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古代文学论争的内容及其分类

根据文学论争是人和人就文学问题形成的争论,将古代文学论争的内容分为以人为中心和以文学问题为中心的争论。以文学问题为中心,可分为文学内部要素和文学与外部活动的争论。围绕它们,会出现文道、理辞之争,格调、文体、取法之争,话题、判断、方法或理念等观点之争。以人为中心,可分为个人和个人、个人和群体、群体和群体之争,表现为地域、流派、宗法之争,实质就是文权之争。     

周立波在两个口号论争中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是革命和进步文学阵营在民族危机时期文艺论争。"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把"国防文学"诬指为"投降主义路线",口号之争变成了政治迫害。周扬和周立波,这两个出生于湖南益阳的现代作家,一个是首先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一个是最早响应,并发表多篇文章全面阐述这个口号的作家,周立波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廓清了一些左翼文学中长期存在的偏颇,为"国防文学"口号的推广,为文学在民族和国家危机之际发挥更大作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略说左联文学观念的演变

通过梳理综合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联两个口号之争之前的文学论争情况,表明周扬与胡风的两个口号之争是这些论争的必然结局,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中共与第三国际之间矛盾的一个缩影。在这段历史中,两个口号之争更多落入一种喜剧性结局。     

论五四文学论争中胡适角色的转变

胡适在五四时期参与的文学论争主要有两类：新文学建设论争和文化政治论争。新文学建设论争中,胡适以学者的态度、试验的精神倡导“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创作、理论虽不乏幼稚和欠缺,但推进了整个新文学运动发展,胡适本人也因此暴得大名;在以“问题与主义”之争和“整理国故”论争为代表的文化政治论争中,继续秉持学者作风的胡适却成为新文化的“叛逆”。此间胡适论争角色变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思想、学术的倒退,而是时政潮流选择的变化,文学和文学论争的标准常常是在文学之外的。     

从对峙到合流——对新马华文文坛“现实与现代之争”的历史考察

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新马华文文学关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论争从未断歇过。在论争中,现代主义渐渐为读者所接受,由此发展成为与世界文学潮流相接轨的＂东方现代主义＂。文章通过梳理这场论争的来龙去脉,旨在厘清这场＂现实与现代之争＂对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之意义。     

不同文艺观和“ 行帮意识” 的表现—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论争评述

本文所论述的,是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作家于1922年至1924年间的论争。用具体的事实和切实的分析,对他们论争的是非曲直作出评判,认为文学研究会作家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而创造社作家的观点则基本上是错误的,并有浓厚的“行帮意识”。     

论20世纪30年代"京""海"之争

“京”“海”之争并非严格的派别论争,只是一场由沈从发难、此后也主要是他一人代表“京派”,与在上海的非“海派”作家之间围绕何谓“海派”、“京派”的讨论,表明双方在如何看待时代与艺术、政治与学关系方面潜隐着分歧,且在论争的两次余波中更趋明朗。李初梨的“宏论”发自肺腑,公允全面,是对“京”“海”之争、“反差不多”论争甚至30年代左翼学与自由主义学论争最好的总结。     

革命文学的命名、论争与茅盾《文凭》的翻译

20世纪20年代后期,文学先锋派创造社、太阳社等对革命文学的命名和论争实质上是对文学场内话语权的争夺。他们对革命文学设定的规范及对茅盾小说的评论使茅盾主动参与这场论争,体现出茅盾在文学和政治上的双重考虑。稍后翻译俄国作家丹青科的小说《文凭》则是茅盾为推出文学范本,挑战先锋话语、重新阐释文学规范并摆脱身份危机所作的努力。     

喧哗与骚动:明代诗学论争概论

明人文学论争意识非常突出.前期诗学论争主要表现为论争对手不在场的个体式的议论与批评,中晚期至明末主要表现为持不同文学宗尚的宗派间针锋相对的激烈之争.个体式的议论与批评目的是表达论者的观点并企望他人接受,产生为人师的满足感;而宗派间的论争还在于争得文权,以推行本派的诗学主张,在文坛产生重大影响.明代诗学论争日益兴盛及越来越激烈的论争方式,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及文人自觉的文化归属意识等有密切的联系.明代诗学论争虽然有着门户之见的弊端,但却调动起绝大部分文人进入文学活动领域,推动明代诗学向前发展.     

“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对“左联”与“自由人”论争的一点认识

20世纪30年代“自由人”胡秋原同“左联”作家的论争是特殊时代的一场特殊论争。通过从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去审视“话语霸权”阴影下的自由人，发现他们作为主流文学之外的一群小资知识分子，不是“普罗文学”的敌人，也没攻击“普罗文学”。文章阐述了现代文学“话语霸权”的成因，力求再现论争的历史真实。     

政治附魅与形象书写——1950年代新文学史著中的胡适

20世纪50年代,在王瑶、张毕来、刘绶松等人的新文学史著中,建构了胡适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形象.与民国文学史著中对胡适形象的经典化塑造不同,建国之后,文学史家们从“阶级论”和“题材决定论”的教条主义观念出发,对胡适形象进行了否定性改写,几乎泯灭了胡适在诸多文学领域的实际贡献.追溯胡适形象在这些新文学史著中被妖魔化的深层次原因,进一步总结文学史编写过程中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我们树立正确的文学史评价观念,从而避免走入一种“总体性历史元叙事”的陷阱.     

论陆云文论思想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各家文学批评史较少提及陆云的文论观点,其文论思想与《文心雕龙》的关系也基本上不予以关注。主要从陆云《与兄平原书》等论文书简入手,考察陆云与刘勰文学批评思想的联系与区别,阐明陆云＂尚情＂、＂清省＂的思想对刘勰《文心雕龙》＂创作论＂部分的思想形成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而后者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所超越有所发展。     

《百合花》的文学史意义

《百合花》作为新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早已成为文学教育中常谈的经典。它能从为数众多的革命历史小说中脱颖而出,茅盾的评价功不可没;但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并能在不断重写的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凭借的却是它为批评提供的多种阐释的可能性。梳理《百合花》的接受史,在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叙述的互动中把握它的超越性,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它的美学意蕴及文学史意义。     

文学批评理论新收获——评罗瑞宁《审美与欲望的纠缠》

罗瑞宁有关转型期中国文学研究新著《审美与欲望的纠缠》,以＂审美＂与＂欲望＂的冲突作为研究文学创作及文学与文化关系的中心环节,以＂人学＂作为基点,介入当下现实的思考与批判,这一学术视野和学术理路不仅对当代文化审美理论创新有一定裨益,也有助于改变以往僵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是当下国人人文学者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一次新的尝试和新的收获。     

理性的批评——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文学观及批评理论剖析

作为新文学史上的一个有着自足体系的批评理论,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是建立在他自己独特的新人文主义立场的文学观上的。文章通过分析他的文学观,进而对他的批评理论本身进行梳理,从人性、历史的透视和判断、伦理几个关键词分别对其理论的批评标准、批评方法和批评目的三方面进行考察,以期勾勒其理论的大致框架。     

语言·文本·社会实践——话语理论发展的三种形态

话语原为现代西方语言学用语,自美国新批评引用到文学批评领域后,相继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文学批评流派流行开来,并最终成为了当今文化批评和历史解读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之一。本文试图从语言、文本和社会实践三个不同层面,来梳理和分析话语理论的发展历史,并重点论述了福柯的话语理论在这整个过程中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社会历史批评形成过程综述

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从社会历史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即将文艺纳入社会历史中考察,并从中发现规律,解读作品。社会历史批评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批评家柏拉图的“模仿说”,到维柯时期基本成熟,后经斯达尔夫人、丹纳的阐释得到进一步完善,又经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批评家的拓展、延伸,其地位在文学理论界得以完全确立。纵观社会历史批评的整个发展过程：在批评视角上,其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多,越来越全面,但经济因素缺失;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上,从单一的社会主体上升为文学与社会互为主体;在方法上,从单纯以社会学的方法解读文艺发展为与其他学科的交互融合。     

内蒙古大学蒙古文学研究50年述评

内蒙古大学蒙古文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其50年发展历程可分为初创尝试期、低迷停滞期、复苏发展期和繁荣深化期。初创期成果主要在当代文学与文学批评、民间诗歌与尹湛纳希研究方面；发展期成就主要在文学理论遗产整理研究、文学史总体研究、史诗研究等领域；繁荣期主要在文学理论研究、诗学研究、古近代文学研究以及现当代文学研究等方面形成了特色和优势。在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中发现并弥补队伍建设、史料建设及扩展领域等方面存在的缺失与不足，并着力突出特色和优势，是我校蒙古文学学科发展进入崭新历史时期的重要课题。     

“乡村”之外、“大善”之后及“启蒙”之道——从刘醒龙的三部长篇看其创作之得与失

刘醒龙的小说创作在当代文学中有其鲜明的个性与追求,他在题材上对乡土社会的关注,创作理念上对＂高贵＂与＂大善＂的追求,以及在创作方法上对现实主义的坚守等都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然而,偏执地陷入乡村伦理的陷阱而对都市片面的否定,固执地追求文学的＂高贵＂而回避现实社会的苦难与沉重,以及虽向往于作为知识分子的启蒙之道却缺少坚实的批判力量等问题又构成刘醒龙创作中的软肋,考察并指出这一点对于刘醒龙乃至整个当代文学无疑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从“六义”到“六观”——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学批评观

刘勰的文学批评观是针对轻浮绮靡的齐梁文风和当时对同部作晶褒贬不一的背景提出的．他的文学批评的客观标准是贯穿于“六义”到“六观”之中的系统批评观。“六义”是宗经的效果．“六观”是考察方法．两者都不能独立成为刘勰的文学批评观。刘勰认为,要正确评价作品。要综合从“六义”“四事”“三准”“六观”这个系统中表现出来的批评方法。“六义”“四事”“三准”“六观”互相联系、互相阐释．它们围绕的核心“情、事、辞”就是刘勰真正的文学标准。刘勰不论是谈文学创作,还是谈文学批评,都是从“情、事、辞”的角度来衡量的。并以其它文学批评元素为补充。从而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批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