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元帝永光年间皇帝宗庙礼制改革考论

西汉初期，皇帝宗庙制度因不循古礼而为后世所讥讽。随着儒家礼治思想渐趋浓厚，汉元帝永光、建昭年间，依据礼典规范皇帝宗庙典制。其主要内容就是罢弃西汉初、中期建立的西汉“祖”、“宗”郡国庙，定皇帝宗庙迭毁之制。     

略论南朝皇帝“七庙”中的女性宗庙

南朝宋、齐、陈三朝遵循礼书记载的“天子七庙”之制。但他们所建“七庙”，除包括在位皇帝的高祖父之祖、父以及高、曾、祖、父六世“亲庙”外，还包括上述三朝为开国皇帝已经去世的配偶修建的宗庙。笔者认为，宋、齐、陈之所以将女性宗庙列入皇帝“七庙”中，不过是因时适宜，为折衷古礼与现实需要之间的冲突而采取的权宜性举措。     

西汉园陵寝庙礼制考

西汉立国多继承秦朝的制度,园陵寝庙礼制,如徙守陵园、追封与改葬、庙制改革、谒祠宗庙、冲消庙灾、雀集庙寝、赐臣冢茔、违制处罚等方面都有一些特殊的规定.这些规定,形成了西汉丧葬礼俗的规范,也成为了解认识西汉社会制度、礼俗民情的一面窗口.     

《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评析

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植根于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宗法社会。祖先崇拜观念在古代中国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祖先崇拜抽象观念的物化形式,宗庙即是古代中国用于祭祀祖先的礼制性建筑。古代中国自早期国家形成时起,就对不同等级的宗庙庙数、祭祀仪节作出种种规定,并逐步形成了内容庞杂、严密的宗庙礼制。周秦以后,帝王宗庙制度成为国家的重要典制之一,对中国历代历史文化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曹魏前期礼制的推行与损益——以皇室宗庙为例

曹魏政权的礼制推行有政治上的目的,受既成文化环境制约。皇室宗庙制度因关乎曹魏政权的政治目的,得以优先推行。该制度的形成对前代制度既有继承也有损益,以切合时用为准,并不一味尊古。搁置严守周制的郑玄学说,以"事兼长远"的王肃学说为指导,建立起具有双重庙制特点的七庙制度。曹魏前期君主崇尚法家,力行集权,所以在其礼制推行过程中呈现出"以权易礼"的随意性,值得留意。     

论隋唐明堂建筑形制论争中的礼乐美学观念

圆丘祭天、宗庙祭祖分别象征了继承天命的天道秩序和世俗王权的人间秩序。明堂既是祭天之所,又是布政之宫,其建制、礼仪素无定制,历代皇帝、儒生亦皆因时制礼,遂致争议不断。隋唐之初,明堂礼尚且能遵循古制,至武后擅权之时新创圣礼则实现了天地合祭。从牛弘、宇文恺、魏徵、颜师古等人明堂方案上看,隋唐明堂建筑形制、明堂礼典施行的论争本质是权力之争。从礼仪空间上看,隋唐明堂祭天礼秉承天上秩序象征“天子”统治的合法性,宣读时令、举行朝贺又象征了人间秩序“皇帝”权力的正统性。武则天明堂沿袭魏徵、颜师古“义以随时”“自我而作”“圣情创造”的礼乐美学思想在形制、礼典上有所创新。武氏明堂的完成把儒家礼乐美学对明堂的想像付诸实践,终结了隋唐儒生明堂建制的论争。这一过程表明专制社会国家礼乐体系服务于皇权,国家礼制建筑、仪式空间体系的最终完成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识。这也是隋唐礼制建筑与礼仪空间所表达的主要美学观念。     

试论考古发现所见的商王室宗庙制度

从偃师商城至洹北商城,再至洹南殷墟,商王室都城宫城宗庙区的布局原则高度一致,继承因袭之迹非常明显。偃师商城宫城宗庙区为南(王国先王供奉处)、中(方伯先王供奉处)、北(河六示供奉处)三元构成形式,洹北商城宫城宗庙区为南(王国先王供奉处)、北(方伯先王供奉处)二元组成方式,洹南殷墟宗庙区复为南(早期王国先王供奉处)、中(中期王国先王供奉处)、北(河六示及方伯先王供奉处)三元布局。商王室宗庙区建设一直奉行分群成组的原则。据传世史籍可知,东汉光武帝刘秀、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及明太祖朱元璋等帝王开国即立四亲庙、且子孙遵循续立成为制度,考古发现这在商汤大乙开国之时即有,并且也被商王室长期坚守。历代商王皆为其生父独立设置亲宗(庙)。而累积四或五世以后,商王室则阶段性地构建宗庙建筑组合,供奉时王祖父以上至高祖之祖间四代或五代神主。宗庙建筑组合可能采纳直线顺排的方式自西向东、自早至晚布列诸神主庙室。晚商殷墟比较盛行五位前后相继庙主庙室成组制度。此五庙成组制度直接影响到周王室的宗庙设置规则。如周王室京宫与康宫之内均分别设置五代先王之庙室。     

《三国志》札记二则

一、汉末皇家宗庙曾几迁 东汉末年,由于董卓之乱与各地的割据混战,以献帝为首的东汉中央政权曾被迫多次迁徙,而天子宗庙也随之多次被毁坏,并辗转多地。梁满仓先生在其《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一文中曾简略地提及了东汉时期汉室宗庙的一些特点。今试在此基础上将汉末皇家宗庙制度变化之情况略做梳理。     

就宗庙制度的损益看魏晋时代之特征

魏晋时期的宗庙制度(立庙、毁庙、祭祀等)在借鉴继承古礼及两汉相关制度的同时,又依据现实社会的变化和郑玄、王肃对儒家经义的不同阐释而有所变易、创新,这也是我国自古以来典章制度沿袭中有损益特点的生动体现.以不循古礼、"渎乱不经"斥之,进而视魏晋时期为"礼崩乐坏"的黑暗时代的观点是不确切的.     

周代宗庙礼制考

周代社会中与宗庙相关的礼制多种多样。宗庙始成要举行落成典礼,作歌诗以纪之。祭庙的形式可谓五花八门,而且祭者的态度要十分的恭敬、严谨。诸侯有丧事了,要在宗庙吊唁,规矩也很多。此外,如天子即位,天子(或诸侯)娶妻、嫁女、出国、归国、出征、凯旋等都要在宗庙举行郑重的祭告仪式。在宗庙的守护、装饰、迁移等方面,在当时也有着严格的、不同的礼节制度要遵守。     

论东汉中后期士大夫对皇权的制衡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皇权异化，士大夫对皇权表现出明显且复杂的制衡性：既有道义制衡，亦有权力制衡。东汉中后期士大夫对皇权的制衡，对当时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后期的政治特征以及士大夫阶层在形成和发展前期的一些特点。     

试论光武帝吊臣

在"君吊臣"历史上,光武帝可谓是一位独具特色的封建帝王。他在臣子死后,不仅有赐棺具或冢地之举,而且对一些国家重臣还亲临其丧以表哀悼。他不仅在吊臣数量上超过以往封建帝王,还开创帝王亲自为臣子送葬的先例,其所吊臣子以文臣为主,往往赐棺椁或亲吊,较少赏赐钱帛,这与西汉诸帝有很大不同。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与光武帝开国帝王身份有关,与他个人儒者气质有关,也与当时经济发展程度有关,但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则是其终极原因。     

中国金殿之瑰宝——武当金殿590年记

古铜殿是我国古代冶炼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由于使用了馏金工艺这一高级技术．俗称“金殿”。金殿是我国古代皇权和财富的标志，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所创作的精美建筑实物。武当金殿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     

西汉帝王与经学及文学

给西汉文学和经学带来深远影响的帝王当推汉高祖刘邦和汉武帝刘彻。刘邦是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刘彻是汉王朝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革时期的皇帝,他们对文学的态度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西汉文学的走向。     

武威汉代医简异体字考

东汉是汉字发展变革的一个关键时期,具体的用字面貌在实物文字材料里表现得较为真切。武威汉代医简1972年出土于甘肃武威的东汉墓葬,内容为古代医方,反映了当时生活用字的实貌。本文对武威医简中出现的异体字的使用情况及其成因和沿革作了调查考释,以期反映东汉用字的一个历史侧面。     

从东汉碑刻通假字考订东汉语音

整理出45方东汉碑刻中的通假字,确定这些通假字以及它们的本字在扩韵》中的声韵调以及其上古音所属韵部,并据此考订东汉语音。从东汉碑刻中的通假字来看,东汉时期语音与衔经》韵文为代表的上古音大体上相近,同时也存在一些特点：声母方面,清浊音的分别、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区别和中古音相比不甚明显;匣母与见组声母同属一类;邪母与喻四、定母的关系十分密切。韵部方面,个别韵由上古音到《广韵》音系的演变在东汉已经显露出开始的迹象;东部和冬部相通等等。     

“類”与“禷”祭

《诗经》、《尚书》、《周礼》、《礼记》等经籍提到的“禷”祭(又作“類”祭),是上古中国一项有着深厚民俗文化背景和深远历史影响的祭仪。不幸其礼早亡,汉儒已经难究其详。影响及今的《尚书》古文家说和郑玄《礼记》注等,将“禷”祭解为祭天之礼。但根据经籍中的记载来看,“禷”祭指的是当国有大事时,向上帝或社稷宗庙祈福禳灾的一种“祷祈”仪式,与祭天之礼并不是一回事。据《说文解字》等书,“類”字本义是一种犬,可能是白犬。“禷”祭应是指特以“類”为牺牲的祭仪。《山海经》等说“類”具有“自为牝牡”的神奇特性,这与该书所记“白犬有牝牡,是生犬戎”的传说非常相似。在先秦文献中,“類”字常用来指出自同一祖先的子孙后代。这些材料表明“類”与古代中国某些族群的祖先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禷”祭之形成,正植根于此种观念之上。“禷”祭当属于曾广为流行于上古中国北方地区的犬祭礼俗中某种特定的类型,它的消亡可能与周人颇具理性色彩的的礼制改革有关。     

西汉帝陵营建礼俗略述

西汉五陵原陵墓群蕴藏着丰富的区域历史文化价值。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初步研究,略述了西汉帝陵的营建礼俗。     

“以夷制夷”策略在两汉时期的发展及其缘由

“以夷制夷”策略在西汉前期就已提出。因受国力限制,未将其付诸大的实践;汉武帝时至西汉后期将其付诸实践;到了东汉,属大规模运用阶段。究其缘由：一是在征兵制下,内郡人民到边境“屯戍一岁”,不能适应战争需要;二是,就地“以夷制夷”。无远征之劳;三是东汉政权“罢边郡亭候吏卒”后,制“夷”多依赖“夷兵”;此外,周边诸“夷”中以及“夷”之内部恰恰有永远可以利用的力量和长处、矛盾和弱点。因此,“以夷制夷”策略在两汉时期的发展便是符合规律之事。     

论西汉前期诏令

汉代诏令颇得好评,其中西汉前期诏令尤受赞誉,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作品流露了真性情,凸显了有关帝王的精神气质与个性:汉高祖诏令简易朴实,近乎口语,体现了高祖本人的豁达大气;汉文帝诏令平和自然、以情动人,体现了文帝本人的谦和仁慈;汉武帝诏令主要体现了他雄豪自负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