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性恶》的论辩逻辑新探——兼论性朴的相较合理性

《荀子·性恶》篇运用了三种逻辑论证性恶,但是这三种逻辑都是可以商榷的。“顺是为恶”认为任由人性发展会导致恶,因此人性为恶。但是“生而有好利”等不必然导致恶;而且“果”为恶不能必然地推出“因”为恶。“伪反为恶”认为礼仪是伪的、善的;而性与伪悖反,因此人性是恶的。但是礼仪“反于性而悖于情”,不能就此断定人性为恶的,因为人性有恶性,善性,以及“非善非恶之性”。况且礼仪与性不一定悖反,因为礼仪也可渊源于仁义礼智之善性端。“相较为恶”认为与善的礼仪比较,人性是恶的。但是“非正理平治”不一定就是恶,因为也可能是“非正理平治非偏险悖乱”的中性或朴性。而且圣王使用礼仪也可以是由于人性有善端或者朴性。倘若性恶论的理论依据不成立,性朴论似乎更具有合理性,也更适合阐释荀子人性论。     

关于韩非子人性论的一点认识

韩非子是先秦“人性恶”理论的集大成者。本文分别从社会历史环境、思想资源环境的角度对韩非子“人性恶”思想的产生原因作了一些探讨，指出其其性恶理论背后的思想基础是纯粹经验主义，并对其做出初步评价。     

人性的结构与目的论善性——荀子人性论再论

后儒对荀子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性恶论"。荀子论人性的结构,强调人的实存活动及其情欲要求必受制于心知及其抉择之支配,据"心之所可"以规定其实现的途径与行为的原则,由之而获得其正面(善)或负面(非善或恶)的道德价值和意义,而非直接现成地顺自然而行。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论而言"性恶",其实质是强调人性中本无"现成的善",而非言人性中具有"实质的恶"。荀子善言"类",以为人之类性及理或道规定了其存在之终极目的,故人作为一个"类"的存在,本内在地具有一种自身趋赴于善的逻辑必然性或目的论意义之善性。是以其在政治上并未导致外在强制之说,在道德上亦主张自力成德,而未导致他力的救赎说。其政治伦理哲学的体系,亦由此而获得了一种终始相扣的理论自洽性。人的实存"从心之所可"的人性结构论与目的论的善性说,共同构成了荀子人性论学说的整体内涵。     

荀子人性论真义之再辨析

荀子的性恶论较为彰显人与动物共有的"性"的自然性能之类的普遍性(恶性),但也注意到了人身上所具有的为善的特殊类本质(知性、义性)。荀子的性恶说侧重人的实然性,但也体现了实然性与应然性的统一。荀子只是在内在可能性意义上认为人性是善的或恶的,在内在现实性意义上没有直接断言人性是善的或恶的,认为只有立足于外在角度当人性外化于人的行为时才有善恶可言。荀子的性朴论和性恶论不是正相反而是"殊途同归"、互相补充,因而是可以统一的;同时他讲的"性不善"主要指向还是"性恶"。     

自然内在价值论及其理论困境探析

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逐渐引起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思考。在人们试图从伦理观念的角度论证人类与自然之间是否存在着道德联系时,一种关于“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产生了。自然内在价值论从主体性、客观性、目的性三方面论证了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它在理论与逻辑上都存在着一些内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这种理论将价值判断等同于事实判断,由此造成了概念上的混淆,同时,也表现对价值主体内涵的否定,否定了“人”作为价值主体的唯一性,将价值概念的主体扩大到人以外的自然物,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也狭隘地将生物本能与生存特性、人的目的性划上等号。     

人性人格人生

一、关于人性的认识自古以来 ,人性问题几乎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一个首要问题。人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 ,古人有两种对立的看法 ,一些人认为是善的 ,比如孟子、陆九渊、黄宗羲等 ;有人认为是恶的 ,比如荀子、韩非子等。更多的学者坚持人性二元论和人性三品论或者性情学说。判断善恶的标准有千万条 ,但归根到底只有一条 ,即凡利他者即为善 ,利己者即为恶。与此同时 ,还可引出一对人生哲学的范畴 ,那就是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自然性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人的生物性或者动物性。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学认为 ,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在数百年的…     

论荀子的人－人秩序观

荀子从天道、人性与社会三个层面论证了人－人秩序之必要性,使其具有了坚实的理论根基;荀子对父子秩序的阐释达到了儒家的新阶段,使孝具有了更强的社会意义;荀子重视君臣秩序观中双方的责任,但又存在君本位的缺陷;在君民秩序问题上,荀子也呈现出“君本”与“民本”的矛盾。     

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对立性

从事实的角度看,“应试”仅仅是一个中性词,它既不必然是贬义的,也不必然是褒义的。但“应试教育”与“应试”不能混同,“应试教育”并不是因为教育中存在着“应试”的“事实”,而是因为有其特定的“价值”,故“应试教育”在根本上是一个价值判断而不是一个事实判断。从价值判断的意义上讲,应试教育是一个特定的贬义性概念。同理,对与之对应的“素质教育”的概念亦当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来把握。对“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概念的把握方式以及怎样理解“对立”的内涵,是认识两种教育是否具有对立性的关键。     

荀子的性恶说:性之恶及其克服

本文旨在探讨荀子充满争议的"性恶说"。与众多批评者不同,作者志在为荀子辩护。全文包含几个论点:(一)探讨从孔孟到荀子的"人性"论的发展;(二)聚焦两种"恶":荀子将神话思维中的"恶"转变为理性思维中的"恶",因此恶魔、坏精灵等外在之恶被转化为通过人的努力可以加以克服的内在之恶;(三)"恶"的叙事:这些叙事再现人类生活情境中的"恶",充满真实的人性,从中导向荀子法哲学的建构;(四)为评估人类教化的潜能与局限,荀子提出圣人与元恶两大极端,涉及"化性"的可能与限制。作为一个务实的思想家,荀子重视人性的黑暗面。整体而言,荀子的"性恶说"包含"性说"与"恶说",具有深刻的创意与启发,在儒家思想史上形成一个突破。     

荀子乃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

《荀子·性恶》让荀子背了两千多年的“性恶论者”的黑锅。他事实上是一位性朴论者。并非《荀子》一书中所有的作品都出白他本人之手。《性恶》对人性的看法与《劝学》、《礼论》、《天论》、《正名》、《荣辱》等篇对此的看法严重相悖。在这些多篇文章中,人性都不定为恶,而是定为朴、善恶未定、可善可恶等。荀子的弟子、《史记》的记载、西汉时代的人性论说等也可以旁证苟子不以人性为恶。     

第三人撤销诉讼的理论分析——以利益衡量为视角

基于遏制诉讼欺诈、弥补第三人利益保障体系的漏洞和开通纠正错误判决的新渠道为立法目的,我国在2013年民事诉讼法修订后新增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在他人间的生效判决对第三人产生不利影响时,为非因自身原因而没有参加程序的第三人提供事后的程序保障,以救济错误判决对第三人合法权益造成的不当损害。第三人撤销之诉起源于法国立法,在移植入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后必然面临着各种适用和完善上的困难,因此本文在进行制度的立法目的和理论基础分析后力图描绘出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立法导向和制度前景,为其后在立法和司法上的展开铺平道路。     

康德审美批判力美的分析及其影响

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判断力批判包含美的分析和崇高的分析,在美的分析论里,康德通过质、量、关系、模态四个方面的分析,得出美的无功利的令人愉悦性、无概念的普遍性、无概念的必然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等性质,从而形成了其矛盾着的美学观,为后世美学提供了很多的启示。     

浅议会计职业判断

分析了我国目前会计职业判断的现状,对如何提高会计职业判断进行了探索.     

析裁判书说理性欠缺之成因

中国裁判书的劣质主要表现在缺乏说理性,其根本原因不是中国法官总体素质较差,而是传统的强权司法观念以及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等制度的缺位或约束软化造成的。     

质疑“汉语的险境和诡谬”

本文针对毛喻原先生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提出不同意见：作者认为，毛先生对汉语“弊端”的描述，从偏颇的事实判断，导向了逻辑松动的价值判断；对汉字造字策略“悲剧原型”的分析，则较多地表现出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     

不确定判断下的层次分析法

本文从判断矩阵的建立、判断信息的处理以及排序向量的计算对不确定判断下的层次分析法进行了讨论，从而为这一方法的应用建立了完整的理论基础。     

中学教师职业忠诚度解密

面对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和新课程改革的逐步推行,教师职业忠诚度渐渐成为教育界又一个提上日程的重要课题,如何正确认识它的重要性以及怎样进一步提高中学教师的职业忠诚度,是本文阐述的主要内容。     

中国区际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探究——以内地与香港为例

我国在解决港澳与内地之间区际司法协助上，已有三个安排，但没有一个涉及区际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港澳与内地有必要通过协商建立一个有利于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新机制。新机制在价值取向上，可归结为便利、透明、公正和效率。新机制对于相互承认与执行对方法院判决的条件，应尽量宽松。     

合乎理性与宽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宽容观

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罗尔斯捍卫了一种合乎理性的宽容观，以回应现代民主社会中理性多元论的事实。其中，理性多元论事实是宽容的主观环境，而合乎理性则是宽容的基础。合乎理性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提出并遵守公平合作项目的意愿，假如别人也这么做的话；二是认识并承担判断负担之后果的意愿。“判断的负担”是合乎理性的分歧产生的根源，它是在自由的条件下人类理性运用所具有的特征。作为有理性的人，个人认识到并愿意承担判断负担的后果，意识到强加自己的善观念于他人之上是不合乎理性的，因而作出对宽容的承诺。罗尔斯的宽容观有两点局限：第一，因为不可同时可能的问题，合乎理性的论证往往不能为“谁应该让步”这一问题提供指导；第二，因为没有考虑文化多元的问题，这种宽容观不能对当今少数群体认同诉求的问题做出充分的回应。     

“进步”的不一定是“正义”的——论历史运动中“进步”与“正义”的关系

“进步”与“正义”反映的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其关系有四种可能,正义的、进步的、非正义的、非进步的,正义的,非进步的、进步的、非正义的,不能机械地强求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