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家的焦虑和误解的权力

2006年底汉学家顾彬的“垃圾事件”带着反讽的意味,象征性地证明了误解的力量。早在此之前,顾彬多次撰文说明,汉学家有误解“中国”对象的权力,汉学的跨文化理解具有“误解的正面意义”,所以,并非“只有中国人理解中国”。汉学对“异”文化的研究,对西方而言目的是从他者的视角审视他们自己,对中国而言,汉学的(误)理解使中国人从另一个视角认识自我。顾彬的现代阐释学解释了何以汉学家有误解中国的理由及权力。     

如何对外讲好依法治国这个“中国故事”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中国政治发展和改革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其关乎“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关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作为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作出的“四个全面”全新战略部署的关键一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能否真正实现,对中国政党和政府权力运行、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经济建设有序开展、民心民力巩固团结有着深远影响。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文化考量

一、历史与背景 海上丝绸之路,是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通向世界其它地区的海上通道,东海航线由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南海航线由中国通往东南亚、印度洋地区以及更远的欧洲和非洲。从历史上看,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方互通有无的“商贸之路”,也是沿线各国各民族交流的“文化之路”。     

从离身到具身：傣族象脚鼓制作技艺传承的反思与转向

在具身认知理论指导下的非遗文化的保护实践中,工艺的传承不再是传统主体与文化的互动,而是身体、具身心智、环境的交互作用和耦合的过程。笔者以认知、身体、环境“三位一体”来探究傣族象脚鼓制作技艺的强具身性的特点,以及其在发展过程中传承主体身体的隐喻与缺失。而身体动作和身体能力能够铸就心智特殊的品质,进而提出从身体价值、具身模拟、具身体验和具身交互中通过发挥身体作为认知中的“限制者”“调节器”和“塑造物”不同的功用,来实现非遗文化保护和传承中身体的复归和文化的复兴。     

简论"诗亡"与"《春秋》作"之关系--从一个侧面看先秦儒家士人的话语建构工程

《诗》和《春秋》都是先秦儒家士人极力推崇的文化文本。二者从实际的历史角度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但是在儒家的话语建构工程中它们却同是儒家权力意识与乌托邦精神的体现 ,有着深刻的一致性。“诗亡”与“《春秋》作”反映了从春秋到战国文化空间的变化 ,也反映了儒家士人文化心态的变化。     

对外传播“中国话语”如何借力“中国英语”

当下,争夺国际话语权已成为各个国家捍卫自身利益、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必然诉求,与此同时,国际交流和对话中各个国家的话语和话语权均受制于彼此间的权力格局。虽然当下“中国话语”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但毋庸置疑的是,如今国际话语格局仍是西强我弱,因此要切实推进“中国话语”在全球的传播,首先要努力让全世界“听得见”,增强文化互动、减少国外误解,进而争取让全世界“听得进”,最终使得中国在成为行动巨人的基础上也成为话语巨人。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英语”就是不可忽视的有力工具。     

《平凡的世界》:中国农民二次翻身的史诗——与《安娜·卡列尼娜》比较

《平凡的世界》的小说时间是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８５年。这是中国当代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十年,从万物不生的“浩劫”到神州大地欣欣向荣的,它横跨中国当代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小说所描写的历史事件很像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所描写的“不流血的革命”——“但也...     

“两国论”是如何出笼的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广播公司专访时声称,“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李登辉执政以来,特别是他的权力逐渐稳固后,就逐渐脱离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放弃了对统一目标的追求,而是在一步步地推行其分裂路线。从让台独活动合法化到对岛内统一力量的打压,从“修宪”到“冻省”,从“两个对等政治实体”到“阶段性两个中国”,无不是从体制到建制上将台湾发展为一个“国     

《李光耀观天下》

李光耀是新加坡前总理,曾任新加坡国务资政以及内阁资政,为新加坡的独立及崛起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新加坡之父”。该书是基于李光耀自己90年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共分11章,有关中国的论述被放在了第1章。其主要观点是：中国会坚持自己的特色。李光耀认为,中国人有一个根本的原则：只有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5000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中央软弱则意味着混乱和动荡。西方人很难理解这一点,他们希望中国变成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这不会发生。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文化和历史都与西方不同,中国有自己的方式。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政治也必须随之改革。但不管中国的机构和体系进行什么样的改革,都仍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那就是中国将保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在这点上,局外人不应低估中央政府掌控权力的意愿和能力。     

文化力量为企业成功提供支撑——访莒县海通茧丝绸有限公司董事长安霞

丝绸是中国的智慧创造。丝绸之路是中国文明的友谊出使。莒县在古代战国时期曾经是一个国家——莒国。“毋忘在莒”至今流传。莒县海通茧丝绸成立已有60年历史,是全国首批三个“蚕茧生产国家农业标准化示范单位”之一,产品荣获中国丝绸行业缫丝企业首批首个“中国名牌”她们经历过关停并转的坎坎坷坷,     

从臣民到公民——论中国价值观革命

从臣民转变为公民,这是我们中国人对自已进行的一次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是中国人国民性的质变和升华。这将是8000年中国传统文化和5000年中华文明传统最重要最伟大的历史变革,是当代中国最重大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哲学的伟大革命变革。必须要的历史条件,就是坚决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宪依法建设中华有序民主共和制度法制体系,即建设中国共产党自内而外有序民主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人民政府自上而下有序民主的运用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公共管理制度体系,建设公民大众自下而上有序民主的参与选举、决策、监督和管理的基层社会制度体系,实现党政民三者合为一体,依宪依法治国理政,当代中国才能从根本上根治腐败、建设廉政,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国才能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和古老中华文明才能真正实现伟大复兴,中国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从臣民社会转变为公民社会,中国人才能真正实现从臣民转变为公民。在当今中国大变革时期和中国人价值观念变革的大潮中,能够帮助我们在现实中拨开迷雾看清从臣民比较顺利地转变为公民的前进方向和道路、能够帮助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前进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哲学的新哲学观念是“新实学”。“新实学”非一人之力所能为也。然而,只要对“新实学”有兴趣的同仁齐心协力共同深入研讨,必能建成新实学。     

关于“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

鲁迅所语“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这句话,一是鲁迅在说自己发现了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部实有的食人史,另一种理解是鲁迅“所悟”,既指发现了实有的食人史,又指发现了“仁义道德吃人”的历史。吃人史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人肉被当做商品的商业性吃人;一类是人肉被当做食粮和美食的非商业性吃人。     

十大关键词助推“反腐倡廉，制度创新”

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极为关键。党的十八大明确要求：“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中突,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习近平同志也多次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些重要精神．对深入推进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据统计,近年来,中国平均每年都会出台十几部有关反腐倡廉的法规,各地按照中央部署和要求。也积极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这充分表明了我党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和对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也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反腐败斗争的新希望。     

以自主创新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西南油建公司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践与探索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当代中国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胡锦涛总书记在2011年“七一”重要讲话中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我们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命运

一经济“全球化” ,不是说中国在 2 0 0 1年 1 1月加入ＷＴＯ之后就算完成了 ,也不是说这个国际贸易组织有了中国就十全十美了 ,“全球化”仍然值得人们深入探讨。走“国际化”道路 ,是 2 1世纪多数国家别无选择的“现实”。这个“现实”如果发育成长正常 ,它将给人类社会带来繁荣和进步。历史地看 ,“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若以现在的话说 ,具有现代意义和前瞻意识的“全球化” ,是科技“爆炸”和经济高度发展为全人类酿造的“美酒” ,而不是为“个人”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栽种的菩提树。“全球化”的历史文化 ,可以从…     

陆游“三最”炳史册

在中国历史上,南宋伟大诗人陆游以“三最”彪炳史册：他活到了85周岁,是中国古代著名诗人中寿命最长的诗翁;他一生写过万首诗,是中国历史上吟唱最多的诗人;他一年之内杀死过三只老虎,在古往今来的文人中最富传奇色彩。     

公民公法上与私法上权利义务的区别

公法、私法划分的产生和发展与公共权力特别是国家权力密切相关。可以说。公法与私法划分形成的过程就是公共权力不断受到限制的过程。准确地说．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一个以公共权力运行为中心的传统“公法”在法律领域里的比例由全部向部分不断缩小范围的过程。也是一个以公共权力原则上不参与、不干预为基本特征的新法律领域即私法由无到有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法是调整公共权力的法,而私法是调整非公共权力,亦即调整私人权利的法。     

大学文化视角下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关系大讨论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协调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教授治学”符合现代大学的发展规律。明确界定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作用领域,科学认识学术权力在大学发展中的地位,充分尊重学者与学术组织在学术事务中的决策作用,确立学术权力在学术管理活动中的主导地位。通过制度创新和校内体制改革,实现以行政管理为主导的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向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转变,建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协调机制,形成有机的分工、合作与制约关系。     

太行太岳神话与中国文化精神

中国上古神话有两个系统,一是以鸟兽为主体的昆仑神话系统,一是以英雄为主体的太行太岳神话系统。太行太岳神话系统包括了中国神话最精粹的内容,射日、补天、填海、移山、治水、追日等著名神话皆属于这个系统。这一神话系统,渗透着民族童年的经验与感受,体现出了植根于山岳之中的文化特有的品格。发自于大山底部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精神,铸就了民族道德至上的文化理念与“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信仰。这一文化精神在历史的流变中,分流为“精英文化”和“世俗文化”两个系统,这两种文化在历史中互渗、互补,彼此消长,绘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曲线。     

学衡派与现代中国文化

“五四”是20世纪一个永不衰竭的话题。“五四”使许多人都有一种历史的晚生感。“五四”使我们迅速地跨入了现代,而更重要的是,一切在“五四”都已经发生过了。20世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地讲述“五四”的故事,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也不过是“五四”这个历史本文的不断复制与改写。“回到五四”久已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变革的一种策略和标识。这不仅因为“五四”构成了中国现代发展的一种深远背景,而且因为“五四”原始情境的复述往往为当代思想发展所遭遇的困惑提供某种解释。 “五四”是一个价值重估与价值重建的时代。对于我们来说,“五四”常常直接意指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形成了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思想高潮。今天,“五四”新文化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新传统,成为了我们精神与思想的重要资源与依据。“五四”时期从西方输入的科学、民主、进步等思想理论和价值观念已经成为今天普遍的信念和共同的价值准衡。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