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地方社会矛盾和社会治理——以徐士林《守皖谳词》为中心

徐士林在安庆府担任知府期间留下判案记录《守皖谳词》,它反映出清前期安庆地区各阶层之间的复杂社会经济关系和矛盾纠纷。地方官在应对和处理这些矛盾、纠纷时主要采取了诸如走访百姓,实地勘察、强调＂身份——秩序＂、重视发挥＂习惯法＂的作用、民间调处与官方裁判相结合以及刑罚与道德教化并用等多种社会治理方法。不同阶层的人都参与了地方社会矛盾、纠纷的处理,他们在地方社会治理中扮演着多种角色。     

法律辩证推理及其良性运用——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为视角

辩证推理是指法官在法律规则冲突、模糊以及缺失的情况下,以一定的价值尺度为评判手段,对应予适用的法律规则进行选择和重新确立的思维过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蕴含的辨证推理模式主要有：运用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填补缺失的法律规则;以公平正义观念理解细化法律规则;根据司法实际,确定法律规则。这些模式可为法律适用提供一种科学合理的确定法律规则的范式。其意义在于降低诉求的门槛,使更多的纠纷不被拒之门外;为新型、复杂、疑难案件的处理指明方向;彰显以人为本,保障“案结事了”。运用辨证推理应当注意从严掌控,坚持判案必有法的依据。     

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调处机制问题解析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社会矛盾将在一定层面一定范围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呈现,如何应对并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和完善化解社会矛盾的法律调处机制势在必行。为此,必须深刻认识建立和完善化解社会矛盾法律调处机制的现实意义,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征及成因,解析化解社会矛盾法律调处机制的路径,科学立法、公正司法、依法行政,并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达到社会矛盾的法律有序调处,以从根本上、多渠道、多角度地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从法律多元视角看纠纷解决机制

社会纠纷纷繁复杂,单靠任何一种纠纷解决机制是无法解决所有纠纷的,从诸多法学理论中提炼出来的法律多元理论就展现出更加强劲的生命力。将法律多元的理念引入到纠纷解决机制中,恰当地适用国家法律与非国家法律,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置于与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平等的地位。在坚持司法主导地位的基础上,科学地分配司法资源,构建并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合理地组合并高效运行,最终使得社会纠纷的解决达到最佳效果。     

从诉讼活动中的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关系看法律概念冲突的哲学整合

法律概念的冲突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在诉讼法领域内，关于诉讼证明究竟是满足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的要求，争议很大。两种观点分别用认识论加以证明，但矛盾依旧。作以系统哲学的观点把两个水火不相容的矛盾概念，整合于一个体系之中，解决了其冲突。     

行政处罚证明标准初探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应以客观真实作为证明标准,这个标准与行政诉讼中坚持的法律真实标准相矛盾,加之行政程序中取证的困难性,行政处罚应采用以事实为根据和以证据为根据相结合的原则,采用排除滥用职权和排除合理怀疑相结合的证明标准。     

幼儿园常见法律问题分析（下）

在幼儿园管理工作中有时会遇到一些纠纷,一些矛盾,如何处理解决这些问题。法律上又是如何规定的,是许多幼儿园深感困惑的问题。本刊特别邀请北京著名幼儿园法律顾问韩岱律师,就幼儿园常见的各种法律问题进行案例分析。     

乡村民事纠纷处理机制实证研究——以一起赡养纠纷的解决为例

我国乡村中许多带有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民间规范仍组织着社会生活,调整着各种矛盾和冲突,而在制定法试图重塑乡村社会生活时,“民间法”通过民众显示出对制定法的种种不合作,并显示出前者的力量和功能。文章以一起赡养纠纷为例,探讨我国乡村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     

环境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要素,是人类活动能量与物质交换的重要媒介。而随着社会高度产业化,对于有限的环境资源利用就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如今国内外环境纠纷的数量逐年增多。针对此类波及到大范围社会主体甚至国家的纠纷,建立价值性与法理性统一的完整纠纷解决制度势在必行。     

南浔古镇保护开发过程中引发的权益纠纷

作为江南六大古镇之一的南浔，已历经沧桑，加快保护开发工作已刻不容缓。在保护开发过程中，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利益碰撞，引发了一系列民事权益纠纷。这些纠纷以人数多、矛盾大、处理难著称，而且，开发不止，纠纷不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逐渐凸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通过对此类纠纷的特点、原因、处理中的难点进行分析，以期提出预防和解决纠纷的思路和途径。     

论逻辑证明的功能

逻辑证明作为人类的思维形式,是人们认识、理解、把握事物的手段,也是人们探索真理、论证认识、检验认识和指导实践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它有探索真理、论证认识、检验认识和指导实践的功能。     

论波兰尼的“个人知识”科学发展模式

波兰尼的个人知识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 :求知热情→启发性热情→说服性热情……。该模式同库恩的科学革命论发展模式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 ,其区别在于科学发展动力及在真理观上的不同 ;与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发展模式的区别在于解决争端的方式及理论常新与“硬核”不可证伪方面的不同     

农村纠纷解决之困境及对策

分析了农村纠纷解决的困境及其原因,提出了使农村纠纷及时有效解决的相关对策,认为应大力加强法制与道德的宣传教育,建立完善的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只有合理、高效地解决好农村纠纷才能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亦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思想路线，开创现代建设的新局面，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民事简易程序适用现状及其完善

当前,民事简易程序正以其独立的程序价值和功能在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规范简易程序的适用,保障其功能的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并于2003年12月1日起实施。文章以基层法院为视角,对近3年来某基层法院在民事审判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调研分析,并提出了完善简易程序的建议。     

夫妻财产争议与离婚案件拆分审判探析

长期以来,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时,习惯于一并解决离婚争议和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问题。但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当事人仅起诉要求离婚的案件。对此,人民法院可否采取拆分审理模式,分案审理离婚争议和夫妻财产争议,在实践中有不同意见。将夫妻财产争议与离婚争议分案审理,在法律上并无不妥,在某些情形下更利于快捷、公平地解决当事人的争议,具有补充合并审理模式的功能和价值。故在立法上应明确人民法院对离婚案件中的财产争议可另案单独审理,并对分案审理模式的定位、标准、管辖、诉讼衔接等问题进行明确规范。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中产权纠纷的法律思考

企业改制已是传统城镇集体企业走先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轰轰烈烈的改制完成后,一系列的产权纠纷再次唤起全社会对集体企业财产权和成员权的关注。在民生工程下,为妥善解决集体企业改制中的产权纠纷,不但要了解产权纠纷的制度原因及争议的焦点,更要明晰产权,保障集体成员权利,维护职工(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保障集体企业职工的监督权,确立集体企业负责人的诚信义务。     

价值实践中的真理标准刍议

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在实践中的多元价值关系中，操作是不容易的事。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流行的真理标准观轻视人的主体性，淡漠真理的价值性，影响到人们在价值实践中，总是避免不了“左”倾和右倾的摇摆。正确理顺实践主体与真理、价值、实践的关系，是把握实践标准的关键。     

The fragmented framework of legal protection for the gifted

A legal framework for resolving disputes in gifted education is slowly evolving. Legislation, court cases, due process hearings,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Letters of Findings issued by th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OCR), negotiation, and mediation are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this framework. The authors' thesis is that each state's legal framework should be constructed by sound legislation, and these statutes should the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settle disputes in gifted education. A second premise is that the most economical and efficient method to settle disputes is to resolve them at the lowest level within the legal framework.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浅析--以我国刑事诉讼法"案件事实"为视角的分析

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存在着“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本文从认识论、价值取向与现实分析三个角度对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进行论述,认为“客观真实”观存在诸多的不合理之处,而“法律真实”观既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又符合我国当前主流诉讼价值观的要求。因此应提倡以“法律真实”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