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师生关系的认识困境

师生关系历来是教育领域争论的焦点,在这一问题上,代表性观点＂主导主体＂说存在概念混淆、论述片面之弊端,而＂交互主体＂说则机械套用现象学观点,未能指出师生关系独特性的不足。要走出师生关系认识的困境,在有效清理已有观点的基础上,对实然与应然等范畴作出正确的区分,是全面、动态地认识并理解师生关系的关键。     

高晓声短篇小说研究综述

对高晓声短篇小说的研究与他的创作几乎同步展开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文学史对高晓声及其小说人物形象的定位提供了条件。近年来对高晓声短篇小说的研究逐步深入,文章从人物形象及思想、艺术特色、比较研究三个方面对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试论其得失,并在作者创作经历、人物形象、比较研究三个范畴内提出高晓声短篇小说研究发展的诸多可能性。     

论高晓声散文中的生命意识——以《高晓声散文随笔卷》为例

高晓声是当代著名作家,其散文创作内容丰富,风格迥异,阅读高晓声的散文,我们可以从作家对自我价值的注重、对农村环境和农村生活的思考、个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定位、渴望实现理想和人生价值以及反思现代化这五个方面感悟作品的生命意识。     

高晓声文学年谱

1928年,1岁7月8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高晓声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郑陆桥镇董墅村一个农民家庭。董墅是个很大的村庄,高晓声在散文《我最熟悉的地方》里写道：＂我出生的村庄,叫董墅。进草塘浜两里路,有一条阔而短的叉浜向西伸,叫芳泉浜。一共不过半里长,船划到芳泉浜的沟梢,上岸就是我的家门口。＂     

走出教育哲学基本理论困境的路径

当前教育哲学研究主要面临三个基本理论困境：一是学科属性定位的＂单边性＂思维倾向明显,＂理论贯通性＂不足;二是研究对象＂泛化＂、＂外向化＂问题严重,缺乏明确的逻辑主线;三是与教育实践对接不利,难以发挥应有的＂理论指导力＂。欲走出教育哲学基本理论困境,必须对其学科属性进行科学理性的定位,廓清其研究对象范围,同时更应面向教育实际,为回答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服务。     

亚里士多德和形而上学问题的初步暴露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体系以＂存在＂作为研究对象,调和了米利都学派和柏拉图的理论。在＂形式＂与＂质料＂的关系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暴露了其固有的矛盾。呈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体系的内在矛盾,是清理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必修课。     

同化与异化：《永安月刊》与上海女性生活变迁（1939-1949）

近代中国,由于社会的巨大变革,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在当时迫切要求改革而又分不清改革步骤主次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形成这样一个思维模式,即将一切与社会问题有关的因素都视为至关重要,于是出现了＂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诸多主张。婚姻和家庭问题正是在这一思维模式下被提到了较高的位置,成为社会变革所力图清理的首要目标之一。随着中国传统士绅社会的瓦解,近代上海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前沿阵地,中西思想碰撞激烈,其现代性特征不断显现,传统女性向现代女性的蜕变进程在知识分子的推波助澜下不断加剧。然而近代中国女性生活不可否认是对西方女性生活的摹写,但这并不妨碍它具备自身的特点。     

从《摆渡》看文学在当代的生存处境

高晓声的《摆渡》用现代寓言的形式，揭示出文学在当代所面临的困境。即文学的边缘化，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下，如何正确认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是我们要探讨的课题。     

时代精神 历史视野——论赵树理与高晓声在关注农民问题上的不同

农民问题是近代中国的首要问题,农村题材的创作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特的文学现象。出于对农民问题的关心,处于不同时代的赵树理与高晓声都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的农民形象,向人们展示了历史转型时期的农村农民风貌,表达了他们对农民问题的关心。但是由于地域文化、时代风貌与个人经历的区别,在创作心理上便形成明显的差异。本文选择在农村题材创作中有重要意义的作家赵树理、高晓声进行纵向比较,探索与把握他们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不同。     

浅议中专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策略

随着高中的普及和高校的扩招,近几年来中专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面对中专英语教学中存在的诸如学生素质、师资条件、教学方法等一些问题,我提出了以改进教学方法为主的一些建议。我认为教师在教学中应变＂以教师为中心＂为＂以学生为主体＂,注意调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营造一个能进行交际实践的环境,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加强情感教育,努力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     

鲁迅对于日本的意义——以"竹内鲁迅"为中心

本文以在日本影响最大的“竹内鲁迅”为中心,讨论日本在传播和研究鲁迅的过程中,是如何对鲁迅进行多重解读,从而不仅将鲁迅定位为中国近代文学的起点,同时也将“鲁迅的问题”,即中国面对世界化和近代化的问题,转化为日本自身“同构”而“异质”的问题进入讨论。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人的自由发展”意义解读

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和人民基本权利得到全面而有效的保障,既是马克思一生奋斗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为此,马克思早期关于"自由"的经典论述,不仅为我们分析认识法律与自由、法律与民主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范例,也为中国法制现代化提供目标导向和理论支持。     

一个超越左右的现代性方案——张君劢的“立国之道”

张君劢的《立国之道》是一部回应时代变局和中国问题的反思之作。它结合世界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以"自由"与"权力"之平衡立论,对民族主义与阶级政治、民主政治与威权政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等重大问题作出了全面回应,提出了一个超越左右翼的现代中国的建国方案,堪称一部大时代的大思想著作。     

从癸卯学制看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

由张之洞主持制定的癸卯学制的诞生,开启了中国教育体制的近代化进程。其主导思想就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观。     

梁启超“新民”人格中的现代性探析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其“新民”学说中所蕴涵的进步、竞争、创造、功利、民主、科学和自由等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走向中的现代性特征,彰显了梁启超在那个时代的思想的前瞻性。     

中共关于“三农”问题认识的历史启示

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农村社会的发展、稳定和繁荣、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民的现代化。直接关系到中共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决定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在历史的曲折演进中，中共对“三农”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历史鉴戒。     

对"中国现代数学起源于肇庆"命题的若干思考

利玛窦具有很丰富的数学知识背景,他以他的数学才能和语言天赋,在中西方数学文化融合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中国近、现代数学的萌芽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利玛窦在肇庆既传播了欧氏几何,也传播了“非欧几何”.他所传播的“西方现代数学”及其所获得的效应,确立了他以数学来赢取中国民心的学术传教思想,为他后来在中国系统地传播“西方现代数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利玛窦与中国士大夫合译了许多西方数学名著,不仅引入了新的数学体系,而且引入了新的数学思想和方法(包括几何公理化思想),使中国传统数学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开创了中西方数学文化融合的纪元,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数学与数学教育的萌芽和发展.     

侯方域的"悔"与"忆"

侯方域分别以"壮悔堂"和"四忆堂"命名他的文集和诗集,有其深刻寓意。但对于"悔"与"忆"的真正内涵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作者并没有十分确切的文字说明,而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解读侯方域的作品和评定他的名节至关重要。因此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成为后代研究者的兴趣所在。虽然前代研究者做了不少努力,但主要着力于侯方域名节的争论,在文本解读方面做的不够。通过对《壮悔堂文集》和《四忆堂诗集》的文本解读,对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以及对侯方域故居的走访,从多元化的文化视角进行分析,希望为这些问题找到一个更客观、更公正、更合理的诠释。     

赵树理与"歌颂"

20世纪 4 0年代 ,赵树理的创作因“歌颂”了解放区的新生活被认为是《讲话》精神的体现。但是 ,这是对赵树理的一次误读。赵树理一直坚持走为农民创作的道路 ,他的作品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 ,在形式上与《讲话》的倡导一致。赵树理作品并不以“歌颂”为主 ,这是赵树理在解放后陷入写作困境的原因。     

甘做人梯者的风范--简述鲁迅的编辑生涯

鲁迅先生在编辑生涯中对中国现代文化事业作出建设性的贡献,包括创办各类刊物,培养青年作者,推荐优秀作品,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等等.鲁迅甘做人梯,勤奋实干的编辑实践,与他不朽的文学创作一样,都是为中国现代文化史留下的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