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来自中国282个地级市的经验研究

统筹协调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碳排放的关系,对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及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构建“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碳排放”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2006—2019年中国282个地级市3个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及耦合协调情况,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探究3个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06—2019年中国“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碳排放”系统呈现“低发展水平、高耦合度、低协调度”的特点,3个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均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耦合度呈现曲折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总体上由失调衰退阶段向协调阶段转变。②3个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经济发达地区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相对更高,绝大多数城市的耦合度处于高水平耦合等级,但耦合协调度没有达到协调发展阶段。③经济实力、外部制度环境和金融规模对3个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消费能力、环境规制、政府能力及金融效率则不利于3个系统的协调发展。研究丰富了“土地利用-经济高质量发展-碳排放”系统协调发展的理论内涵,对助推3个系统的协同发展演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鄱阳湖地区生态、经济与金融耦合协调发展评价

首先阐述区域生态、经济与金融三个子系统的耦合作用机理,然后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度函数,利用熵值赋权法构建生态-经济-金融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生态-经济-金融耦合度和协调度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三者耦合协调程度的重要原因,金融对该区域耦合协调度的贡献不显著。最后提出鄱阳湖地区生态、经济与金融耦合协调发展对策。     

碳排放约束下能源效率与产业结构解构、空间分布及耦合分析

运用三阶段DEA方法将能源综合效率解构为能源管理效率和能源环境效率。从高级化、合理化和聚集程度三个维度将产业结构分解描述为产业结构高级度、合理度、集中度三个指数。利用协同学思想构建能源管理效率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度模型,并分析了2005-2012年中国30个省市二者空间分布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能源效率和产业结构分布地区差异明显,高能效地区分布看,能源综合效率、管理效率和环境效率分别呈倒"Ω"、"δ"和"U"形分布,产业结构三个维度相对高水平地区分别呈"W"、"J"和"S"形分布;2各省能源管理效率与产业结构耦合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空间不对称性。从趋势面上看,能源管理效率自东向西,自南向北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高点集中在中南部地区;3二者耦合协调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相对空间对应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耦合协调程度相对较高,如北京、上海和广东,而经济相对落后的省份,其耦合协调度也相对较低。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创新能力-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在阐述经济发展-创新能力-生态环境交互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物理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数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近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流域考察期内的整体发展属于初级耦合协调阶段,具体表现在区域间协调度低,区域内经济、创新、生态三系统间发展不均衡:东部3省市耦合协调度高,系统间呈良性共振发展;中西部省市耦合协调度偏低,部分省市经济和环境的发展曲线异向运行趋势显著,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与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匹配;个别区域的创新能力对经济和生态的支撑作用仍不明显,其发展的"孤岛"态势造成对其他系统的溢出效能甚微,对优化产业结构、反哺经济和环境的能力较弱。     

创新型创业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的实证研究

为探究创新型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程度,在构建创新型创业与经济增长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发展模型和耦合协调模型分别测度系统的耦合发展度和耦合协调度,再通过容量耦合系数模型计算得到创新型创业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从而判定两者的耦合协调度级别。实证研究表明,2000-2015年贵州省经济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创新型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实现了从极度失调衰退到良好协调发展的渐变过程,也说明了创新型创业对促进贵州省转变发展方式的作用显著,两者之间的耦合效果较好。     

我国生态—经济—科技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及其差异性分析

构建我国生态—经济—科技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进行客观赋权,引入耦合协调发展的函数模型,测算2014年我国省域生态—经济—科技系统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省域生态—经济—科技系统耦合度多处在拮抗时期,发展特点表现为生态环境逐渐被破坏,承载力变小;(2)我国省域生态—经济—科技系统耦合协调度基础处于勉强协调状态;(3)经济结构、经济效益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是影响耦合协调度的突出因素。     

我国生态—经济—科技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差异性分析

文章构建了我国生态—经济—科技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进行客观赋权,然后引入耦合协调发展的函数模型,测算了2014年我国省域生态—经济—科技系统的耦合度和协调度,最后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省域生态—经济—科技系统耦合度多处在拮抗时期,发展特点表现为生态环境逐渐被破坏,承载力变小;(2)我国省域生态—经济—科技系统耦合协调度基础处于勉强协调状态;(3)经济结构、经济效益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是影响耦合协调度的突出因素。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及响应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论文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框架模型,构建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0-2016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生态环境压力、状态和响应子系统耦合协调性进行探讨,并利用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协调发展度各因素影响的显著性和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1)从各省市看,耦合度除上海出现下降外,其余省市都呈现波动上升态势,耦合类型主要处于磨合阶段和高度耦合阶段;协调发展度除上海和云南出现下降外,其余省市也都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协调发展等级主要集中在中度协调类。(2)从各区域看,协调发展总体上呈现“中部区域大于东部区域大于西部区域”的空间特征。(3)从区域整体看,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都波动上升;协调发展主要制约因素为生态环境响应和压力。论文研究不仅丰富了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理论,也拓展了研究对象,主要结论对于生态环境子系统间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旅游发展与城市化水平变迁及其相互适应——以新疆乌鲁木齐市为例

旅游发展与城市化的相互关系是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基于乌鲁木齐市旅游发展与城市化水平测评模型,运用耦合协调模型与Pearson相关分析,研究旅游发展与城市化水平两者的变迁(2005-2015)及两者的相互适应。研究结果发现:(1)旅游发展指数呈"M"状波动增长,城市化水平自2008年起呈持续上升的趋势; 2005-2010年旅游评价指数增加了0. 137,而城市化水平呈现负增长的状况; 2010-2015年城市化评价指数增加了0. 546,旅游评价指数增加了两倍; 2005-2015年旅游评价指数的增长率大于城市化评价指数的增长率,旅游发展比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快。(2)乌鲁木齐市旅游发展—城市化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可分为两阶段:2005-2011年的失调阶段与2012-2015年的协调阶段; 2005-2010年耦合度增加了0. 0172,增幅较小; 2010-2015年耦合度增加了0. 2153,耦合协调类型上升了两个等级,由失调转变为协调阶段,旅游发展与城市化相互适应的程度不断增强。(3)旅游评价指数、城市化评价指数、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间均呈正相关,旅游发展与城市化水平同向变化;旅游发展会加快城市化建设,城市化水平也将拉动旅游发展。本文将为研究旅游资源配置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与决策支持。     

中国城市经济与用水技术效率耦合协调度研究

水资源是城市发展的血脉,解决用水供需矛盾的关键是提高用水技术效率,为了测度城市经济与用水技术效率之间的协调程度,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面板数据模型,计算不同城市经济的用水技术效率,然后计算城市经济综合水平,最后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度函数,测算不同城市经济与用水技术效率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分别得到1990至2003年的协调度,进行分级后并且在图上标注,显示不同区域的差异。对不同城市、不同年份的计算结果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动态地分析与考察,结果表明我国城市经济与用水技术效率的协调程度虽然逐步提高,但是总体上水平不高,只有发展经济与提高用水技术效率并举,才能改进协调度,从而为政府实施城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用水战略提供决策依据。     

我国沿海地区海陆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耦合协调发展有助于推动沿海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进而加快地区经济的和谐发展,逐步实现我国由海洋大国向海洋经济强国的转变。通过海陆战略性新兴产业耦合协调模型,构建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测度了2007—2012年我国沿海地区11个省(区、市)的海陆战略性新兴产业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结果表明:我国沿海地区的海陆战略性新兴产业系统的耦合度,除海南之外,都在磨合型耦合与高水平型耦合之间交替出现。广东海陆战略性新兴产业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最高,逐渐由中级协调向良好协调发展水平改善;河北的耦合协调程度最低,处于严重失调衰退水平;其它地区居中,大致在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之间反复和倒退。     

山东省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创新能力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为研究山东省经济发展、高等教育与创新能力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两个方面,选取山东省2008～2018年数据,基于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运用21个指标数据描述三个子系统的耦合情况。研究发现,总体上三个子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是逐年增加的,从低度耦合协调向高度耦合阶段转变,系统结构在逐年优化,朝着更加有序高效的方向发展,但是数据显示近年高等教育和创新能力的发展速度稍显降低,略滞后于经济发展。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山东省提高高等教育和创新能力建设以协调经济发展的建议。     

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耦合协调机理及时空演化——以湖南省14个市州为例

本文分析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耦合协调机理,构建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指标体系和耦合协调模型,实证分析2012—2017年湖南14个市州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2012—2017年湖南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水平波动提升;湖南省区域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耦合协调发展有明显的时间差异,协调性逐渐转好;从空间维度看,各市州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地区差异逐渐缩小,较高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地区集中连片,较低协调度地区位于全省西北部。     

中国水资源-能源-粮食绿色发展耦合协调效应及其空间效应

将经济、环境系统与水资源-能源-粮食系统相结合,以从三元到五元系统的绿色发展视角研究中国不同区域2005—2019年之间关于水资源-能源-粮食绿色发展综合指数的时空差异、耦合协调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中国各省份五元系统绿色发展指数总体不高,发展趋势较为平稳,显示出明显的区域差异;（2）大部分省份的五元系统耦合协调度都在濒临失调与勉强协调区间,耦合协调度水平还比较低;（3）五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在大多数年份内都呈现出显著正向的空间自相关,表现为正向的空间集聚现象;（4）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影响因素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各类资源与环境、经济系统的特性及其综合发展水平、各类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并考虑到每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空间上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以提升本区域和邻近区域整体绿色发展水平。     

农用地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发展评价研究——以新疆塔里木河流域为例

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作为典型的农牧区,其农用地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耦合关系。在明晰农用地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内涵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度评价模型对塔里木河流域农用地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发展进行了评价分析。研究发现:1997年-2006年,塔里木河流域农用地生态子系统与经济社会子系统综合指数均呈上升趋势,但二者演化速度差异较大,反映出流域农用地生态经济系统内部胁迫—约束机制加强;通过耦合度的发展演变得知流域农用地生态经济系统在1997年-2001年、2002年-2004年、2005年-2006年三个时间段分别处于过度开发型、强烈开发型与协调型状态,耦合态势逐步好转,经历了由不协调到协调的过程。     

农用地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发展评价研究

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作为典型的农牧区,其农用地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耦合关系。在明晰农用地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内涵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度评价模型对塔里木河流域农用地生态经济系统耦合发展进行了评价分析。研究发现：1997年-2006年,塔里木河流域农用地生态子系统与经济社会子系统综合指数均呈上升趋势,但二者演化速度差异较大,反映出流域农用地生态经济系统内部胁迫—约束机制加强;通过耦合度的发展演变得知流域农用地生态经济系统在1997年-2001年、2002年-2004年、2005年-2006年三个时间段分别处于过度开发型、强烈开发型与协调型状态,耦合态势逐步好转,经历了由不协调到协调的过程。     

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动态耦合协调发展研究——基于江苏省的数据

在分析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交互耦合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动态耦合模型,并对江苏省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995~2007年间,江苏省的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呈快速上升的趋势,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在曲折变化中缓慢上升;经济与生态环境处于协调发展状态,但协调耦合度经历了"九五"期间的快速下降和2001年后逐渐上升两个阶段。     

粤港澳大湾区对外贸易与科技进步的耦合协调及时空分异研究

采取回归分析及熵值法,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研究201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对外贸易与科技进步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分布的演变规律.结果发现,虽然区域内对外贸易与科技进步耦合基础优越,但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科技进步水平滞后严重,整体良性耦合协调水平仍待提升;此外,二者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各...     

区域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以广东为例

利用2006—2015年的统计数据,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对广东各经济区域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两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各区域的两子系统综合序参量值呈现较为一致的增长态势,且呈现较高的正相关,科技创新系统综合序参量值比经济发展系统综合序参量值增长得更快;各区域的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两子系统的耦合度和协调耦合度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且近年均达到高度耦合和高度协调耦合阶段,说明广东各区域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两者的交互作用较强。基于此提出建议:广东各经济区域坚持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产业为载体促进科技创新能力与经济效益双提升;珠三角地区深化机制体制创新,优化配置科技创新资源,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粤东西北地区注重提高科技创新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中的支撑作用。     

普遍信任对“金融-产业转型升级”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分析

普遍信任是影响“金融-产业转型升级”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因素。利用中国1999—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对普遍信任与“金融-产业转型升级”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普遍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升“金融-产业转型升级”耦合协调度。但普遍信任对“金融-产业转型升级”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会受到经济制度水平的约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水平和人力资本的提高也可以有效提升金融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耦合协调水平。建议除了大力发展金融和产业内部的相关因素外，还可以采取提升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大力发展经济，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发展高等教育，多措并举，共同促进金融与产业转型升级耦合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