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与王安忆的悲剧意识比较

张爱玲和王安忆有着共同的悲剧感受,却又有着不一样的美学观点。王安忆是一个真正能理解张爱玲作品中悲剧意识的人,知道张爱玲笔下的新奇和喜悦,是有着挣扎和痛楚作原由的,有着一个大虚无的世界观做无底之底。张爱玲和王安忆的悲剧意识都无关于时代,只是一种对人生根本境况既清醒又迷惘的认识。张爱玲是“参差对照”和“不要彻底”的美学原则,而王安忆是要追问到底,要“过去看看”,即使那边是虚无。     

握一把苍凉——论张爱玲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

本文主要从张爱玲小说的内容、人物形象的刻划、叙述的语调、参差对照的写法等几个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观照了张爱玲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即一种“苍凉”的美感。     

浅谈张爱玲前期小说中参差对照的艺术手法

张爱玲初期小说创作中，存在着“参差的对照”，实际上就是并不尖锐的矛盾。它构成作观察社会、人生、历史及现实的独特视角，对立而和谐的情绪体验，也形成张爱玲作品的独特艺术风格。     

解读张爱玲《封锁》中的美学时空

持续升温的"张爱玲热"引发了对其小说《封锁》的普遍关注。人们已从不同的角度对该文本进行了解读。小说中营造的美学时空是我们解读这篇小说的全新视点。封锁中,常态与非常态时空产生强烈的参差对照,新传奇式的美学时空由此诞生。它无疑是张爱玲式的。只有深入解析张爱玲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这种美学时空,才能对她的作品有更加全面深刻的理解。     

论《秧歌》

《秧歌》是张爱玲的一部重要作品,海内外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截然不同,论文力图把这部小说放到后期张爱玲创作努力寻找个人与现实的契合点这一背景上来分析评价。张爱玲在这部小说中以她的独特眼光描写了生活中的“饥饿”现象和“虚假性”,而这部作品的部分情节构成又令人遗憾地陷入了虚假性。《秧歌》虽然有政治环境对作家的影响这一因素,但又不能完全从政治立场的角度来评价它,这部小说基本上还是从人性的立场,从关注平凡人生的立场来创作的。她用一贯的“参差的对照”手法描写了农民的形象。作家在和现实保持距离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自己的基本立场,使这部小说呈现出复杂的状态。     

基于生存的需要:论张爱玲小说的人性意识

张爱玲的小说以参差对照的方式生动地演绎了生活于大都市的封建遗老遗少基于生存利益的复杂人性,这种创作底蕴是她的作品经久不衰、影响几代读者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她刻画人性的美的残缺、丑的真实、美丑参差的对照三个方面,透视张爱玲小说建立在生存利益基础上的人性意识。     

生活政治中的女性自我认同——论张爱玲的小说《传奇》

定位张爱玲的小说《传奇》的题材于生活政治范畴，意在拨开解放政治系统下主流批评模式的浓雾，立足学性，寻找其在小说历史的连续性中的新发现，张爱玲的创作从生活政治题材发现了人类生存的共同性；在生活政治认同与女性自我认同的相得中，以参差对照美学观照笔下女性的自觉的，庸俗的，迷失的自我认同，其远离男性话语，面向生活政治领域，开创了与女权主义不同的道路，发展了女性视角。     

幻与灭--论张爱玲作品的创作结构

在创作中张爱玲极力营造着美丽与苍凉的对照，根本源于她思想里“幻”与“灭”的二重结构。家国的颓败过程塑造了张爱玲“幻”、“灭”的观世眼光，身世之感渗入她的作品之中。她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都具有“幻”、“灭”互见的结构。爱与人性在普通人的“传奇”里寂灭，但这个世界里隐含着凡人顽强的生命力，也泄露出一丝对未来世界的希冀；《流言》写尽人世诸相，表面上热闹琐碎，但褪不了苍凉的底色。“幻”与“灭”的二重结构在《传奇》与《流言》中形成一种稳固的平衡、参差的对照，使张爱玲不至于偏向任何一端，既有对人生的彻悟，也有对世传种种的执着。张爱玲作品的独特风貌便建立在这种“幻”“灭”二重结构的基础上。     

论张爱玲小说"苍凉感"的美学价值

展读张爱玲的小说,令人深深震撼的是其字里行间所透露的苍凉的情绪氛围,“苍凉感”是张爱玲在小说写作上自觉的审美诉求。这种美学诉求表述在她关于文艺的论述中。在张爱玲看来“苍凉感”具有美的回味、表达人生本真的素朴,同时它又担当着使作品本身完满的重任。因而“苍凉感”不是主流审美意识上的“真善美”,但却是张爱玲心目中的“真善美”,并由此基点出发,追求苍凉感的美学底蕴成为了张爱玲自觉的创作策略。张爱玲藉由此上升至对人性、对文化的总体观照,令读者窥见到了人性的悲哀,以及对自我存在和意义的严重怀疑,对丧失自我和寻找自我的悲观,从而超越了单纯的人性的层次,进入到生命本质的透彻认识。     

挽着传统进入现代:论张爱玲小说中的"人"和她的文学史地位问题

被遗忘和被发掘的张爱玲；张爱玲小说关注了日常生活中的“人”：在从古典文学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人”到90年代“欲望人”的历史链条上，张爱玲小说表现的是一个有着旧中国印记、同时又带有欲望倾向的“现代人”，她和她的作品因此在文学史上获得了一席之地；张爱玲同鲁迅在历史精神上的连接与分离，显示了文学对“人”的探求在人生另一面上的推进，从而在一个较为深入的层面奠定了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     

对“精英文学”若干问题的探讨

在当下的学批评和学史描述中，“精英学”一词得到了广泛使用，但也存在着被误解、误用现象。因而，准确把握其概念内涵，以及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现象作是否归属精英学的辨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大众学渐成霸权态势、严肃高雅学日趋衰落的语境中，我们对大众学负面形态的庸俗学提出批判，并吁求精英学的再度振兴。这将有利于形成健康、合理的学格局，有利于民族化水平和精神素质的整体提高。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理论行程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和定义的出现,不仅是20世纪俄罗斯－苏联文学中的一件大事,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中国文学的观念、理论批评和创作,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纵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坛近70年的理论行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文学在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它的接受和评价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学为认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检测中国文学和俄苏文学关系的一张晴雨表,并从特定层面显示出2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演变发展的一个侧面。     

理想与信念--论歌德的"世界文学"

歌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这一概念历来有多种解释.它要么与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作品联系在一起;要么与以一种自恃的主流文学来一统天下的中心主义联系在一起;要么与人类文学演变的历史上所必然出现的结果联系在一起.本文结合<歌德谈话录>的具体语境,指出歌德的"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所具有的三种所指内涵,进而说明歌德的"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所张扬的既是一种理想,更是歌德本人践行的一种"生活样态".     

简评“以德论文”文论观

中国传统的文论观一直以社会道德为标准，过分强调文学的社会教化功能和文学家自身的道德修养对其作品艺术价值的影响。以科学的态度客观地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种以德论文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值得商榷。处于文学理论的转型期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和反思我们传统的文论观，构建我们自己的科学文学批评理论。     

论文学思潮的"群体性"和"扩张性"——文学思潮的特性研究之一

文学思潮的"特性",即是指只有在"文学思潮"状态下才能得以充分显现的东西.只有当各种因素的"共同倾向性"呈现出容易被人们感知的"群体"样态时,"思潮"的生命过程才算开始."共同倾向性",既表现为"共时性"的各个完整系统之中的各环节或部分,又表现为"历时性"衍化而成的"家族相似"式的纵向现象异变中."文学思潮"的"群体性",既可以是某一特定时期以平行方式排列的集束"现象",也可以是一种现象以跨时空(指不同文化时段)排列呈现为纵向性的"现象"群体.文学思潮的"扩张性"特点,意味着它总体上不是内敛,而是外扩并具有强大的辐射性.由"点"到"面"的变化过程亦就是由单个的"思"之于群体"潮"的生成过程."点"的重要性在于,它可能最先呈现了某种趋向,潜含了外扩的潜能及被多角度接受的可能性.它首先体现为对存有"小异"的"同质"因素的"吸附",其次表现为对在对抗中日益弱化的因素的"招降"或"改编",同时也相应产生对"传统"因素的"改造"."整合性"是文学思潮"扩张性"特征的重要内涵,也是"扩张性"功能外化的主要策略."整合"中的"呼应性"和"矛盾性"(对抗性),可谓文学思潮扩展历程中最有活力的两个因素.     

“百花文学”浅论

“百花文学”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贡献了“新质”。这一独特的文学存在,不仅上承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的良好范式,而且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先河,具有积极影响。文章通过文本分析,从新英雄传奇、问题小说、家庭文学和讽刺文学四个维度考量“百花文学”的文学价值。     

文学的“头发情结”

头发,常常被赋予特定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具有外貌表象、心理表象、时代表象、爱情表象和性爱表象的特征,所以头发频繁地被作家邀来进行文学创作。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足见文学的这一"头发情结"。     

开拓华语文学的灵性空间“灵性文学”的诠释

提出“灵性文学”这一文学概念,是基于圣经的“人论”神学,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零与超越。“灵性文学”的三个层面就是：1、有灵活人的写作;2、呈现有灵活人的思想与生活;3、启示出住在人里面的灵的属性。灵性文学创作在思想、体验、语言三个方面有其特点：神性光照的思想特质、灵性空间的创作体验、信望爱的文学语言。     

从"乡土"到"农村"--关于中国当代文学主导题材形成的一个发生学考察

文学题材并非是简单地对文学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作出分类,它本身就是文学发展变化的历史产物。它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对象,而且某几类题材被命名、被反复阐说、被赋予特殊的意义,这本身就形成了特定的文学史范畴。基于这一理论前提,本文对“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小说”这两个现有文学史范畴并不当作一种既成事实进行接受,而对它的生成与使用以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进行考察,力图从一个侧面获至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信息。     

“文学场”中出版机制的转型与文学走向市场

布迪厄认为,文学场是不同的资本持有者角斗的空间,由许多位置及其相互关系形成,研究文学意味着建构一系列＂纸上的建筑群＂。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场而言,出版机制的转型促使中国当代文学不断应对＂经济场＂的挑战,并且逐渐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变化。出版机构通过品牌战略、包装作家、策划专题等举措赢得了在＂文学场＂中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抗拒了＂经济场＂、＂政治场＂的力量,也使当代文学在走向市场过程中形成＂好看＂就是＂好书＂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