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的重庆《新民报》

重庆《新民报》,是南京《新民报》“报系”之一。1937年11月下旬南京即将失陷时迁至重庆,1938年1月15日在重庆复刊。l941年11月增出晚报。1943年6月,《新民报》总管理处决定在成都创建一社,先后出版晚报和日报。1949年4月、5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两地     

邓小平的新闻活动与主张（二）

邓小平关心媒体、关怀记 1949年10月间，中央提出解放西南的各项战略措施时，小平同志提出山城重庆恢复出刊周总理曾亲自领导的《新华日报》，意义深远而重大，中共中央宣传部考虑南京已出版了《新华日报》，为避免重名建议改报名为《新西南报》。小平复电说解放前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在读中印象很深，因此不宜改名。命名《新华日报》是向毛主席提出并经毛主席同意的，报头四个字由毛主席写的，中宣部随即回电同意。1949年12月10日，《新华日报》在重庆创刊。报社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来自《晋绥日报》。     

敢为人民鼓与呼——回忆浦熙修在旧政协的采访

1935年—1936年期间,南京新民报相继增加了几个青年人。我和浦熙修同志,都是那时参加这个报社工作而走上新闻战线的。抗日战争时期,又同在新民报重庆社工作。直到抗战结束,全国解放前夕,我们工作的地区虽有变动,但却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她在蒋家王朝统治下的黑暗岁月     

重庆新民报的延安通讯

抗日战争开始后,新民报经理邓季惺的胞弟邓友民到延安去了。邓和报社一个与友民要好的同志,邀请他给《新民报》写通讯,他表示同意。《新民报》由南京迁到重庆复刊后不久,原在报社工作的胡迦彤(宋迪夏)同志也去延安,报社负责人和与胡有关的人,又要她写通讯,她也同意了。还有报社的其他同志,也根据各自的关系,约请去延安的同志写稿,都乐于接     

《新华日报》抗战胜利号外

重庆市收藏协会副会长唐肇新称：“目前建川博物馆收藏了一张太岳《新华日报》日本投降号外,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而这张首次现身的重庆《新华日报55抗战胜利号外价值远远超过前者。”笔者在重庆图书馆民国文献库房工作,几乎每天都要接触民国报纸,天长日久,对有关抗战胜利的报纸号外也就关注,尤其是1945年8月19H下午4点出版的《新华日报55抗战胜利号外。     

报坛女杰邓季惺

1982年,被迫寝刊17年的上海《新民晚报》复刊了。新组建的财务部门在清点旧账目时,发现报社的工会基金,原来是《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的私人钱款。那是在1953年,上海《新民报》公私合营时,报社工会没有任何资金来源,他们就垫出钱来,作为全社100多位同仁的借款基金的。于是,财务部门就致函在北京的陈、邓夫妇,请他们收回这笔钱.报社很快便接到由邓季惺执笔写来的复信,信中说:“过去怎么做,现在也就怎么做。”至今,报社四五     

抗战时期重庆《新民报》办报风格与编辑思想论略

《新民报》最早于1929年9月在国民政府首府南京创刊,因抗战军兴、迁徙扩展等历史及现实的原因,先后出有南京、重庆、成都、上海、北平等多个版本,是抗战期间具有较大舆论影响力和较高言论水平的“报系”。该报的最高峰“黄金时期”,拥有五个报社、八个日报（晚刊）,在艰辛困苦的抗战中,创辟成为民国著名的“五社八报”报业体系或曰报业集团。回顾既往,考究历史,《新民报》（重庆版）是一份以“超党派”、“公正”、“独立”为创建原则和以“自给自足”、“是非正义做出发点”为言论标榜的民营报纸,始终坚持“传达正确消息,造成健全舆论,促进社会文化,救济智识贫乏1”的办报宗旨与持社旨趣,坚持抗击倭寇、驳斥日伪、驱除外侮的爱国主义立场,思想先进,言论热情,观点鲜明,文章感人,因而在抗战时期赢得了庞大的受众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那个时代的办报典范和成功的范例,影响范围包括重庆、四川等大西南地区,乃至覆盖整个抗日大后方。审视与考察在抗战烽火中崛兴的《新民报》（重庆版）,作为一个报业运营与管理的成功范例,其经验与智慧对于当代报业及报人有着较强的现实启示。       

记者成才之道讲座之七 时时强化勤业意识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在周恩来同志亲切的关怀指导下,形成了优良的报风。勤业、勤学、勤交友,就是其中的一种。“三勤”的核心是勤业。报社的工作人员勤于采访,勤于编辑,勤于写作,勤于本岗位的业务,是办好报纸的必要条件,也是个人成才的必由之路。这一点,早已为当年老一代新华报人的业绩所证实。南京解放后,《新华日报》在南京出版,由原在重庆《新华日报》担任领导职务的石西民同志任社     

身居茅庐,心系祖国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为适应战况,由南京移驻重庆”的宣言。《新民报》于同月27日撤离南京,西迁重庆。该报第一任总编辑张友鸾老兄举家入蜀,他又回到报社工作。在漫天烽火中,沦陷区的难胞纷纷涌到重庆来,有“瓦片”可吃的房东们,乘机抬高房租。友鸾家老小三代,人口颇多,无力负担高额租金,遂在报社编辑部和印刷厂旁修建草房数间。落成之日,张恨水兄为之题名曰“惨庐”。“惨庐”主人张友鸾身居陋室,怡然自得,他所萦绕于怀的,则是抗战前途,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而已。     

报坛女杰邓季惺

1982年,被迫寝刊17年的上海《新民晚报》复刊了。新组建的财务部门在清点旧账目时,发现报社的工会基金,原来是《新民报》创始人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的私人钱款。那是在1953年,上海《新民报》公私合营时,报社工会没有任何资金来源,他们就垫出钱来,作为全社100多位同仁的借款基金的。于是,财务部门就致函在北京的陈、邓夫妇,请他们收回这笔钱。报社很快便接到由邓季惺执笔写来的复信,信中说:“过去怎么做,现在也就怎么做。”至今,报社四五百人仍得益于斯。我一查,是3300多元。我曾当面向邓老提及此事,她只是莞尔一笑而已。是啊,和他们毕生为国家作出的贡献相比,这几     

忆旧话标题

欣赏一则标题决定十年途径 1938年4月,上海《立报》迁香港复刊。当时,左笑鸿主编国际新闻版兼编副刊“花果山”;我编社会新闻,偶或为副刊撰短文补白。一天,左收到一束重庆《新民报》。因《立报》和它都是小型报,我们就共同阅读研究,深感其编排生动,社会新闻尤为出色。其中有一则两栏高、四周空的新闻,右上角冠以一小簇樱桃图画,系用半英寸见方铅字坯刻成;其下为两行二号仿     

回忆在重庆的两次停刊

抗日战争时期,以1939年“五三”、“五四”敌机轰炸重庆对各报的损害最大。当时《新华日报》编辑部和营业部都在重庆下半城的苍坪街,印刷厂设在另一个地方,经过两天轰炸之后,我们当然也受到损失。但其他各报如《大公报》、《新蜀报》、《国民公报》等比我们损失更大,市区内生产陷于停顿,各报出版发行都发生困难,国民党当局下令各报停止单独出版,共同办一联合版。《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同志当即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提出,各报联合版必须有明确的限定时间,否则我们不能参加。叶楚伧答应以一月为限。《新华日报》遂于5月6日起参加了《新蜀     

读廖永祥的《新华日报纪事》

廖永祥同志的《新华日报纪事》一书出版了。这本30万字的书介绍了新华日报的战斗历程和历史经验。 新华日报是抗战爆发后国共二次合作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创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它的创刊意味着结束了国民党垄断新闻事业的局面。它是共产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公开出版的大型机关报,开始出版于武汉,武汉失守前迁至重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2月,它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这张实际是在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不同     

隐忍下的“作育新民”——谈《新民报》的办报态度与宗旨

1929年9月9日,三个年轻人陈铭德、刘正华、吴竹似,在南京,选择孙中山第一次起义的日子,创办了一张报纸《新民报》。到了1946年5月1日,《新民报》上海版晚刊创刊,《新民报》拥有了五社八版的规模。五社为南京、重庆、成都、北平、上海,前三社均为日、晚两刊,从而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民营报纸。它创办之初,正是蒋介石用现代方式组织起来的专制国家成立不久,“党化新闻界”使中国新闻界受到空前的钳制;它的大发展之时,正是抗战胜利不久,中国面临和平与内战、民主与专制两条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也就是说,在一文网森密的国度里,《新民报》能够在保持文化人气节,又发挥文化人长处前提下成就如此辉煌的局面,无论从报社     

黎明前重庆新民报的“改组”

1949年8月6日,重庆解放前夕,重庆新民报突然宣布改组。由《新民报重庆社》改为《重庆新民报社》,并把当时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拉来做发行人兼社长。一张有影响的报纸,突然有这样大的变动,自然会引起读者的疑虑和议论,许多朋友也表示惋惜。这里,就我所知,把改组经过追记于后。     

一张没能发行的《新华日报》

在重庆《新华日报》1939年的合订本里,10月20日这一期报纸是一张没能发行的报纸。1939年10月19日的《新华日报》,用半版篇幅刊登了9月16日毛主席在延安边区招待处会见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新民报记者张西洛、扫荡报记者耿坚白的谈话,题为《毛泽东同志与中央社等记者的谈话》,并配发了毛泽东的照片。报纸是在“送检”的同时排印的,当检查官发现有“问题”,在送稿簿上盖了“缓登”戳记、扣下稿子,将一封公函交送稿人带回时,这张报纸已经张贴在重庆的大街小巷,送到了订户手中。为此蒋介石大骂新闻检查     

报坛驰骋30年——记先父张友鸾新闻工作经历(续)

1937年底,父亲携家离开南京,溯长江西上。经过武汉时,陈铭德正在武汉筹划出版重庆《新民报》,便约请父亲到重庆参加创刊工作,并请父亲仍担任总编辑。《新民报》撤离南京前的总编辑赵纯继先生是四川人,此时随报社入四川,父亲认为应当仍由赵继任总编辑,他只接受主笔职务,主持版面规划。他从适应长期抗战需要考虑,建议将《新民     

富阳报专号

《富阳报》是中共富阳市委机关报,1993年3月正式复刊。《富阳报》复刊以来,我们始终把抓好队伍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富阳报社现有37位同志,原来分布在各条战线,因工作需要走到一起来了。在报社现有人员中,只有1位同志毕业于杭州大学新闻系,大多数“半途出家”。为了办好党报,使《富阳报》发挥应     

从《出师表》到《天府》

成都《新民报》创刊于1943年6月18日,它是南京《新民报》迁重庆出版后的继续发展。至此,《新民报》开始在两地同时出版。成都《新民报》初出晚刊,为四开一张。1945年2月1日增出日刊,初为四开一张;1947年5月9日起改为对开一张。日、晚两刊同时发行到1949年7月23日,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武装劫持。     

各版包干写评论

加强新闻言论,是地市党报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一般说来,地市报的新闻言论需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提高。从量上讲,地市报大部分是在“文革”后才复刊和创刊,不少报社因人员不足,都没设专职评论员,新闻言论要么是等待自然来稿,要么临时指定人去写,不少报纸三、五期难以看到一篇言论。有些报社即使设有专职评论员,不过一、二人,孤军作战。言论在整个新闻报道中的比重显得微乎其微。从质上讲,言论写作局限于少数人,评论员常出现“无米下锅”或“无的放矢”,无形中影响了言论的整体质量。《闽西报》在1987年复刊时也遇到了上述问题,怎么办?我们除了成立由总编挂帅的评论小组,负责撰写社论、评论员文章外,要求各版都要开设一至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