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关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的研究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以往多从资源的视角对此进行探讨,但极少有研究从信号传递的视角来做分析。本研究试图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对象,就政府补贴在企业创新中的资源属性和信号属性作用进行探究,对以往研究做出补充。研究发现：第一,政府补贴能够发挥资源属性的作用,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内企业的创新投入,带动创新产出;第二,政府补贴能够发挥信号属性作用,帮助企业获取利益相关者的资源和支持,直接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本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政府补贴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机构投资者“分心”与企业研发操纵

本文从机构投资者“分心”的视角出发,揭示了其对企业研发操纵的重要影响。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分心”导致企业研发操纵现象更加严重。在机制分析中,本文进一步从治理效应与信息效应视角展开剖析。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分心”弱化了其对上市公司施加积极治理的效应,减少了公司股价信息含量,致使企业更有可能为了降低税收成本、攫取更多的政府补贴,而通过实施研发操纵来迎合税收优惠与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要求,导致企业研发绩效与市场绩效降低。此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持股市值权重越大,越有助于抑制机构投资者“分心”对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加剧作用。本研究深化了机构投资者“分心”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研发操纵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监管部门增强对上市公司的行为监管提供参考。     

政府补贴与新能源企业绩效：异质性与时滞性视角

   政府补贴是国家引导新能源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但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和机制观点不一。本文选取2012年至2016年新能源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在考虑时滞性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揭示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企业产权异质以及地域特征对上述关系产生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具有促进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vs.非东部沿海地区）和非国有企业（vs.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当期和滞后1期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vs.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当期和滞后1期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效应,且完全通过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而传递。研究结论可为政府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为新能源企业合理利用政府补贴、调整研发投入策略提供建议。     

产业政策对我国光伏企业创新与经济绩效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光伏产业政策的梳理,以及对A股90家光伏上市企业自2007年以来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论:2007—2012年,在我国光伏产业迅速扩张且产业政策处于试探调整期的大环境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经济绩效促进作用显著,企业规模扩张投资在政府补贴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与此同时,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2013—2015年,在国内市场环境及政策环境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企业的研发支出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同期,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企业盈利水平,但规模扩张投资在政府补贴对企业经济绩效促进作用中的中介效应消失。     

中国医药制造业企业政府创新补贴绩效研究

政府创新补贴逐渐成为企业研发资金的主要外部来源,但其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仍然模糊。根据医药制造业企业研发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在考虑时滞效应的基础上运用STATA12. 0构建静态回归模型,从微观角度分析政府创新补贴的创新绩效和财务绩效,以及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性质和不同规模企业中的差异。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会显著促进当期的研发投入,并且这一作用在东部地区、国企和小规模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政府创新补贴对未来一期的创新产出呈正U型关系,这种关系在东部地区、不同性质和不同规模企业中均显著;政府创新补贴对未来一期的财务绩效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小规模和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研究结论对我国政府合理制定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和医药制造业提高创新能力提供了决策依据。     

创新生态视角下小微企业异质性资源 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创新生态中创新主体之间的互补和依赖特征,结合创新生态观、资源基础观等相关理论,探讨核心企业异质性资源对其创新活动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并利用463家新三板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研发投入不利于小微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2)客户集中度有效促进了小微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3)供应商集中度有效抑制了小微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4)政府补贴不利于小微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5)政府补贴在研发投入、客户集中度、供应商集中度与小微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均表现出激励作用,但不显著。     

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1—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非平衡面板模型研究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绩效,且该影响具有延续性和累积效应,相对于国企,非国企中产业政策效果更佳。进一步检验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合理性检验发现补贴、信贷、税收以及创新激励是产业政策的重要传导机制,而市场竞争机制仅在非国有企业中有效;具体到各机制的传导效果,信贷、税收以及创新激励均能促进企业绩效提升,市场竞争仅正向影响非国有企业绩效,政府补贴效果不显著;市场化程度对产业政策经济效果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政府补贴对软件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政府补贴是企业研发和创新最直接的外部资源支持,软件产业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先导产业,如何进行政府补贴能更好地推进软件企业发展值得思考。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软件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从政府补贴规模、政府顺补贴（即企业盈利时补贴）、政府逆补贴（即企业亏损时补贴）几个角度,探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政府补贴规模正向调节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政府顺补贴强化了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而政府逆补贴对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是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对政府补贴政策制定和企业创新实践提供参考和启示。     

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如何影响企业ESG表现？

近年来,证券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可能通过共同持股关系形成网络团体,采取一致行动。基于中国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了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结合社会网络理论与代理理论,探究网络团体持股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网络团体持股可以有效提升企业ESG表现;网络团体持股能够缓解2类代理问题,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以及抑制大股东私利促进了企业ESG表现;在缓解了内生性问题,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后,网络团体持股提升企业ESG表现的结论仍成立。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表明,网络团体的特征会影响企业的ESG表现,即团体数量更多、规模越大、背景越丰富,持股越稳定,相对力量越强,企业ESG表现越好。研究结论既丰富了机构投资者网络团体的后果研究和企业ESG表现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和政府提供了一定的实践启示。     

竞争性与普惠性政府补贴对科创企业绩效的差异化影响

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和生存分析方法,从资源与制度整合视角考察普惠性和竞争性政府补贴对科创企业的异质性效应。"是否有成效""如何影响绩效"和"能否持续影响绩效"三个子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普惠性与竞争性政府补贴均对科创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但补贴效果更多地体现"扶持强者";组织合法性是竞争性政府补贴促进科创企业绩效提升的重要渠道,但在"鼓励弱者"的普惠性政府补贴和绩效之间传导作用并不显著;政府补贴总体上延长了科创企业绩效增长持续时间,但主要体现在竞争性补贴"扶持强者"的效应上。     

政策激励与研发投入交互作用对高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财税激励和研发投入交互作用下，企业创新绩效是否会受到影响。本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选取西部地区59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以此检验财税政策支持、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从所有制和行业视角分析，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都通过研发投入这一中介变量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享受税收优惠的民营企业，其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存在挤出效应。深入考察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路径，发现：税收优惠与企业费用化研发投入交互作用更加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财政补贴与资本化研发投入相融后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也存在积极影响。最终本文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进一步合理运用财税政策来优化研发投入的作用路径，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建议。     

融资约束视角下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机理分析与广东数据检验

在深入分析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两者作用机理基础上,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利用2011—2019年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计量回归和门槛检验,得出研究结论：其一,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有负向影响,且存在单门槛效应,对于融资约束指数SA大于-3.352的企业,政府补贴对其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其二,政府补贴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但是对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的影响有差异,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显著;其三,政府补贴不仅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直接作用效应,也可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间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但是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更显著;其四,政府补贴并不是越多越好,存在单门槛效应,当补贴强度大于4.417%时,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效果会显著减弱。     

政府补贴对农业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政府创新补贴是一国扶持农业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是促进农业企业的R&D投入杠杆效应而非形成补贴依赖,但补贴绩效如何尚缺乏系统研究。本文利用手工方式从涉农上市企业公开披露信息整理出的2012-2014年三年样本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对农业企业R&D投资的影响效应及其差异性。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对涉农企业R&D投入的激励效应显著,但行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涉农企业的绩效增长短期对主营业务R&D投入会发生杠杆效应,但长期来看效应微弱,R&D投资行为具有一定的补贴依赖倾向。此外,涉农上市企业内部治理与经营水平也是影响政府补贴对R&D创新投入效率的重要因素。最后,本文从政府补贴的资助对象、方式和监管补贴用途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发补贴还是税收激励——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实证分析

政府的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但目前的学术研究并不能够回答“哪种支持方式更有利于企业创新”。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政府税收优惠和直接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影响。采用505家高新技术企业2011-2013年调研数据为样本,对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和高质量创新产出的提升;相反政府的研发补贴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均具有挤出作用;同时,对于技术能力比较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高质量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将越弱。本文的结论从理论上丰富了已有创新政策的研究,实践中为政府更有针对性的实施创新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双向开放式创新与企业新产品绩效关系研究

   将开放式创新分为内向型和外向型两个维度,并探讨两种模式对新产品绩效的作用机理。基于242家创新型企业数据,通过采用多元回归和Bootstrap法,得出以下结论：双向开放式创新对新产品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内向型比外向型作用更显著;产品新颖度在双向开放式创新和新产品绩效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制度支持和协同机制在双向开放式创新和产品新颖度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且调节产品新颖度在双向开放式创新和新产品绩效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论拓展了开放式创新理论,为企业开展开放式创新及政府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指导。     

金融错配影响技术创新的政府补贴效应分析——基于企业控股权性质差异视角

    基于控股权性质差异视角,本文首先理论分析金融错配对国有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产出及其模式选择的差异性影响,以及政府补贴在缓解金融错配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时的政策效应;然后再以我国A股市场2012—2019年期间上市企业为样本并基于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虽然金融错配有助于增加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但它在降低民营企业创新产出水平的同时,会严重阻碍国有与民营企业原始发明创新能力的提升;政府补贴能有效缓解金融错配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与原始发明创新能力的不利影响,并对其研发投入产生正向“挤入效应”,但它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政策效果均不显著。     

政府R&D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上海高新企业的实证研究

政府RD投入是政府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关键政策手段。本文基于企业所有制差异,运用零膨胀模型研究了政府RD投入对2008-2011年上海高新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政府RD投入对高新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远远大于其对企业自身科研投入的挤出效应; 2)政府RD投入对高新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呈"倒U"型,中低的政府资助率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激励效应最为显著; 3)企业所有制不同,政府RD投入对企业的创新绩效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对于国有企业,政府RD投入率虽然较高,但是对其企业的创新没有明显的激励作用,但对于非国有企业,适当的政府RD投入会促进企业创新,其中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最优政府资助率为中高投入率,有限公司最优为低投入率。     

政策效应是否等同?——基于所有制的比较分析

政府资助是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政府资助下的绩效是否表现出差异性？本文建立回归函数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研究政府直接资助和税收优惠两种资助方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直接资助对我国内陆企业的创新产出未表现出明显促进作用；国有企业的创新产出与政府直接资助和税收优惠的关系不显著；私营企业等的创新产出对税收优惠表现出更大的响应。     

难辞其咎的大股东：绿色创新导向下政府补贴失灵的新解释

制造业绿色发展背景下，政府补贴已成为弥补资本市场缺陷，驱动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融资方式。然而企业对政府补贴的配置效率却未得到最大化彰显。本文基于公司治理视角，尝试探讨大股东治理在政府补贴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过程中的重要影响，以及该影响在企业生命周期中的动态变化规律。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主要分布于成长期和蜕变期；作为大股东治理的有效工具，股权制衡对政府补贴的平滑作用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只有当股权制衡超过门槛阈值时，政府补贴才能显著提升绿色创新绩效；股权制衡门槛效应具有动态特征，从企业成长期、成熟期到蜕变期，股权制衡的门槛效应表现出了由强变弱的递减规律。成熟期样本中，民营企业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比国有企业更加依赖于股权制衡的治理作用。本文基于股东治理视角，为政府补贴未能充分驱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了全新理论解释，有利于丰富科技金融领域相关研究，并能够为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