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赏读

【文体概说】“乐府”原指汉代的音乐机构,它的职责是收集、采撷文人诗和民间歌谣,并配上乐曲。后来,由乐府收集、编制的诗也被称为乐府。乐府后来发展成了一种专门的诗体,即乐府体。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两汉乐府诗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和巨大的影响。汉乐府诗许多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间歌谣,在内容上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在艺术上具有…     

魏晋南北朝文人乐府诗体式的创新

魏晋南北朝文人乐府诗创作在诗歌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的地位。在形式方面，对传统五言诗的继承和发展，对七言诗的创新和开拓，对传统四言诗的回归，六言体在创作中出现，都体现了此阶段文人乐府创作的变化和成绩。     

三曹以外的建安文士乐府创作低靡之原由新论

将"建安文士群落"作为考察时象,以三曹诗歌创作情况为参照,论述了建安文士乐府诗创作低靡的原因,从而进一步说明了建安时期文人乐府创作的真实状况.在三曹的时代,文人乐府的创作还是不成文的贵族的专利,此期的乐府诗创作没有与音乐活动完全分离,文人的创作受到很多人文因素和物质条件的限制.     

三曹以外的建安文士乐府创作低靡之原由新论

将“建安文士群落”作为考察对象，以三曹诗歌创作情况为参照，论述了建安文士乐府诗创作低靡的原因，从而进一步说明了建安时期文人乐府创作的真实状况。在三曹的时代，文人乐府的创作还是不成文的贵族的专利，此期的乐府诗创作没有与音乐活动完全分离，文人的创作受到很多人文因素和物质条件的限制。     

音乐与乐府诗关系探微

音乐与乐府诗的联系十分密切,文人为了音乐的需要而参与乐府歌诗的创作,开始了文人乐府诗创作的源头,又因乐曲的失传而开始了脱离了与音乐的联系的诗歌创作,使得乐府诗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文人乐府诗虽然渐渐远离了音乐的束缚,但相互间的潜在联系依然存在。     

论曹植诗歌的抒情性

本文在广阔的文学史时空中论述“建安之杰”曹植的乐府诗。在乐府诗歌发展史上,“三曹”有突出的地位,而曹植更以其成就卓著、个性鲜明的乐府创作雄立其间。从汉代乐府到魏晋南北朝乐府歌诗,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建安时期是变异的关捩。曹植乐府诗代表了乐府变异的趋势。曹植继承并融合了汉乐府民歌与文人古诗的传统,形成了独特的风貌,有强烈的抒情性,使抒情主体得以多侧面的展现。曹植乐府诗“词采华茂”,代表了中古诗歌的审美倾向。     

乐府诗 乐府诗集 新乐府——关于“乐府诗”的几点相关知识

乐府诗最早的概念是指汉时乐府机关采集和创作的汉代民歌俗曲,即"汉乐府"。后来,人们把文人模仿汉代民歌的诗,也称作"乐府诗"。唐代,又把南北朝以前的乐府诗统称为"古乐府",把杜甫、白居易等人创作的用新题写时事、不再以入乐与否作标准的乐府诗,称为"新乐府"。《乐府诗集》是收集各种乐府诗最为完备、成书较早的一部重要典籍。     

杂论汉俗乐及汉乐府诗

乐府原指采诗制乐之官署 ,东晋以后逐渐演变成为诗体之名称。乐府诗乃配合音乐而歌唱之诗歌。乐府采集俗乐、搜集歌辞 ,主要来自民间。黄门鼓吹乐与短箫铙歌 ,均为俗乐。其中以黄门鼓吹乐更为重要 ,其曲调繁多、乐章丰富 ,广泛流传、影响深远。黄门鼓吹乐 ,包含两大类 :鼓吹曲与相和歌。“相和”者 ,并非丝竹相和 ,乃领唱与众人伴唱相和也。两汉时期 ,社会各阶层 ,无不喜好俗乐。文人们参与乐府歌辞创作 ,有三种情况。五言诗起源于汉乐府民歌。汉乐府以叙事诗为主     

文人拟乐府与汉乐府之异同初探——以汉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及陈琳拟作为例

汉乐府民歌是我国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其形式多是以叙事为主的。它是我国古典诗歌中五言体、杂言体的直接源头。文人拟乐府诗创作从东汉时开始繁盛,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成为文人抒情言志的一个重要载体,之后历代文人多有创作。以致文人拟乐府诗歌创作成为我国诗歌史上的一个普遍现象。文人拟乐府对汉乐府民歌的继承点在哪里?又有哪些突破与创新?本文以汉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及陈琳拟作为例,试图做一番粗浅的探讨。     

论曹操的乐府诗写作

本文重点讨论曹操以乐府旧题写时事实际发生的原因及情形,认为乐府诗研究必须与乐府制度、功能联系起来考察。乐府在东汉时期朝野间的歌唱和表演,直接对建安文人乐府诗写作模式产生了影响。曹操的乐府诗写作,无论从题目,还是写作及流传的方式,都与乐府制度本身有关系。而曹操以旧题写时事的革新,自然与汉末乐府制度的破坏、乐人流散有关,但就乐府的功能讲,曹操的乐府诗写作仍然没有背离乐府制度。所以研究曹操乐府诗一定要从这一点出发讨论,依据此点,方能讨论建安文人乐府诗艺术成就产生的背景和原因。     

原生态的丧失:汉乐府与《诗经》婚恋诗的比较研究

就"婚恋诗"来说,汉乐府与《诗经》呈现出较大的不同:汉乐府逐渐丧失了《诗经》中的原生态,人的本真情感部分地被外在的道德教化替代,人性的自然美部分地被宗法伦理所取代。乐府诗中的"婚恋诗"平添了一种在伦理笼罩之下的忧郁与悲剧色彩。无论是意象由自然事物和淳朴情感过渡到人间伦理与社会生活,还是由歌颂原生态的欢娱到拷问"束缚"与"顾虑"中的人性的悲剧,都显出一种原生态的流失。创作层面更是逐渐回避现实,多诉诸想像,借助寓言和其他浪漫主义手法,或者是更具隐喻性的语言来艰难地言说,这也是对原生态的背叛,就原因来看,主要是汉代中央集权,思想开始走向专一,独尊儒术的影响,经学兴起,楚文化的传播,以及汉代文人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     

钟嵘《诗品》对传统诗歌理念的超越

钟嵘的《诗品》是齐梁时期中国诗学的集大成之作[1]。钟嵘以理论家的敏锐和胆识,对汉魏至齐梁五六百年间的诗歌作品进行考察研究,指出当时文学的主潮是五言诗,诗歌的本质在＂吟咏情性＂,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诗歌美学意蕴,影响深远。     

王船山的乐府诗评观

汉乐府诗与拟乐府诗属于两种不同的创作系统：前者是一种依附音乐、可供演唱的娱乐艺术；后者则是隶属文人的抒情言志的个人性创作。王船山对上述两种类型的乐府诗分别作了中肯的评价，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论萧梁宫廷音乐文化建设与乐府诗发展

以梁武帝为核心的萧梁宫廷音乐建设雅、俗乐并重,富于新变特征,直接促成了萧梁时代乐府诗的总体繁荣,推动了汉魏旧曲的创作热潮以及吴声西曲的宫廷化历程,产生了新的俗乐歌词体式、风格和新的俗乐创作方式,由此反映出宫廷雅俗乐建设、宫廷音乐审美旨趣与乐府诗发展的密切关系。     

论张王乐府寓"变"于"复"的艺术追求

对于张王乐府的独特之处和成就,学界的认识是较模糊的.将张王置于唐乐府对前代乐府"复'与"变"的过程中去考察,与唐代多数乐府诗人以"变"形成自己的特色不同,二人在立足现实作出必要变革的同时,更注重恢复古乐府民歌尤其是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古朴浅俗的艺术风貌.其独特追求体现着儒家的诗学思想,并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故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张王更注重"复",与其所处时代、思想、生活经历有着密切关系.张王乐府也因"复"而存在一定不足.     

论汉代采诗制度及其对乐府民歌创作的影响

汉代的采诗形式有两种:乐府机构的采诗和政府官员观风俗的采诗,二者的采集对象、采诗目的和关注点不同。汉代政府官吏观风俗的采诗制度促进了汉代民歌创作的兴盛和题材的集中,促进了诗歌写实性和叙事性的增强,导致了诗歌叙事详于重心而略于枝叶的特点。     

拟乐府之风与六朝边塞诗的创作

南北朝边塞诗的创作多采用模拟乐府古题的写作方式，这种表现方式丰富了某些乐府古题的情感内涵和文化蕴合。尤其是齐梁时代拟乐府赋题法的确立扩展了边塞诗的题材和主题，促进了艺术表现技巧的进步，建立了边塞诗一些特定的意象模式，直接影响到边塞诗的审美走向。     

“张王乐府”艺术特色探析

中唐诗人张籍、王建都擅长乐府诗,有＂张王乐府＂之称。他们的乐府诗在艺术特色上有其独到之处,即富有人情味的讽喻;卒章揭示的收尾;自然流畅、口语化的语言,体现出一种平和、古朴、含蓄的风格。     

唐乐府文献叙录

乐府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延续的时间从汉至唐,此后,这一名称虽成为音乐文学的通称,也沿用于词曲,但从乐府研究的角度而言,并不被认同。即使是唐代的乐府,学界在研究中仍然有着不同的认识,叙录过程中并不仅以汉魏乐府为观照点,更留心于唐代乐府在乐府中的地位与存续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