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旧市民电影向左翼电影的转型过渡——以联华影业公司1932年出品的《奋斗》为例

从《奋斗》1合二为一的主题与始终如一的阶级性,以及旧市民电影情色、暴力元素与左翼电影的对应关系可以看出,影片的前54分钟完全是旧市民电影的体格,后30分钟则是左翼电影雏形的生硬添加,这样做的目的为的是迎合市场需求。北京中国电影资料馆2012年年底向民众公映的《奋斗》再次证明,1932年是中国电影史上新、旧电影的交替之年,即旧市民电影开始全面被左翼电影覆盖和取代的时段;史东山编导的《奋斗》,是一部旧市民电影向左翼电影强行转型的过渡性文本。     

《桃花泣血记》:模式的遗存和新信息的些许植入——1930年代初期的中国旧市民电影样本读解之一

旧市民电影是中国早期电影在1932年之前主流电影的唯一代表。它在1930年代初期左翼电影和新市民电影出现之前趋于没落。《桃花泣血记》和现在公众可以看到的联华影业公司在同一年出品的另外两部影片《银汉双星》、《一剪梅》一样,都具有旧市民电影没落、行将向新市民电影转化时期新旧杂陈的特点;而《桃花泣血记》固有的旧市民电影的暴力意识,多少与一年之后出现的左翼电影中的阶级暴力在艺术表现上有衔接之处。     

中国早期电影的道德图解与新电影的生长点——以联华影业公司1931年出品的无声片《恋爱与义务》为例

在1932年新电影出现之前的中国早期电影,都属于旧市民电影形态。因此,1931年出品的无声片《恋爱与义务》既是旧市民电影晚期的代表,又是即将到来的新电影的雏形。以《恋爱与义务》为例可以看出,一方面,影片的模式化表达范式与伦理的世俗化图解,合乎旧市民电影的传统性、伦理性、教化性和保守性等特征,另一方面,这些特征又为以后的新的电影形态如左翼电影、新市民电影,尤其是新民族主义电影的出现奠定了法理、道德和艺术模式的基础。     

旧市民电影的总体特征——1922—1931年中国早期电影概论

从1905年中国电影诞生,到1932年左翼电影出现之前,这28年属于旧市民电影时代,因为其题材、主题大多局限于恋爱、婚姻、家庭,所依托的文化资源是旧文艺和旧文学。20世纪20年代末期出现、30年代初期退潮的神怪武侠片,同样属于旧市民电影的范畴,因为它的艺术范式、苦情戏设置和情色元素配置都符合旧市民电影的总体特征。     

对1920年代末期中国旧市民电影低俗性的样本读解——以1928年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的《情海重吻》为例

在1932年中国左翼电影兴起之前,先进的文艺思想和社会理念并没有进入中国电影,具体地讲就是还没有进入1920年代的旧市民电影。因此,旧市民电影在1920年代传播的依然是传统观念指导下的旧思想、旧观念,但是却拥有数量巨大的观众群体;以《情海重吻》为代表的旧市民电影,是传统的、通俗的、大众的旧文学的电子影像版,因为整个故事浅显易懂,有着强烈的道德说教意味,为底层民众所喜闻乐见。     

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旧市民电影的传统特征与新鲜景观——以联华影业公司的《银汉双星》为例

在传统社会中,异性在公众场合获取他所中意对象的性信息非常之少,相应的信息传达也相对困难,因此就不得不增加叙述篇幅,进而导致节奏缓慢。换言之,《银汉双星》1中拖沓的情节发展、非常缓慢地释放性信息的节奏,只适合于传统社会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现实环境,更与传统社会和传统审美趣味合拍。从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开始,旧市民电影积极尝试将新观念和新意识带入到电影制作当中,电影语言在逐渐成熟,它从原来纯粹的旧文艺或者旧文学的电子影像版开始向发展出自己的表现风格和话语系统努力。这个逐渐建立、完善的过程贯穿整个20年代并在3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从这个意义上说,旧市民电影不仅是先后出现于1932年的左翼电影和1933年新市民电影的孕育母体,而且还是30年代中国电影走向高峰进而与世界文艺同步接轨的一个积累期和准备期。     

狰狞其外,闪耀其中——暴力电影发展研究

自1895年12月28日电影诞生以来,暴力元素就作为它的先天基因之一自然而然地嵌入在电影的各类型影像表达中。经过沉淀与提炼,含有暴力元素的电影中,发展出了一种能将暴力运用到极致,并将影片触角伸向各大类型片的电影类型——暴力电影。本文主要通过界定暴力电影的电影类型定义,梳理暴力电影的发展脉络,总结暴力电影的美学特征,结合经典暴力电影创作背景、文化环境的简要分析,探索暴力电影这一亚电影类型的文化价值和影响力,挖掘中国发展这一类型电影的可能性与潜在作者。     

《王老五》的新技术主义制片路线及其艺术特征——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后的新市民电影实证

蔡楚生编导的《王老五》（王次龙、蓝苹主演）既不是国防电影,也不是左翼电影,而是属于新（兴）电影（运动）的新市民电影。新市民电影一般会在对社会现实采取相对温和的批判立场的同时,积极采取新技术主义的制片路线,即一方面强化和大比例地配置歌舞元素,另一方面,注重和强调影片的喜剧色彩,承接性地发展旧市民电影固有的艺术特征,并以此作为市场营销的主导方针。     

从左翼电影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策略看主旋律影片的策略演变与回归——兼谈影片《建国大业》、《建党伟业》

2011年6月,全国公映的建党90周年献礼影片《建党伟业》延续了几年前建国60周年献礼片《建国大业》的超级明星阵容,并继续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探索之路.主旋律电影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被指定担负确定的意识形态生产任务,而这一传统最早可以溯源到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传统.本文回顾并分析了上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策略及其历史发展,试图揭示其与近期主旋律电影策略的相似性,并将其看作是在市场化背景下主旋律影片策略的演变与回归.     

吴宇森电影的暴力美学分析

从早期电影中对暴力的直接叙述,到20世纪80年代吴字森“英雄系列”影片的出现,再到其后昆汀．塔伦蒂诺、沃卓斯基兄弟等人对暴力美学电影进行的风格化探索,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暴力美学热潮。暴力越来越成为一种消费的视觉文化样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众生活。     

批判视角下影视跨文化传播面临问题探析——以电影《花木兰》为例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迪士尼公司制作的电影《花木兰》于2020年9月在中国内地上映,而上映即遭遇大规模差评。为何电影《花木兰》会在中国市场遇冷?本文从批判视角出发,结合中国当今文化产业发展现状,通过深入文化与意识形态差异层面,分析找出了《花木兰》遇冷的原因,发现中外传统审美与意识形态差异、花木兰电影的制作意图等因素共同促成了这一现象。这对于将来我国影视业乃至整个文化产业"走出去"的跨文化传播具有借鉴指导意义。     

《如此繁华》的世俗品位与艺术趣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的新市民电影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主流国产电影制作,依然没有完全摆脱左翼电影传统和国防电影运动背景的内在影响,因此,新市民电影在继续有条件地选取借助左翼电影-国防电影思想元素的同时,始终注重并大力开发使用从旧市民电影继承而来的主题和题材资源,并在及时吸收时尚元素的基础上,彰显和扩大其世俗品位与和艺术趣味的追求和影响,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喜剧片《如此繁华》就是这样的例证。     

“新左翼电影”的题材选择和批判性的社会立场表达——以电影《钢的琴》为例

2001年,电影《钢的琴》不仅获得业内人士的好评,而且也获得海内外多个奖项和比较理想的票房.从表面上看,影片对下岗(失业)工人生活的题材选择和批判性表达,是对1949年后大陆电影艺术真实功能缺失的修复,但如果观照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脉络就会发现,影片具有1990年代后兴起的第六代导演代表作品即新左翼电影的基本属性.笔者认为,第六代导演的新左翼电影特征,即现实主义的题材选择、创作态度和社会批判立场,实际上源自对1930年代左翼电影精神的继承.本文以《钢的琴》为例,在讨论二者间承接关系的同时,也指出了早期左翼电影和新左翼电影在反主流表述层面相互叠加的表现形态.     

1933～1935年:从左翼电影到新市民电影——用5部影片单线论证中国国产电影演变轨迹(下)

中国左翼电影在1933年形成高潮后,在自身不断发展变化的两三年间,与同样是从旧市民电影脱胎而来的新市民电影一起,开拓了巨大的艺术表现空间和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与此同时,主流政治话语和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在倡导和坚守传统文化理念上达成外在共识,出现了高度疑似政府主旋律电影制作。最终,一直在政治上持保守立场、艺术上呈开放姿态的新市民电影成为1936年之后中国国产电影的主流中坚。     

1933～1935年:从左翼电影到新市民电影——用5部影片单线论证中国国产电影演变轨迹(上)

中国左翼电影在1933年形成高潮后,在自身不断发展变化的两三年间,与同样是从旧市民电影脱胎而来的新市民电影一起,开拓了巨大的艺术表现空间和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与此同时,主流政治话语和一部分上层知识分子在倡导和坚守传统文化理念上达成外在共识,出现了高度疑似政府主旋律电影制作。最终,一直在政治上持保守立场、艺术上呈开放姿态的新市民电影成为1936年之后中国国产电影的主流中坚。     

新知识分子的旧市民电影创作——新发现的侯曜《海角诗人》残片读解

八十多年后才被研究者们看到的《海角诗人》再次证明,在20世纪20年代,即使是完全出自新知识分子之手的新电影,也只能归于当时的主流电影——旧市民电影:即题材与主题不出恋爱婚姻的范畴,表现模式和市场卖点局限于才子佳人。同时,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心理价值和审美价值取向对旧市民电影不无渗透,并且成为后者影像化的市场通俗消费。     

从电视电影到数字电影

文章在回顾中国电视电影创作10年的基础之上,从技术层面、理论层面、实践创作层面直至其本体上重新审视了从电视电影到数字电影的观念变迁,并且从以上各个层面重构了电视(数字)电影的存在,进而得出传统的电视电影观念已然远去,而电影在当前的存在无关乎介质的全新观点。     

电视电影的十年一梦

中国的电视电影虽说已整整"十岁",但其自身并没有发展成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的艺术类型。从电视电影发展史来看,电视电影的出现是电影和电视既相互竞争、又彼此依靠的结果。电视电影具有"类电影"性,它所唤起的只是电视观众对电影的一种想像;而为了给观众提供廉价新影片则成为电视电影催生的动力。电视电影在发展中面临着电视剧、影院电影和VCD、DVD等观影方式的挑战。     

从中国电影国际获奖看新时期中国电影外宣

中国电影作为中国文化形象的传播载体,在对外文化传播、国家形象塑造上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当前中国电影频繁摘取国际影奖,但在一片繁华的背后显示出中国电影外宣的一系列问题。笔者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从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独立电影三人类影片入手分析其原因,并试图从政策引导、业界重心、人才培养和策略把握上探究下一步电影外宣的发展对策,探索如何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女性·电影·革命——王苹与中国女性电影的发生

王苹是新中国革命电影的代表性女导演,其电影通常被阐释为女性意识匮乏的主流电影.而实际上,王苹电影在有关革命和家国的虚构中,隐含了别样的女性主体意识,其电影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文化生产,将女性、电影、革命和家国的诸种想象耦合同一,形成了符合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体想象"的革命电影文化图景.父权意识形态与女性意识一样,从来不是一个本质主义的话语,而是需要女性参与生产的意识形态结构,其中必然包括女性的意志和要求,王苹电影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生产的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