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视域: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媒介研究

近年来，传播政治经济学正日渐成为颇具活力的学术思潮。该学派重视对文化生产与传播背后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分析。它给当前的媒介文化研究带来了丰富的启示。梳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演进逻辑，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揭示媒介产品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中权力的运作机制，以及由此给公众的“权利”带来的侵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试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解析网络空间

公共领域理论强调三个核心因素：公众,普遍利益上形成的公众舆论,讨论的理性、批判性和平等性。网络作为新兴媒介打破了第一媒介时代散播式的传播方式,其信息的易获取性以及网络空间匿名性、去中心性等特点为公共领域的形成奠定了有利条件．网络空间出现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出现了“独特”融合、网络空间的舆论兼具批判性和消费性、网络和权力机构的关系发生微妙转变,网络空间孕育着公共领域的又一次转型。     

社会事业发展与权力动态均衡意识

当前中国政府所实施的大力推进社会事业的发展,是在为较大限度地保障公众社会权的实现而努力,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其效果与初衷存有很大出入。一般而言,公众享有社会权是以在社会事业发展中拥有一定的权力比例为基础的,可为便于公众分散的权力能够有效实现,公众须把权力出让和委托给政府公共部门,这就使得社会事业发展中的权力关系呈现一种貌似静止的、一边倒的态势。事实上,任何权力关系都是一种动态均衡的过程。正是这种对权力动态均衡过程的认识不清,导致公众和公共部门在面对社会事业时出现巨大心理反差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步履艰难。为此,提倡一种权力的动态均衡意识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我看腐败

本文论述当前公众普遍关注的腐败问题,数列腐败在当今社会的种种表现,指出腐败对经济发展、党风政风、国民性格塑造等多方面的社会危害,分析了腐败在当今产生的原因——权力执行者的私欲膨胀和权力运行机制的疏漏,提出完善党内监督机制、强化国家立法权、加强勤政廉政建设、“惩”“治”结合、标本兼治等措施,以治疗腐败这一社会顽症。     

国家起源：一种新契约论

国家是拥有最高权力的社会,它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根本性质是最高权力。因此,哪里有最高权力,哪里就有国家;最高权力的起源就是国家的起源。最高权力必然产生、形成和起源于社会成员的普遍同意或契约;因为一切权力——最高权力并不例外——都具有同意或契约的性质：权力是仅为管理者拥有且被社会成员普遍同意的迫使被管理者服从的强制力量。因此,人类一切社会——从家庭到国家——无不必然源于某种契约：社会必然源于人们就“权力”问题所缔结的契约;国家则必然源于人们就“最高权力”问题所缔结的契约。     

对媒介权力的思考——以"恶搞"文化为例

“恶搞”文化已在当今媒体刮起肆虐的风暴,社会各界为此展开激烈探讨。虽然观点分歧较大,但讨论大多仅侧重对“恶搞”文化自身文本的文体分析和道德评价,对造成“恶搞”文化泛滥的关键因素——大众传媒的权力之手却视而不见抑或有意回避。鉴于此,在媒介研究的视野下,透过“恶搞”文化现象审视媒介权力的异化。     

论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权力

大众媒介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与思维活动以及形成普遍社会心理,来产生一种对个体支配性的媒介权力。在这种媒介权力的背后,我们不仅能看到技术所起的巨大作用,同时能看到这种权力往往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这种媒介权力如果运用得当,可以成为一股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动力;如果运用不当,也可能走向异化。     

试论媒介的权力及其异化

贵州大学潘雪在《试论媒介的权力及其异化》一文中指出：随着传播手段和技术的日趋现代化,媒介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然而,媒介权力的范围及运用等方面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异化。异化的主要表现有：权利滥用、角色错位、权力越位和媒介化生存导致受众自我迷失。     

对完善行政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思考

行政权力腐败是当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以制度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三种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对行政权力实行全面的、严密的、强有力的制约与监督，从而确保行政权力廉洁、公正、合理地运行。     

“递延权力”腐败的文化探源及对策思考

“递延权力”腐败是一个新动向。它是从某一公共权力中延伸出的领导干部身边人的一种不具实质性、不具合法性的附庸权力 ,是公共权力的异化 ,具有隐蔽性、传染性、寄生性特点。宗法族制是依靠血缘亲情网络联结而形成的组织形式 ,其基本原则是互助和亲亲。它在当代社会的余墨深深地浸染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递延权力”腐败的文化根源就在于此。现代社会由于人们交往面的扩大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族制泛化 ,它的互助和亲亲原则也在泛用 ,使得“递延权力”腐败范围更大。中国社会传统的做法是以道德遏制“递延权力”腐败 ,这在反腐败过程中起到了一种“防”的作用。此外 ,我们应鉴国外经验 ,加强各项反腐法律制度建设 ,遏制血缘关系的递延权力 ,并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     

论公立高等学校处分权的权利属性

在我国,公立高等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具备公共产品的某些特征,但又不完全齐备,属于准公共产品。高校管理权具有行政权的属性,属于公权力。高校处分权可分为改变学生身份的处分权和未改变学生身份的处分权两类,前者具有公权力的性质,后者属于高校办学自主权的范畴。     

舆论监督与法治

舆论监督的乏力，是由于公众和传媒的知情权、安全保障权等相关权利不能实现，加上法律对此的预防和补救不力。因此，要健全和完善舆论监督所需的权利保障体系，给舆论监督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本文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并吸收了“怀疑权”“有错推定”等新观点。     

喉舌本位与自由本位——中西媒介理论传统比较

媒介理论是一个国家赖以制定新闻政策、新闻法规的理论依据,是新闻工作的理论指导。中国的媒介理论中常用“喉舌”一词来形象表述媒体的根本性质和作用。中国的喉舌思想缘起于封建社会,到了近代上升为新闻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喉舌论。喉舌论是新中国媒介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媒介作为国家的“喉舌”,必须保证其社会主义性质,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服务。西方媒介理论经历了自由主义论到社会责任论的过程,但后者是对前者的改良而不是颠覆,目的恰恰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新闻自由。追根溯源,中西媒介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     

我国高校自主权的法律性质探疑

高校自主权的源头可追溯至学术自主权、国家教育权和社会教育权,这也是高校自主权在法律上产生公、私属性界分的根源。高校自主权与高校法定之权同为一物,既包括权力也包括权利。我国高校具有多种法律主体资格,我国法律并非没有对高校行为公、私属性的应有关注,"事业单位法人"界面即已寓示高校法律地位的独特复杂性。具体界分公立高校自主权的公、私职能,设置"角色串通"的防范机制,对于完善我国教育法制,促使高校更准确地履行其法人权利与义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性的变奏曲——浅析传播学的第四学派媒介环境学派

技术和人的关系是媒介环境学无法绕开的核心问题。对这一问题,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发展过程表明,它所奏响的是现代性的变奏曲。在麦克卢汉时代,英尼斯和麦克卢汉注重考虑"技术给人带来什么",而不追问"技术对人做了什么",这一共同特征使他们的理论带有"技术决定论"的色彩。波兹曼将媒介和文化结合起来,对印刷术评价较高,而对摄影术、电视评价较低,认为它们侵蚀了启蒙时代苦心树立起来的主体地位,具有反现代性的色彩。后麦克卢汉时代,影响最大的莱文森提出了人性化趋势理论、补偿性媒介理论和新型地球村理论,高扬人的理性,预言新媒介技术将带来更好的民主和更好的地球村。在理性、民主这些现代性价值遭遇反思的今天,它们也未能完满解答技术和人的关系本质。     

媒体面对危机时如何抚慰公众——以“5·12”汶川地震报道为例

媒体是灾后心理干预中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对公众进行心理抚慰应把握好报道的“节奏”和“平衡点”;提供全面信息,进行认知调节,指导公众正确归因;主持人、记者应善于移情和共情,激发公众的积极情感。     

作为政治舞台的社会化媒体：框架建构与话语竞争

通过将中国社会化媒体视作政治舞台,分析在公共议题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框架建构和话语竞争作用,考察不同政治行动者在此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从而以此探讨这一符号化文本传播过程带来的理论启示。通过对新浪微博热门话题的内容分析可以发现,议题公众正在取代传统媒体成为社会化媒体上最重要的公共议题发起者和议程设置者;媒体话语仍主要在新闻专业主义的范畴运作,并试图通过专业化的框架建构延续自身的权威性;政府开始尝试在新媒体场域中直接向公众推送议程,但其生产的符号却被其他行动者转换为一种象征权力;意见领袖的主要角色在于策略性地运用框架建构扩大公共议题的支持基础,并与议题公众、媒体适时联动,共同推高公共议题的能见度。公民话语、精英话语和媒体话语的合围在一定程度上对官方话语构成了压力,但这一线上话语竞争的优势却并不足以改变线下的权力关系。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业务形态的整合与发展

整合与发展是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业务形态的核心概念。媒介融合不仅是不同媒介的整合与重组,交融与互动,同时,也是对传统新闻业务形态的整合与重构。它通过构建新媒体技术平台,对新闻业务流程进行重组,使新闻业务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新闻传播主体由职业新闻工作者独家垄断转变为职业人员与社会公众共同分享;新闻采编系统由单一媒体类型为基础的“新闻编制系统”转变为以数字技术为整合平台的多媒体的“新闻信息与服务提供系统”;新闻报道模式由单线性的平面化形态转变为全方位、立体式的形态。     

媒介化社会中舆论引导效果的嬗变

信息技术的创新促使媒介技术的进步与变革,媒介变革引致媒介化社会的来临。媒介化社会媒介对舆论的引导起着重要作用。从舆论引导的效果来看,需要注意舆论的隐性效果和舆论领袖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     

媒介融合语境下的危机传播研究

媒介技术的发展,促使人类进入了"媒介化"社会,媒介融合成为传媒业的主流,更是一场传媒产业的重构。然而,技术带给我们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危机。文章根据国内外现有的危机传播理论模式研究,从媒介融合语境下传播环境的形势入手,探讨新环境下危机传播的特点、传播方式及传播策略,并试图建构媒介融合时代下危机传播的理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