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工智能政策特征与PMC模型量化评价研究

探讨我国人工智能政策特征以优化政策设计思路，以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印发的31份人工智能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文本挖掘、内容分析和PMC指数模型等方法，提炼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前沿与热点分布、人工智能的政策特征以及评价结果。研究发现：我国人工智能政策以智能化为主要目标，重点关注科技研发与创新环节，并对“卡脖子”的芯片、机器人产品提出政策规范；政策工具应用不平衡，对政府采购、对外贸易管制、反他国管制、购置补贴四项需求型政策工具重视度不够；总体政策效力较好，但政策之间具有效力差异性，相关政策条款亟待加强和完善。基于以上特征和问题，建议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前沿政策的设计与前瞻，加大需求端政策工具的组合性和灵活性应用、优化供需政策工具包，加强对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政策力度，开展人工智能政策系统的整体性评估。     

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政策量化分析

人工智能是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动力,将可能成为未来产业转型的核心。本文以2012年以来新一轮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为背景,以中国国家层面的21项人工智能相关产业政策为样本,基于政策工具和创新过程的二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当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制定的现状与存在问题进行计量与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政策需增加需求侧政策工具,并随着产业的成熟制定更多面向人工智能的商业化阶段的政策,尽早开展面向人工智能产业的政策布局。     

双循环战略提升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力途径

摘 要：文章以中国、美国、英国、德国、印度等主要人工智能大国为研究对象，通过钻石模型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五国人工智能产业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总结借鉴其他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优劣势与形成原因，从人工智能经历的 “概念化——商业化——产业化”发展三阶段周期入手，明确不同发展阶段起着关键作用的有利要素类型，提出了三种不同实现路径下的分类政策思路。最后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提出在“双循环”战略下提升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依据与政策建议。     

中国智慧城市政策体系演化研究

智慧城市是信息技术创新应用并嵌入到社会服务与管理的智慧表现。本文构建基于“资源效用-技术结构-应用领域”的智慧城市政策工具分析框架,运用文本内容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2011年以来我国智慧城市政策进行演进脉络、政策网络关系、阶段性共现主题词和政策工具分析。研究发现：（1）我国智慧城市政策经历了感知基础架构与顶层设计、智慧产业培育与创新驱动、智慧应用领域异构化发展三个演进阶段;（2）第一阶段政策主题涵盖政策目标、基础技术、政策特征和组织体系四个主题词群,第二阶段政策主题是产业结构优化与创新资源协同、创新驱动环境构建、技术标准化与评价,第三个阶段政策主题是数据深度融合、异构领域应用和政策作用效应;（3）我国智慧城市政策存在结构性非均衡,相较于演进初期衡稳使用的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导向政策工具稳步增加,需求导向政策工具动态匹配;（4）相较于以供给型政策工具为主导的云计算支撑产业层,物联感知平台政策倾向于供给型与环境型组合效用,并深化推动与环境型政策工具适配耦合的智慧应用领域政策。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路径识别及分析——基于专利分析法

基于专利分析方法和技术轨迹理论,以人工智能产业组织为研究对象,采用定性分析的方式,从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专利引用网络和专业商业化三个维度,对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路径进行了识别和对比分析。通过对比我国与发达国家的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路径,分析了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目前的发展阶段和瓶颈。数据分析表明,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尽管发展迅速,但相比发达国家,仍然处于知识引入到知识输出转型阶段。进而推出结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处于基础型研究向应用型模式转变阶段,需要深入加强自主技术创新。     

基于文本相似度计算的我国人工智能政策比较研究

[目的/意义]随着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智能+”概念,我国各地区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等产业深度融合,而政策是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经济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因此对人工智能的政策研究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方法/过程]基于文本相似度计算对国务院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我国20个地区发布的人工智能政策文本进行比较研究。[结果/结论]数据表明:新兴产业、产业升级、人才队伍、智能服务、社会治理等内容在各地区人工智能政策制定层面整体关注最高,呈现出政策制定的相似性。安徽省、辽宁省所制定的政策比较完整和全面,甘肃省、黑龙江省在政策制定中部分内容较为突出,且逐渐形成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区域特色,呈现出政策制定的差异性。最后从可操作性角度为我国各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基于文本分析的我国共性技术创新政策研究

运用政策内容分析法,对我国当前分散的共性技术创新政策文本进行了系统化梳理,通过构建共性技术创新政策分析框架,揭示了我国共性技术创新政策的基本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共性技术创新政策偏向于对环境型和供给型政策工具的应用,而对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应用存在不足与缺失;创新政策虽对三大产业均有涉及,尤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给予了较高重视,但政策的产业导向并不突出;与国外相关政策相比,我国共性技术政策支持的重心下移,侧重于对应用性共性技术层面的引导支持。     

中德美电动汽车产业创新政策比较

德国和美国是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最快且成熟度最高的2个国家,其产业创新政策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从电动汽车未来发展需要提高性能和降低价格的2个方向出发,围绕创新链构建政策分析框架,按照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的分类对中国、德国和美国电动汽车产业创新政策进行比较并提出政策建议。     

国外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以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为例

各国为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纷纷出台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或政策.而人工智能人才作为支撑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战略资源,不少国家都在相关战略或政策框架中对其培养发展作了专门规定.本文基于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的发展现状,通过分析总结人工智能人才基础较好的国家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方面的政策与实践,提出促进我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政策启示.     

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中国碳减排政策工具研究

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外部性,政府制定并实施有效的气候政策能够为碳减排做出贡献。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将以“1+N”政策体系作为支撑,但尚缺乏可执行且具有约束力度的政策工具支撑。运用政策内容量化分析方法,按照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的政策工具分类方式,从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四大排放领域对我国碳减排政策进行了二维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能源和工业领域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实施碳减排政策,建筑领域的碳减排政策高度倚赖需求型政策工具,交通领域的碳减排政策则以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并重。同时,我国碳减排政策工具在不同规制主体间的运用存在失衡,部分领域内部政策工具组合存在失衡或实施效果存在不确定性。最后,从坚持“能源生产端和消费端并重”,提高能源和工业领域供给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的可执行度、提升需求型政策工具的运用比例,研究制定建筑和交通领域碳减排的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等三个方面提出优化思路。     

拜登政府对华人工智能产业的打压与中国因应

[研究目的]通过梳理和分析拜登政府对华人工智能产业打压的动因与路径,为我国因应工作提供建议。[研究方法]基于拜登政府官方文件等开源资料,采用文本分析与战略研判相结合的方法,梳理拜登政府对华人工智能产业打压的原因与措施,并探讨中国的应对之道。[研究结论]拜登政府对华人工智能产业打压的动因涉及技术霸权、经济利益、安全驱动、意识形态四方面,其做法包括：强化价值观冲突与舆论攻击,联动使用法律、出口管制等国内政策工具,扩大排华技术联盟等。我国可从国家战略、外交、产业、反制工具等方面做出有效应对。     

基于四维分析视角的我国科技人才评价政策文本计量与优化

【目的/意义】科技人才评价是我国科技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科技人才评价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有助于 未来科技人才评价政策的制定和相关工作的开展。【方法/过程】以政策文本计量为视角,构建政策工具、政策要素、 政策目标、政策效力四维分析视角,借助 NVivo11 Plus软件,对我国 1978-2020年间 115份科技人才评价政策文本 先进行历时分析和出台部门分析,然后重点围绕四维分析视角进行单维度分析、以政策工具为基点的交叉分析。 【结果/结论】科技人才评价政策文本总体上存在政策工具内部要素不齐全,政策工具可操作性有待加强;目标设置 与工具选择部分错配,目标导向需更明确;部门合作相对欠缺,政策工具结构失衡等不足。未来科技人才评价政策 文本的优化,可从要素-工具、目标-工具、效力-工具三个匹配维度,完善政策要素比例,增强政策的可操作性和指 导性;纠正目标与工具的错配,完善政策工具的配套;加强部门之间的联动,优化政策工具结构。【创新/局限】从多 维度视角对科技人才评价政策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建议。后续可从政策协同角度对科技人才评价政策进行深入 研究。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的政策文本分析——以通用航空产业为例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央层面的通用航空产业政策文本为样本,从"政策工具-产业价值链"两个维度,采用政策文本分析法对政策条目进行量化分析,深入剖析我国通用航空产业政策中存在的政策工具使用不平衡、需求面政策工具缺失、产业价值链阶段政策不平衡等问题,并提出完善和优化我国通用航空产业政策的有关对策建议,包括适当降低供给面、环境面政策工具使用,兼顾需求面政策工具带动作用,以及重视政策工具在产业发展的全方位运用方面等,为完善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我国国家层面2017年已经出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规划计划文件,部分经济发达省市迅速出台了规划计划文件响应,然而,有关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甚少,尚未形成系统理论。在进行国内外研究与产业政策现状分析后,分析了人工智能产业的基本理论,凝练了人工智能产业的产业特点、产业关联关系、产业构成和发展所需的基础条件。提出了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战略的构成要素,认为应由“三发一划一策”(即发展定位、发展目标、发展方向、规划计划、扶持政策)构成,给出了每个构成要素的内容及推导方法。以湖南省为例,详细剖析了该区域的人工智能产业现状,提出了该区域的产业发展战略,并提出了针对湖南省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系列政策建议。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养老产业政策量化研究

[目的/意义]优化调配养老产业政策的整体布局,有效提升产业发展的治理成效,对于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基于政策工具——养老模式参与主体——创新价值链的三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和词云图对我国2011-2020年中央层面出台的养老产业政策进行纵向和横向的量化分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促进养老产业发展的政策工具呈现偏供给型轻需求型、养老模式参与主体中政策分布不均衡、创新价值链维度养老产业发展尚未成熟的发展状况,进而提出优化调配政策工具、发挥各参与主体作用价值、保障养老产业创新价值链合理化进程的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人工智能产业政策文本量化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各级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理清相关政策脉络对于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政策“目标-工具”分析框架,借助语义本挖掘及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检索得到的省级政府人工智能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人工智能政策的主题词呈现集中化和群聚化的特点；(2)各省政策目标主要围绕“发展环境”、“融合应用”和“产业化”,但不同省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3)环境面工具应用过多,需求面工具使用过少,且部分细分政策工具使用过于频繁；(4)人工智能政策中,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错配现象。最后,依据上述结论,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基于文本量化分析的区块链政策比较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LDA主题建模和Logistic回归等文本量化分析方法,从政策主题、政策工具及创新价值链等三个维度对我国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区块链政策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主要运用法规管制和技术基础设施两种政策工具,重点关注基础理论研究和技术研发环节,而地方政府主要运用试点示范与资金投入等政策工具,重点关注区块链产业应用环节。为更好地促进区块链技术协调发展,应当优化政策工具结构配比,强化人才建设和技术支持;完善环境型政策工具内部结构,提高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应用比重,构建与创新价值链相应环节高度匹配的政策工具组合。     

基于政策工具和技术创新过程的生物质能源产业创新政策评价

采用内容分析法,从政策工具和技术创新过程两个维度出发,构建生物质能源产业创新政策分析框架,对过去10年(2006—2016年)中国中央政府出台的37份相关政策进行计量分析与评价。研究发现,政策制定主体较为集中,多部门联合发文数量相对较少;从政策工具维度看,市场维度政策工具使用相对不足;从技术创新过程看,政策对于生物质能源产业的扶持呈现"U"型趋势,对"示范"这个阶段关注较少。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为今后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中国智慧养老产业政策研究——基于政策工具与技术路线图模型

智慧养老是破解中国老龄化问题的新路径,从2011年智慧养老兴起至今,中央密集出台支持政策鼓励产业发展。本文整合政策工具与技术路线(P-TRM)模型,对2011—2019年中央政府发布的政策文本及智慧养老产业发展阶段的现状进行历时性分析。发现智慧养老产业政策在环境型、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方面的区别,以及各个发展阶段政策工具使用的差异及缺失。最后,从优化政策工具和明确政企角色提出未来发展的路径。     

增加供给,拉动需求还是完善环境?地方政府发展大数据产业的政策工具选择

[目的/意义]大数据战略是我国发展数字经济,建设网络强国的基石之一。随着大数据产业的快速发展,其所蕴含的战略价值已经引起许多地方政府的重视,我国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大量的政策文件,如何精准掌握相关政策精神,是推动大数据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方法/过程]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依据罗斯威尔.罗伊(Rothwell.Roy)和沃尔特(Walter Zegveld)的政策工具理论以及政策制定机构两个维度进行编码、计量与分析,从地方政府视角对供给型政策工具、环境型政策工具和需求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使用三类政策工具比例不均衡且内部结构不甚合理,不同的政策制定主体在此三类政策工具的使用上有着明显的偏好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三个“优化”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