的怀旧现象为研究对象,分析上海文学怀旧的基本面貌、主要方式、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以及产生原因,藉此揭示这种选择性的、重塑记忆的文学怀旧现象与当代文化需求、价值需求和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     

程乃珊作品中的怀旧情结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兴起了一股怀旧热潮,出现了老照片丛书、老城市丛书等系列著作。在这股热潮中,上海女作家程乃珊的旧上海怀旧系列创作独领风骚,不管是对上海人物的描摹、文化历史的钩沉,还是上海精神的表现,程乃珊的书写总是恰如其分、精准传神。笔者以程乃珊的怀旧创作为基础,探析其作品中怀旧情结的表现及成因。     

略论《白鹿原》的"寻根"意识

在相当多的"寻根小说"中,寻找文学表现的基本命题及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往往是交织融合在一起的。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地说《白鹿原》也是"寻根小说"的代表作,但对于这部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对于汉民族历史、文化及生命归宿的探源。     

多维视野下的上海——论《长恨歌》的叙述立场

上海的形象在文学史上一直是暧昧不清的,历史的变迁、多种文化因素的渗透使之很难形成稳定的文化格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在二三十年代声色犬马的旧上海中寻求上海文化的根源。王安忆却对这种文化现象保持着清醒的姿态,她在文化领域中重新审视这种怀旧的潮流,以《长恨歌》看似怀旧的文本提出对殖民文化的质疑。她掠去了上海浮华的表面,而在日常生活中探寻上海精神的内核。她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的笔触在主流历史话语之外重新开辟了一个远离血腥和权术的女性的天地。     

教育中的科学史与科学史中的教育

关于科学史在科学教育中的功能问题，一些案例说明，长期以来，实际上是教育目的规定着科学史的教育作用，将这种现象可称为教育中的科学史。而随着科学史研究的发展和科学史建制的形成，现在以科学史本身为本来认识科学史的教育作用，相应的，这可被称为科学史中的教育。在科学史的研究和传播过程中，从教育中的科学史向科学史中的教育转变，能够避免对科学史的辉格式解释和对科学历史的歪曲，也有利于真正认识科学史学科的教育功能。     

生命化的历史与历史教育

历史乃是活生生的生命存在的历史。不是历史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历史。历史也需要我们去延续,延续历史的根本意义还是在于当下和未来。我们应该改变物化的历史观,拉近历史与当下生命的联系。历史教育必须超越知识的教育,而成为提升个人主体性,提升生命中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情怀的教育。正是生命化的历史与历史教育,使我们在大地上“诗意的栖居”成为可能。     

一般的历史与特殊的历史——论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历史地位

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反思自己的失误后走向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它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提出文明发展的多线论,打破生硬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面,真正走进中国历史资料库,着力揭示中国历史的具体特征,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开辟了道路。     

历史教科书中对史料的运用

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正在深入进行。此次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不仅对课程设置进行了新的编制，而且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过程、评估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新的教育和教学理念的提出和推广，冲击着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观念，使得中学历史教学处于一个转型期，需要研讨的问题很多。本仅对新历史课程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中对史料的运用，进行简要的评析。     

野史、杂史和别史的界定及其价值——兼及唐五代笔记或小说的特点

本文重新检讨了学术界对野史、杂史和别史的定义,清理了笔记或小说的源流和分类、著录时之部类归并情况,认为野史、杂史和别史其实皆可纳入传统"笔记"或"小说"的范畴.其次,认为这些非正史类文献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使用时需要细加择别.再次,从行卷风气、史馆制度等方面,分析了唐五代笔记小说的特点,驳正了对唐五代小说或笔记文学性强、真实强弱的宠统指责,认为其史料价值迥剔于明清以后几全属虚构之小说.并指出应该在宗教研究等方面,充分加以利用.     

史馆渊源及其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

史馆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国家垄断的修史机构,使史书修撰有了政治上的保证,史料的来源更加全面、系统、连贯、有保障,可全面综合各种观点,摒弃一家之言,所修之书整体质量比较高,出版迅速,对我国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史馆修史也表现出很强的阶级局限性,屈从权贵,材料缺略,人浮于事,史料利用范围狭窄,禁锢了学术争鸣,限制了史家发挥,对中国史学的自由发展产生了相当不利的影响。     

地方志书中的商业史资料——以皖北地区为例

中国古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地方志书代表官方意志,对商人及其活动的记载同样比较贫乏。虽然如此,其舆地志、建置志、食货志、风俗志、学校志、名宦志、人物志、艺文志等部分仍然隐含着许多有用的商业史信息,应当引起本领域学者的重视。     

史学、史才、史识——历史教学的三个核心

史学、史才、史识,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提出的治史三长,是作为一名史学家必须具备的三种基本的要素。把它移到当今的历史教学中非常契合,符合素质教育对课堂改革的要求,也可以解决目前历史课堂教学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