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与乾嘉考据学的内在转向

清代考据学发展到了乾嘉时期,过于偏重对经典作客现实证的研究,而缺乏对其思想意义的关怀,与清初的经世学风相比,考据学形式下的经学实为一套知识体系而非价值体系.乾嘉学者中的一些精英人物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也对考据学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判.而章学诚对考据学的批判与这些人基本相类,甚至在学术路向上与汪中、凌廷堪等考据大家也有趋近之处.这反映出,清代中期的考据学自身在发生着某种内在转向,章学诚对考据学的批评与这一"转向"遥相呼应,他的思想是清代考据学思想的"综合"和"会通".     

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与诸子学历史地位的升降

儒学和诸子学都是构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本的内在要素,长期以来尊"儒"斥"子"的文化政策使得诸子学沦为"边缘学术",其学说的合理性并未得到承认.乾嘉时期,在考证学的推动下,诸子学研究逐渐兴盛,诸子学有了回归学术主流的契机;道咸以后,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和晚清社会危机的出现,儒学受到广泛的批判,在思想一统世界瓦解中诸子学迎来了复兴.诸子学的兴起和历史地位的改变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体系学统重建的趋势.而清代考据学在诸子学的兴起中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陈启源对清代《诗经》考据学的贡献

陈启源作为清初著名的学者,在《诗经》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坚守《诗序》,一以《序》《传》《笺》为准的"稽古"思想,是陈启源弃宋返汉,转向考据学的前提与基础,对于复兴古学,解放人们思想,挽救当时颓废的学风有重要意义。他摒弃清初经世致用之学,以形音义结合、利用方音等手段解决疑难问题的方法,从事具体而深入的考证研究,力图探究经籍的本来面目,这种实证、求是的精神对宋明理学空谈义理的学风有极大地冲击,将《诗》学研究引上考据的轨道。他好学深思的稽疑精神和多闻阙疑的治学态度都表现出清初考据学者的特色,体现了清初《诗经》考据学的基本精神,对乾嘉学风的转向和考据学的繁荣有启示之功。     

理学与晚清社会

程朱理学是传统儒学中的重要派别,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于官方哲学的显赫地位。清朝初年,程朱理学一度被统治者大力提倡,但很快被考据学所压倒,跌入低谷。嘉道以后,清王朝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再度倡导理学,以至在咸同年间出现理学复兴的局面。晚清理学分为理学主敬派和理学经世派,继续受到清王朝的支持。理学经世派标榜“义理经济合一”,影响了当时的政风、学风,给晚清理学打上时代的烙印。理学对晚清社会的影响不仅及于政治、学术,而且还及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其历史作用不容忽视     

传统语境下的"发展经济学":略论晚清重商思想的分期与演变

对晚清重商思想分期与演进之探讨是近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缺失环节.重商思想呈现出的多重内涵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其中包含了由重商而重工、由观念而制度、由单维而系统的发展线索.重商思想的本质不在于商业贸易,而是更为宏大的目标,即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的整体转型.后发现代化的时代诉求在近代语境下赋予晚清重商思想以"发展经济学"的特质,而事功、经世之学则是晚清重商思想致力于后发现代化的内生源与核心精神.     

论章学诚对宋明理学与乾嘉考据学的批评

理学作为宋元明清四朝的官方意识形态,章学诚能以较为客观的辩证观点视之。一方面对理学末流大加挞伐,认为其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空言天性义理,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另一方面对通经服古的程朱之学持肯定态度,指出宋儒的“躬行实践”,仍是值得后人效仿和借鉴的正确方法。考据学为乾嘉学术之主流,章氏指出考据学的弊病在于注重征实,而忽视对义理的掘发,未能真正领会古人删修考订的用意和治学的要领。为此,章学诚倡言“六经皆史”说,强调经世致用,这既是对理学空谈性命义理的猛烈抨击,也是对考据学严重脱离人事的有力针砭。     

由“考证”到“经世”的转变——嘉道西北史地学者沈垚经世治学道路述论

清嘉道年间的西北史地研究被后人称为“显学”,经世致用精神复活的主要代表.经世名家辈出,经世名篇颇丰.江南西北史地学人沈垚作为嘉道年间西北史地学者群中的一员,他以其经世之作《新疆私议》而闻名遐迩,后人研究较多.但他早期是一位沿袭传统舆地学治学理路,深受乾嘉学术影响的学人,他早期的众多作品都是沿袭考据学的脉络而作的传统舆地学.他能够由治“舆地之技”转变到治“有用之学”的道路,有诸多原因.本文就其治学道路转变的诸多原因进行剖析,从而得知他走上经世治学道路的缘由,同时,也明晰嘉道年间西北史地学发展的脉络.     

守道与救时——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学术特色

守道与救时是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主要学术特色。晚清湖湘理学群体重视守道,但是却绝不满足于此,而是以经世目标为准绳和归依。在“守道”的基础之上,他们把义理经世作为救世的良方加以提倡并身体力行,最终成为“救时”的重镇。     

魏源与晚清学风的转变

道、咸之世,学术思潮发生了激烈变化。有的学者,继承清初大儒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力反乾嘉汉学思潮,开启了晚清“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谋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的学风,魏源是当时这种学术路径的代表人物之一。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其为学淹博贯通,无所不窥”,毕生孜孜矻矻,勤于     

孙诒让学术渊源辨析

在探讨孙诒让的学术渊源时,只简单地将其归结为经古文学家或晚清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均是不可取的。孙诒让的思想与学术渊源相当复杂。他治学取永嘉经制之学与乾嘉义法结合之路径,且秉承清初顾炎武的经世精神与小学方法,借鉴浙东史家章学诚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晚年更是受到近代西学的影响,最终形成博通经史、精邃小学、兼采汉宋、融汇西学的学术特色。因社会变革的激荡与近代西学的影响,晚清学术思想界的图景凸显纷繁复杂,学者们的学术与思想渊源也驳杂多元,故要求在研究晚清学者与晚清学术时,必须进行全面的分析。     

钱大昕的荀学思想刍议

从荀子思想地位的总体评价、“化性起伪”学说的澄清与辩护和“法后王”的理解三个方面勾勒了钱大昕荀学思想的基本面貌,认为钱大昕的荀学透显着乾嘉学者由字词训诂、名物考证探讨义理问题的治学特色,更体现了乾嘉思想学术重新肯定和发现荀子思想价值的重要动向,这一动向最终导向乾嘉时期荀子思想的全面复兴.     

清代庄学背景发生论

清代庄学非常繁荣,研究《庄子》的学者众多,优秀作品层出不穷;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涉及义理、文章、考据等多个方面.清代《庄子》学的发生和繁荣,从学理上看是前代庄学在清代的继续发展,是学术自然发展的结果;从学术环境看是清代考据学影响下的产物;从社会环境、政治形势看则受明清易代和晚清内忧外患的情势影响.在多种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清代庄学出现了全面繁荣局面.     

晚清今文学与诸子学复兴之共因探析

推动晚清今文学和诸子学复兴的因素很复杂,也有相同之处。从学理上看,是乾嘉考据学继续发展和开拓的结果;从社会形势看,有经世致用思潮的推动;从文化环境看,受到了西方文化冲击和中西文化交融的影响。寻绎晚清今文学和诸子学复兴的共同因素,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晚清学术发展形势和演进规律。     

论清代“西南巨儒”郑珍的宋学取向

郑珍为清一代著名的学者,其学融汇汉学(考据之学)、宋学(义理之学)于一身,其成就代表了贵州学界的最高水准,有"西南巨儒"之誉。然因其丰硕的文字学、考据学著述成果,与风格特出、情辞兼到的诗歌造诣,其汉学家、诗坛大家的身份广受学界关注,而其学术中重视义理之学的一面常被遮蔽。故厘清其学术思想中汉、宋两种取向的发展轨迹,全面衡量宋学在郑珍学术世界和人生践履中的地位,梳理他精研宋学的师法渊源,尤其是与明清之际世称"杨园先生"的大儒张履祥的关系,对于更全面了解郑珍其人其学,意义重大。     

论张舜徽评判清学的双重标准

本文通过论述张舜徽评价清学流变的双重标准,剖析了学术经世与学术求真的内在价值冲突以及近代以来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困惑,并对各自的价值意义作了评说。张舜徽肯定清初、清末学术经世的特点,但对于学术经世的立场,他更愿意选择清初学人以学术作为经世的内在支撑,而对清末经世思潮中出现的以政治作为学术取舍的标准、凡不为所用便诋为无用以及借学术以影射政治、不惜牺牲学术的客观真实性不能赞同。对于乾嘉学术张舜徽表现出十分矛盾的心态,其间激荡着学术经世与学术求真的价值冲突。     

试论早期维新派经世思想的内容及地位

晚清经世思想经历了复兴、创获、蜕变,最后走向终结,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个过程中,19世纪60至90年代初早期维新派的经世思想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环,对于晚清经世思想的演化和流变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上承龚、魏等传统经世派,下启康梁新学经世派,对于晚清经世思想实现从传统向新学的转变起了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戴震治诗中的考据方法与乾嘉考据学

考据学为清代学者戴震的学术重心,戴震考据学成就的光彩熠熠,蒙惠于考据方法的科学性.戴震治诗时主要采用的以经考字与以字考经、以及小学求证和归纳法与演绎法等考据方法,在清代乾嘉考据学中具有普遍性.当时诸多学者都以这些科学方法作为解籍津筏使得乾嘉考据学在中国学术画卷上留下浓重一笔.     

洪亮吉经世主张略论

洪亮吉生活在乾嘉考据学灿然中天的时期,他本人作为考据学派的重要一员,不但在考据学方面颇有建树,而且有着强烈的经世思想。他上书指陈时政,批评官风、吏治、言路的种种弊端,还对佞佛、土地分配、环境变迁等问题提出诸多看法,这些思想与他所处时代背景和他的人生经历有重要关系。     

山西学者与嘉道年间的西北史地学研究

山西学风淳朴,应该比较适合有"朴学"之称的清代主流学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山西学者真正预流乾嘉考据学则到了嘉道年间.嘉道之际西北史地学兴起,且渐为晚清显学之一,其兴起与发展都与山西学者有重要关系.祁韵士是嘉庆年间第一位专事西北史地研究的学者,于西北史地学有筚路蓝缕之功;张穆和他的<蒙古游牧记>则进一步推动了西北史地学的发展,且为其由倾向考古转向注重经世致用做出重要贡献.     

被压抑的“乌托邦”——魏源的经世思想与净土观

魏源作为晚清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长期以来都被放置在今古文之争的儒学思想史脉络中考察。但是,魏源虽受今文经学影响,其思想却杂糅了道家、佛家观念而有新的创见。魏源以"经世"思想为枢纽,试图重新理解传统思想中的"体用论",并以老子、《易》之"道"重新充实被乾嘉之学淘空的清儒之道统,进而发扬公羊学的"微言大义"精神。魏源的皈依佛教,并非晚年的消极隐逸,而是其寻"道"之路的自然结果。魏源所强调的净土观念虽然依托于华严宗的理事圆融观之下,但是,却因历史意识的限制,无法将净土思想中的乌托邦性格通过人类世俗历史的脉络加以展开,这也使得他无法像康有为那样,能够借助佛教的净土思想来发展出具有现代乌托邦性格的大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