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上启下的骚体赋——读贾谊的赋

贾谊为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家。《汉书·艺文志》载“贾谊赋七篇”。今存五篇:《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有《吊屈原赋》、《鵩鸟赋》,《楚辞》载有《惜誓》,《古文苑》载有《早云赋》、《(竹虚)赋》。而《(竹虚)赋》残缺甚多。这些骚体赋是受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的直接影响而于汉初刚刚形成的一种赋体,它是汉赋的雏型,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贾谊《吊屈原文》解读

贾谊的《吊屈原》是令人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悼念屈原的学作品。这是一篇赋作，又名《吊屈原赋》，《选》中称之为《吊屈原》。贾谊擅长赋作，堪称汉赋第一大家，此篇既是一篇感人的吊．更是一篇优秀的汉赋。它不同于后来汉赋的堆砌辞藻、追求篇幅，而是投诸真情、精美恰切，不仅追怀古人，更主要的是借此抒身世之感，悲己之不遇。     

兴怀抒愤的佳作──略说贾谊的《吊屈原赋》

作为汉文帝时期一位才气“陵轶飞逸”[1]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2]。贾谊的赋在赋史上具有“据其绪”[3]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开创了汉代骚体赋的先河。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的赋有七篇，现仅存四篇，最可信的只有《吊屈原赋》和《鸟赋》两篇。前者作于湘江之畔，后者写于贾谊滴居长沙三年之后，均为传世名篇，其中《吊屈原赋》最为感人，它凭着文辞清丽与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辞清而理衰”[4]，刘勰对《吊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三)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浅析《楚辞》与《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之属”

作为中国第一部个人诗歌总集的《楚辞》,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伟大诗人屈原的慊谦爱国之心;另一方面充斥着大量神话影子和神游景象也揭开了早期先民图腾崇拜的影子。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汉志提供了先秦两汉时期中国图书的成熟情况,但在收书如此浩瀚的巨著中,独诗赋略较其余几略显得暗淡无光,其中的"诗赋略"在没有小序又夹杂种种疑问,而后世所说《楚辞》的踪影也无迹可寻,这给研究《楚辞》者带来诸多困惑。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通过探讨汉志"诗赋略"中的"屈原赋之属",得出今本《楚辞》并非选自"屈原赋之属"但其编纂者确为刘向无疑。     

贾谊《吊屈原赋》的文学价值及文化意蕴考述

贾谊《吊屈原赋》首用骚体哀悼屈原,其创作模式影响了两汉作家的文学创作;他从自我的政治遭遇出发,与屈原达到了精神上的高度共鸣;他首吊屈原,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历时性的文学阐释,开创了后世作家＂吊屈＂创作主题的优良传统。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五)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追伤自喻抒激愤——读贾谊《吊屈原赋》

贾谊的《吊屈原赋》通过比喻,把屈原的高洁、正直、才能与奸佞小人的贪婪、卑鄙、庸碌相对比,表现了自己的“追伤”、“自喻”的激愤之情,突出了社会现实的黑暗与混乱。从内容和形式上,这篇赋有着明显的由“楚辞”向“汉赋”过渡的痕迹。     

《楚辞》选自"屈原赋之属"考论

作为总集之祖的<楚辞>,它的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今本<楚辞>实则来之于<汉书艺文志>之"屈原赋之属".至于王逸<楚辞章句>题为"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此显系为后人所加.经由自己所编之书而题前贤之名,这已是自古以来的通例.今本<楚辞>所收作者共10家,作品73篇,其作者一般都可以在"屈原赋之属"中找到主名,其每一作者作品的篇数一律小于或等于"屈原赋之属"中相应作者作品的篇数.所以可证<楚辞>是"屈原赋之属"的选本.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四)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语短情长,辞清意畅——《吊屈原赋》浅谈

作为一位才气“陵轶飞免”的英才,贾谊留存下来的赋像他的鸿文巨论一样“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吊屈原赋》是以文辞清丽。抒情浓郁而饮誉于世的。 “辞清而理哀”,刘勰对《吊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慕手追的原因。贾谊的境遇与屈原相类似,因而在此赋中作者借屈原以自况,用清丽的言辞,抒写出悲愤哀伤的感情。《吊屈原赋》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与屈原的《离     

《吊屈原赋》先唐注秤研究

贾谊《吊屈原赋》是汉赋名篇,历代注释甚多。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就有胡广、服虔、应劭、郑氏、李奇、邓展、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臣瓒、徐广等14名注释家为其作注,这些注释文字主要保存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的征引中。早期注释或注音。或释词,或解旬。或校勘,促进了《吊屈原赋》的解读和传播。     

就祢衡的《鹦鹉赋》论鸟类赋之演变

祢衡的《鹦鹉赋》以一只被禁闭的鹦鹉来表达自己在世俗生活中所受到的羁绊以及对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的无限向往之情,他所开创的这种笼中之鸟的哀鸣的赋体风格,是对以前鸟类赋的突破,同时也开启了以后大量的类似之作。因此,祢衡的《鹦鹉赋》在鸟类赋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     

江淹《别赋》《恨赋》写作时间及本事新证

自江淹《恨赋》、《别赋》被萧统收入《昭明文选》之后,遂作为江淹辞赋之代表作广为人知,其次第也多从《文选》编排,先《恨》后《别》,钱钟书先生更以为"《别赋》乃《恨赋》之附庸而蔚为大国者"。但通过对文本的细读并结合江淹仕宦经历的考察,认为《别赋》先出《恨赋》后作的可能性更大。《别赋》所写并非简单地按类排比,而融入了江淹本人与亲友、家人辞别的感受;《恨赋》也不仅仅是代古人申恨,其中秦帝、赵王等人都寓有特定的指向;故《别赋》或作于江淹赴吴兴途中,《恨赋》当是江淹自吴兴返京口后所为,二赋之写作动机及命意均与江淹特定经历,尤其是江淹与建平王景素的关系密切相关。循此入手,不但可以对《别赋》为何而别,别者何人,《恨赋》为何而恨,恨者何事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而且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别》、《恨》二赋之写作特征及在江淹诗赋创作历程中的特殊意义。     

谈贾谊的《吊屈原赋》

贾谊的《吊屈原赋》通过比喻 ,把屈原的高洁、正直、才能与奸佞小人的贪婪、卑鄙、庸碌相对比 ,突出了社会现实的黑暗与混乱。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色彩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类前三种分类义例再考释

《汉志》屈原赋之属的分类与著录是以屈原及楚辞为着眼点,以与屈原及楚辞有密切关系的作者为单位进行分类与著录;《汉志》(《七略》)出于数量上平衡的需要,将屈原赋之属之外的赋作分为陆贾赋之属与孙卿赋之属,前者著录的是文辞较佳的赋作,后者著录的则是文辞不如前者的赋作。探讨屈原赋之属等赋分三类问题,应充分考虑到如下方面:其一,屈原赋之属与刘向所编《楚辞》之间的高度对应关系;其二,《汉志》(《七略》)的目录学特点;其三,汉人的赋作评价观。分类及著录时的"不严谨"及偶然性,以及刘歆包括班固在内的个人偏好,也应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致辨情理感受深沉的《鵩鸟赋》

《鵩鸟赋》是贾谊的代表作品，通过对其的赏析，表明它对后世小赋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楚辞与王粲的《登楼赋》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我国文学史上不朽的著作,它的流传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之文学,从骚体到汉代骚体赋再到六朝赋一路走来,继承与创新并存,到了王粲的《登楼赋》,无论从内容还是体式它都表现除了一种楚辞精神的回归,是楚辞精神在发展继承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复兴,也因此成为了六朝赋之典范。     

我国自嘲杂赋的源头

西汉东方朔的《答客难》,被认为是最早的文人以自嘲方式写的诙谐杂赋,而《答客难》的源头是宋玉《对楚王问》。本文认为,《对楚王问》没有愤世嫉俗之情,没有诙谐解嘲之意,与《答客难》风格迥异。而《荀子》的《为说者曰》以嘲讽的口吻表明孔子之时与荀子之时政治环境的不同,感情异常激动,愤世嫉俗之情溢于言外,形式上是以四言韵语为主的赋体,是自我解嘲这一体文章的直接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