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背景下的企业研发投入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面板模型分析

以往研究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互动关系存在着正向影响与负向影响的不同结论,原因之一在于未考虑融资约束等情境因素的影响。从融资约束的视角研究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基于构建面板回归模型的方法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结果表明:(1)进一步验证了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的存在;(2)研发投入强度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存在着非线性倒U型关系;(3)检验了融资约束存在的调节效应,内部融资约束与外部融资约束对于上述关系的影响不同。研究结果可以为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共同促进形成新产品研究提供理论与政策指引。     

融资约束、R&D投入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经验证据

基于A股上市的制造企业2009—2013年的微观数据,首先,从融资约束视角探讨了我国研发投入不足的原因;其次,构建了融资约束指数,并分别检验了研发投入对经营绩效和企业价值的影响效果;最后,探讨了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经济后果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研发投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资金缺乏所导致的。研发投入与企业当期经营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但存在滞后性。研发投入却对企业价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融资约束显著影响了研发绩效。融资约束在研发投入的经营绩效影响方面相当于一个"扩大增幅器",而对研发的长期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     

资源拼凑、团队即兴与初创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

本研究构建了资源拼凑、团队即兴与初创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通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广州地区133家初创企业研发团队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资源新目的重组不但对初创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而且还分别通过研发团队的认知即兴和行为即兴两个中间变量对初创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产生显著的间接正向影响;（2）资源将就使用和资源就地取材对初创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均没有显著的影响,但资源将就使用仍然会通过研发团队行为即兴,对初创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产生显著的间接正向影响,而研发团队资源就地取材也会通过团队认知即兴和行为即兴,正向影响初创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3）研发团队的团队即兴包括认知即兴和行为即兴,均对初创企业新产品开发绩效产生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作用。     

研发投入、技术积累与高新技术企业市场绩效

选取2000-2017年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1470家企业面板数据,建立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研究研发投入、技术积累与高新技术企业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机理,以及该效应在企业是否在高新区内注册、是否公开上市上存在的差异。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市场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内部研发投入相比较财政研发投入能产生更好的市场绩效。高新区内注册的高新技术企业由于拥有独特制度优势,导致研发投入向市场绩效的转化效率更高,但财政经费资助的影响效应相比高新区外的影响较弱。拥有上市融资资格的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受到融资约束较少,使得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效果相比未上市而言更加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现阶段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     

高技术服务企业跨国战略联盟的研发创新能力、资源共享与新产品市场绩效研究

本文以开展跨国战略联盟的高技术服务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层线性模型(HLM)分析跨国战略联盟对于高技术服务企业研发创新能力、资源共享与新产品市场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为:跨国战略联盟项目合作频度会加强高技术服务企业研发创新能力与新产品市场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跨国战略联盟项目合作期限会加强高技术服务企业资源共享与新产品市场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强度,但是跨国战略联盟项目合作频度会削弱这种关系。     

善事先利器:团队知识共享与新产品开发绩效

既有研究对于团队层面知识共享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研究忽视了成员主动性人格的作用。为丰富研究思路和认知,本文基于特质激活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以国企研发团队为研究对象,创造性地引入主动性人格作为知识共享和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中间变量,以知识异质性为调节变量。通过对上海汽车集团、上海电气集团和宝武集团三家大型国企的研发团队的问卷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知识共享显著正向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并且对主动性人格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主动性人格对新产品开发绩效有正向影响,并且在知识共享和新产品开发绩效的路径上起中介作用;（3）知识异质性在主动性人格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系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风险资本阶段性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研究

利用创业板及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以每轮投资规模和投资时间间隔衡量阶段性投资,研究风险资本的阶段性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每轮投资规模与投资时间间隔均与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2）在对样本进一步细分后,发现对于不同投资阶段,阶段性投资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即对于早期投资阶段,每轮投资规模与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投资时间间隔与研发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而对于后期投资阶段,每轮投资规模与研发投入强度没有显著相关性,投资时间间隔与研发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说明风险资本不仅通过阶段性投资缓解了企业创新活动中的融资约束问题,还通过调整投资时间间隔来调整监督强度,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投入。     

外部组织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关系实证研究：以产品创新程度为调节变量

分析了外部组织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以中国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外部组织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考察了产品创新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对于中国制造企业而言,组织间信息分享、关系协调及共同参与对新产品开发绩效都有正向影响,产品创新程度对组织间信息分享、关系协调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而对于组织问共同参与和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基于知识管理的新产品开发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摘要：加强组织间的合作、对外部知识的有效整合、增强吸收能力将有利于组织促进新知识的创造,促进自有知识的形成,从而构建起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本研究选取华南地区117家高科技企业为样本,探讨吸收能力、合作能力、知识整合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吸收能力与合作能力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2）吸收能力与合作能力对知识整合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3）知识整合对新产品开发绩效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4）吸收能力与合作能力对新产品开发绩效没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该结果对于正确理解企业吸收能力、合作能力、知识整合在新产品开发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政府补贴对软件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政府补贴是企业研发和创新最直接的外部资源支持,软件产业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先导产业,如何进行政府补贴能更好地推进软件企业发展值得思考。基于资源基础理论,以软件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固定效应负二项回归,从政府补贴规模、政府顺补贴（即企业盈利时补贴）、政府逆补贴（即企业亏损时补贴）几个角度,探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有促进作用;政府补贴规模正向调节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政府顺补贴强化了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而政府逆补贴对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是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对政府补贴政策制定和企业创新实践提供参考和启示。     

管理层持股、融资约束与创新绩效——基于融资约束中介作用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12-2015的样本为对象，使用Hadlock等（2010）的SA指数构建了融资约束虚拟变量，通过递归模型实证研究了融资约束在管理层持股对公司研发投资和研发效率影响中的中介作用。结论显示管理层持股与融资约束是高度显著的U型关系，但与创新效率则是高度显著的倒U型关系，融资约束在管理层持股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中显著地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而且管理层持股对公司融资约束和创新绩效的影响主要局限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本文的研究为明确我国公司管理层持股对公司创新的影响路径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实施股权激励和提高公司创新绩效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税基还是税率？不同税收激励与企业研发创新

   创新的公共产品特性和金融市场失灵是影响企业研发创新的两个重要因素,前者可通过税收激励来调节,而后者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融资约束。本文基于2010—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融资约束视角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动态回归模型、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税收激励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税收激励对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正向促进效应,而且税基优惠的促进效应大于税率优惠,但税收激励对研发创新质量的促进效应不足。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强度影响显著为负,税收激励可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其中税基优惠主要有利于缓解内部融资约束,税率优惠更有助于缓解外部融资约束。文章最后提出应关注每项税收激励政策有效性、提升创新质量等建议。     

财政补贴、融资约束与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研发投入

选取2010-2017年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考察财政补贴、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年轻型企业和成长型企业中更明显;而融资约束不仅直接对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产生抑制作用,还抑制财政补贴对高端装备制造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且非国有企业、年轻型企业和成长型企业受到的抑制作用更强。为此,提出政府加大研发补贴力度,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到研发创新活动中,加快优化企业的融资结构、规范信息披露行为,以及有针对性地制定和调整相关补贴政策等对策建议。     

金融发展对研发投资结构的影响分析

通过对融资约束、不同金融机构功能优势以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三类研发活动特点的分析,阐释了金融发展对三类研发活动的影响机理,同时结合面板模型回归结果得到：银行中介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开发三类研发活动投资强度的促进作用依次增强,股票市场对三类研发活动投资强度的促进作用依次减弱。这反映了二者的风险偏好及对研发投资活动的风险承能力不同,较之于股票市场,稳定经营的银行更偏向离市场近、且风险小的研发投资。基于目前中国研发投资内部结构比例不合理的现状,实现科技与金融的合理有机结合、提高基础研究在研发投资中的比重,关键是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优化金融结构,提高研发资金的配置效率。     

影子银行、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

以2010—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企业参与影子银行活动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影子银行和不同企业规模对企业面临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企业参与影子银行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参与影子银行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提升更高。在大企业中,参与影子银行会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但并不显著;而在中小企业中,影子银行反而会显著加剧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     

融资约束、税收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11—2013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融资约束与税收激励2个因素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显著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强度,民营企业研发投入主要依赖于债务融资,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取决于股权融资;税收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税收激励效应有效缓解了融资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较增值税更能促进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     

融资约束一定制约技术并购后的研发投入吗?

本研究以2008-2013年主并企业为A股上市公司的技术并购事件为样本,运用回归分析法,证实了企业的后续研发投入对技术并购后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进而,论文研究了并购支付方式、主并企业融资约束与并购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以及主并企业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融资约束的主并企业在技术并购后的研发投入力度反而更大,原因是高融资约束使它们在并购中更倾向于选择非现金支付,从而减少现金流量的外流,提高并购后加强研发投入的可能性。同时,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能够削弱主并企业融资约束对并购现金支付的负向影响以及并购现金支付对研发投入的限制作用。     

研发投入内部要素协同匹配对绩效的影响

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投入是创新活动进行的两个重要基本条件,研发投入对创新结果的影响并不只是这两个内部要素单独作用的结果,同时还考虑二者之间协同匹配效果。以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公司研发投入要素与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制造业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较低,增加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研发投入内部要素协同匹配与企业财务绩效正相关,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对企业的非财务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的影响。     

融资约束视角下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机理分析与广东数据检验

在深入分析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两者作用机理基础上,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利用2011—2019年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数据,通过计量回归和门槛检验,得出研究结论：其一,企业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有负向影响,且存在单门槛效应,对于融资约束指数SA大于-3.352的企业,政府补贴对其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显著;其二,政府补贴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但是对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的影响有差异,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更显著;其三,政府补贴不仅对企业技术创新有直接作用效应,也可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间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但是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更显著;其四,政府补贴并不是越多越好,存在单门槛效应,当补贴强度大于4.417%时,企业技术创新政策效果会显著减弱。     

企业R&D资金约束差异与投资结构选择——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

在资金约束条件下,企业如何将资金在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进行结构配置是实务界和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从理论上分析了资金约束下投资对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存在的结构差异,构建专利生产模型分析了融资约束下企业R&D存在的投资结构选择,并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了现金流和研究阶段支出正相关与开发阶段支出呈反"S"型关系,以及和R&D投资结构呈倒U型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