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犯罪的停止形态

共同犯罪中存在着犯罪停止形态的问题,对于共犯人的犯罪形态应结合共同犯罪的理论和刑法总则中关于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的规定予以认定。本文重点探讨了共同犯罪中实行犯和非实行犯的犯罪未遂、以及犯罪中止的问题。     

论独立教唆犯

根据我国新修订的《刑法》第29条的规定，我国刑法理论上以被教唆是否犯了被教唆之罪为标准，将教唆犯划分为共犯教唆犯与独立教唆犯两类犯罪人，被教唆犯了被教唆之罪，即教唆与被教唆之间形成了共犯关系，此情况的教唆犯称之为共犯教唆犯；被教唆没有犯被教唆之罪，即教唆与被教唆之间没有形成共犯关系，教唆单独成罪，此情况的教5唆犯称之为独立教唆犯，对独立教唆犯，中外刑法理论上称之为“教唆未遂”，笔认为，此主张不科学，理由在于：从单独犯罪来看，虽然教唆未遂这种独立教唆犯的独立意义不能否认，但是，在共犯教唆犯中，当被教唆犯了被教唆之罪，教唆与被教唆之间具有了共犯关系时，教唆犯就不能独立存在了，即使被教唆得犯而未遂（此情况成立共同犯罪的犯罪未遂），这种共犯关系依然存在，教唆犯仍不能独立存在，它只能与被教唆构成共同犯罪，因此，我们应把共犯教唆犯中的未遂教唆形态即共犯中的犯罪未遂与独立存在的独立教唆犯区别开来，不能将二混为一谈，由于我国立法上在未区分教唆犯不同种类的情况下，将其作为共犯人的种类之一，在刑法总则“共同犯罪”一节中将其包括，这是导致上述理论将独立教唆犯与共犯教唆犯混为一谈的主要原因，基于完善我国教唆犯罪刑法立法的需要，本重点就独立教唆犯的概念，构成特征，处罚大批量民共犯教唆犯的异同以及立法完善措施作了深入地探讨。     

论教唆未遂之犯罪形态——刑法第29条第2款的检讨与完善

教唆未遂涉及到教唆犯和未遂犯两个刑法理论上有争议的问题。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第29条第1款所规定的教唆犯存在未遂形态,而对第2款所规定的教唆犯属于何种犯罪形态则存有争议。本文拟就教唆未遂的犯罪形态略陈管见,探讨“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的含义,指出刑法第29条第2款所存在的缺陷并对该款提出完善建议。     

犯罪数额问题研究

犯罪数额是与犯罪行为相关联并以货币形式表示的经济利益数量，它对我国刑法中许多罪名的定罪量刑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刑法对犯罪数额的规定大致有概括型，具体型和比例型三种方式，实现刑法规范的明确性和概括性，立法稳定性和司法可操作性的和谐与平衡是犯罪数额立法的价值目标，司法实践中应当结合刑法基本理论，对未完成犯罪，共同犯罪和罪数形态中的数额进行准确地认定。     

论间接故意犯罪的犯罪未遂形态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犯罪的未完成形态中的犯罪未遂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的犯罪中,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犯罪的未遂形态。外国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对于间接故意犯罪未遂则大多持肯定态度。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未遂形态只是一种逻辑推断,并没有法律上的明文依据。涉及生命等重大法益的间接故意犯罪的未遂具有科处刑罚的必要性,否认间接故意犯罪有未遂,可能会导致把性质严重的犯罪作为性质较轻的犯罪处理,或者将有罪作无罪处理。     

论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的构成特征

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是犯罪中止形态的一种特殊形态,刑法理论界对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的构成特征众说纷纭。在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的行为彼此联系,相互配合,但同时各行为人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彼此独立,不受制约,这就决定了较之单独犯罪,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的自动性和彻底性等主观特征在共同犯罪中并无太大出入,而时空性和有效性两个客观特征却存在较大差别。     

保险诈骗罪犯罪既遂与未遂形态比较研究

本在比较世界主要国家保险诈骗罪之犯罪既遂与犯罪未遂形态理论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刑法中的保险诈骗罪是复合实行行为，其着手时点应以行为人开始实施虚构保险标的，编造未曾发生的事故，夸大损失程度，制造保险事故的行为为标准，中国刑法对保险诈骗罪犯采用了结果犯的立法模式，因此，其既遂应以行为人可否实际控制保险金为标准。     

试论犯罪实行行为着手的含义

犯罪实行行为的着手是确定犯罪实行行为已经开始的标志,是区分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形态的唯一判断方法。因此,对着手的认定是犯罪实行行为的核心问题。传统德日刑法理论关于着手的认定主要有主观说、客观说和折中说,但是都具有种种缺陷,导致无法科学地认定着手。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对于着手含义的理解是正确的,既是主客观相统一,又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     

我国刑法设立期货犯罪的探讨

本文探讨了我国刑法设立期货犯罪的立法模式、期货犯罪的体系以及处罚期货犯罪的原则。由于期货市场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期货犯罪的表现形态还有待探讨。本文借鉴现有理论研究成果及国外的立法规定,认为我国刑法应当在作为经济法的《期货交易法》中设立刑罚处罚规范,待条件成熟后移入刑法典。同时认为对期货犯罪应采取必要性原则,即谦抑原则,以限制期货犯罪的范围,发挥刑法的“最后手段作用”     

论教唆未遂的成立范围——兼评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

教唆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共同犯罪的一种,然而刑法对教唆犯在教唆未遂情况下的规定却不甚合理,由此造成了理论上的很大分歧。本文从理论上论证了被教唆者未实施被教唆之罪在法律上不应处罚的理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刑法第29条的立法建议。     

对交通肇事罪司法解释中共同犯罪规定的解读与评价

《刑法》第25 条规定, 共同犯罪只能是2 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2 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 不以共同犯罪论处。交通肇事罪为过失犯罪, 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解释》中却有两处规定了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 其直接与《刑法》第25 条的规定相冲突, 属于越权解释, 并背离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     

中外单位犯罪主体类型比较

自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关于单位犯罪主体类型的纷争一直沸沸扬扬。基于各国刑法在单位犯罪主体问题上具有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状况,文章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及我国刑法的单位犯罪主体类型作一比较研究,以期有助于完善我国单位犯罪理论。     

论犯罪预备的立法模式

通过借鉴国外有关犯罪预备的立法经验，分析了我国刑法中对犯罪预备规定的弊端，提出对我国现行有关犯罪预备之规定的修改建议。     

论危险驾驶的实害犯——兼论刑法第133条之1第2款的不足与完善

刑法第133条之1第2款的规定只是解决了危险驾驶罪同其他犯罪的非并罚问题,却回避了危险驾驶的实害犯的性质。无论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以交通肇事罪来定性危险驾驶的实害犯,都无法避免理论和实践中遭受的质疑。在其难以妥当纳入现行体系的情况下,单独规定其刑事责任,将其作为危险驾驶罪的结果加重犯来处理,既能有效解决交通肇事罪的刑罚结构设置的不足,协调交通肇事罪与危险驾驶罪之间的关系,又具备针对性,消除公众质疑,使得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真正得以落实。     

单位犯罪未完成形态研究

１９９７年的新刑法在第３０条和第３１条,对单位犯罪和单位犯罪的处罚制度做了规定,这是刑法理论界的重大突破。单位未完成形态问题是构建单位犯罪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不论在刑法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正确认定单位犯罪有着深远的意义。     

论医疗事故罪的界定

医疗事故罪以医疗事故为前提条件，但是并非所有医疗事故都会构成医疗事故罪。在理论与实践中，通常以《刑法》以及有关医疗卫生法规作为依据，对医疗事故罪的范围进行界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颁布，导致了医疗事故范围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依据《刑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医疗事故罪进行明确的界定。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新增的一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在罪名、犯罪主体与犯罪对象、客观方面及罪数形态、罪的界限及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衔接方面不仅在理论上存在争议,而且在司法层面上也未能澄清一些疑惑,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无疑对于打击利用他人进行乞讨等犯罪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试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过形态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97《刑法》新增的罪名。目前,在该罪的准确认定上,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面临着一些难题。理论界对于该罪的构成要件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争议。如何正确认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要件,对于合理界定该罪的犯罪,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论绑架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刑法第239条存在一定的立法缺陷：“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内容应该能涵盖“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偷盗婴幼儿”的内容;为体现对婴幼儿的特别保护,“以婴幼儿为人质的”应作为绑架罪的一加重处罚情节：起刑点十年有期徒刑和绝对死刑的规定没有注意与其它法条之间的协调,也不符合罪责刑相一致原则,故对这一条款应予以修改和完善。     

试论交通肇事罪之因逃逸致人死亡

现行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在79刑法的基础上除扩展了主体范围之外,新增关于交通肇事逃逸以及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这一立法旨在解决社会中严峻的交通肇事问题,并对逃逸情形作出明文规定,加重其处罚,以求达到促使肇事者及时救助伤者的目的。然而,由于司法解释过于简单,造成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理论上的争议以及实务中适用的困难。笔者通过对逃逸致人死亡性质及适用范围的梳理,探讨其定义及构成要件,以求理论与司法实践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