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人性善恶之辨

人性之善恶的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人性善恶之辨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的人的社会性本质理论,"现实中的人"是马克思主义思考人性之善恶问题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人性善恶观的内容主要包括:善恶观念的来源问题,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的问题,善恶观念的本质内容问题,善与恶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及其关系问题,善恶评价的根据问题。马克思主义人性善恶之辨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科学性、实践性、辩证性、前瞻性。要科学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人性善恶之辨的内容和特征的时代价值。     

人性、人伦与法治--中西比较的视角

法律与人性善恶的逻辑关系取决于社会实践中的人伦关系设定。中国古代专制的形成是以性恶论与家国一体的现实为基础的，法律成为一种压抑人的自律意志的对立物；而西方由自然法推演出民主法治的关键在于承认以人的存在与需要来评价法律的合理性，法治是与人性相一致的自律性规范体现。人性与法律之逻辑关系的正确理解是推进中国特色的法制现代化的方法论前提。     

人性善恶、社会设置与社会道德建设

人具有自保自爱的本能，人性本无善恶之分。在社会生活中，人性具有向善与向恶两种倾向性，但更具有向恶的倾向性。因此要通过各种社会设置来扬善抑恶，规约人性、升华人性，以维持社会生活秩序，推动社会发展。鉴于此，当前我国的道德建设要确立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建立健全各种社会制度，并辅之以持久的道德教育与个人积极的道德修养等综合进行。     

从电影《苍蝇王》看人性善恶

人性善恶是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文的观点是性本无善恶,而只有"向善"与"向恶"之可能性,但人类向善的可能性更大。电影《苍蝇王》揭露了人性恶的一面,给人深刻的反思,但同时也让人看到善的洪流。     

再论人性的善恶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合人性的治国方略。人是有善恶之分的,而且人是善与恶两面性的统一。但善恶并非人的本性,而是人类后天的养成和需要,这就为我国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提供了理论的根源依据。     

浅谈高校图书馆的情场化构建

黎鸣先生认为情场化社会的理论是建立在对人性的基本认识上的.他从人性的善恶选择认定人性是恶的,并且是从"原欲"出发而成的恶,即"人性原恶".     

发生学角度下的人性善恶论——一种可能的阐释

人性的是善还是恶?古今中外都有伟大的思想家们对它进行探讨.但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试着运用发生学对人性、人性论和人性善恶论的产生与形成进行浅析,并与前人的观点作比较,倒是一种新的可能的阐释.发生学角度下的人性善恶论,实质上是一个社会历史性概念,它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动态性与现实性,肯定了人的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的有机统一.     

安东尼·伯吉斯小说《发条橙》的时代隐喻分析

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在小说《发条橙》中虚构了乌托邦式的妄想利用科学技术消除主人公阿历克斯人性之恶的权力社会,探讨善与恶、自由与平等、公共权力与个人、人文社会与科学技术、理性与感性、秩序与混乱等议题,以此影射现实社会。《发条橙》中互相对立的元素构成时代隐喻,在现代社会中以对立且统一的矛盾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这些未解之题使这部小说充满了哲思的魅力。     

中国古代对人性的研究

一中国古代对人性的研究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先秦。此时期关于人性的观点主要有四种。一种是人性“有善有恶”论,持这种观点的是周人世硕和孔子的弟子漆雕开等。他们认为“人性有善有恶”,“普举人之善性而致之则善长,恶性养而致之则恶长”。此种观点认识到了人性中存在着善、恶两种潜在的因素,性善或性恶关键在于后天的教养,这是正确的,王充在《论衡·本性》篇中称赞它“颇得其正”。但由于资料已大部亡佚,其详细论述今天已无从看到了。与孟子同时期的告子则提出人性“无善无恶”论。他说:“生之谓性”,“食色性也”,这是指人的自然属性。人性无所谓善恶,犹如湍急的流水:“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告子的论述,旨在说明人性善恶的可塑性,但他未将人性与动物性区分开来,就被孟子抓住了     

中西人性与法律逻辑关系比较及其法理学意义

法律统治形式与人性善恶的逻辑关系取决于社会实践中的人伦关系设定。中国古代专制的形成是以性恶论与家国一体的现实为基础的,法律成为一种压抑人的自律意志的对立物;西方由自然法推演出民主法治的关键在于承认以人的存在与需要来评价法律的合理性,法治是与人性相一致的自律性规范体现。法律与人性关系的正确理解有利于我们反思中国法律传统、西方法治精神、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观念,进而为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提供科学的方法论前提。     

人性善恶论对中西法治影响的比较分析

人性是哲学中的概念,也是法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人性论是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有什么样的人性论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思想。性恶论是西方法治建立、发展的必要性理论前提：传统性善论对中国法治的影响有积极因素,但更多的是消极因素,延缓了法律发展的进程。本文通过比较．得出结论：人性善恶的预设并不绝对,我国法治建设应以“人性趋恶”为假定前提,并发扬人性善的一面。     

人性研究学术观点综述

中国古代人性论可归结为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恶论、性亦善亦恶论四种观点。外国人性论可归结为人性平等论与人性利益论、人性神性论与人性禁欲论、人性利益论与人性需要论、人性理性存在论与人性自然属性论、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五种观点。笔者还介绍了王海明先生新人性善恶论。     

论董仲舒与王充人性论思想的内在趋同

人性问题是董仲舒与王充哲学思想的重要命题之一。二者从最原初的生存状态着眼对性做出概念阐释。在善恶来源方面,董仲舒以阴阳定善恶,提出性生于阳为善,情生于阴为恶;而王充以渥泊(厚薄)作区分,情性同生于阴阳之气,禀得渥者为善,禀得泊者为恶。董仲舒将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王充同样明确将人性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他们认为,中人以上、以下之性不可改变,可以改变的只是中人之性。基于这一理论,二者主张通过教化(具体表现为学校教育)来改善人性,以期实现风尚淳朴、社会安宁的大治局面。     

人性在法治中的作用

人性的善恶是人性经过演变后的产物,一个社会的法治只有在充分认识和肯定人性需要时,才能为人们自觉遵守.在法治社会,人的尊严与法律权威是统一的,通过人性化法律意识的培养,构建人性化的法律体系,构筑人性化的执法方式,达到司法救济的主要目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美满的法治社会.     

教育人性化的实践哲学转向

从内涵的演进来看,＂教育＂的实践哲学渊源是＂抑恶＂与＂求善＂,其内涵经历了从道德人格之善、健全人格之善,到社会人格之善的转变。由于正义源自人性,又是人性的首先价值,而且,它超越人性善恶和人性利己利他问题,是教育人性化的规范性条件和基本法则,所以教育人性化的实践哲学需要在规范伦理学范围内论证如何维护和实现正义。     

善恶与教化

人性善恶的价值预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教育实践中人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人性善或恶的价值预设，各有利弊。就今天而言，我们主张，在善恶观上，宁取人性无善无恶论，消解人性本身的善与恶在教化中的预设，从而消解人性本身作为个体道德生成的根本依据，消解拿人性作为个体道德蓝图设计的依据，甚至在一定限度内弱化传统泛道德主义社会中道德及其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为当代社会走向理知的澄明、为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普遍深入提供足够的空间。     

德主刑辅传统法制模式的人性论基础

人性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关注的重要命题。儒法两家的政治哲学中,人性善恶是决定以何种方略管理国家社会,是为政以德还是依法治国的理论根据之一。从儒家先贤理想主义情怀的人性善与法家实证精神的人性恶鲜明对立,到荀子现实主义色彩的化性起伪、化恶为善理论,到董仲舒“天有阴阳,人有善恶”的“两性三品”人性论,人性善恶之辩,由对立到融合,互相兼容吸收,为确立我国古代儒法互补、德主刑辅的传统法制模式奠定理论基础。     

扬善必须抑恶——小说《蝇王》的主题思想新论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戈尔丁对战争等人间罪恶更加深恶痛绝,对人性和人类社会的见解愈加深邃与成熟.为了达到警醒世人,扬善抑恶的目的,戈尔丁怀着悬壶济世之心,通过<蝇王>小说刻意安排了一个"恶战胜了善"的情节,从而更加深刻、尖锐地反映出人性的复杂性及善恶相争的残酷性.同时作者也乐观地对人类自身倾注了巨大的希望.     

从钱钟书与曹禺的文学作品看人性之善恶

曹禺和钱钟书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虽然两人分别致力于戏剧和小说创作的不同领域,却都能超越阶级、超越时代主潮,对人性之思进行深刻挖掘。他们的作品都表现出对人性善恶的独特理解,钱钟书倾向于表现人性之恶,曹禺则更执着于发掘罪恶人生中的人性之善。本文通过对人性善恶在二人作品中的表现进行阐释,进一步分析两位作家不同人性观形成之因,以此获得对人性的更深理解。     

谈谈人性与教育

人性,即人之本性也,人之为人之本质属性者也。古人多谈性之善恶,然善恶判断主要依传统儒家之三纲五常等伦理规范,合于此规范者即为善,否则为恶矣。然人性果真有善恶之分乎？已有之伦理规范是发于人之内在之性而成,还是以统治之便而外加于人——即对人的一种外在规定乎？纵观中国传统思想之流变,尤以儒家为重,足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