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寄語

正1950年,梁漱溟先生向國家領導人建議設置中國文化硏究所。梁漱溟一直認爲自己是"問題中人",而非"學問中人"。他在國家初建的時刻提議中國文化硏究所,正是基於他的"問題"意識。他一直在思索文化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問題。梁漱溟承認中國社會有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國家共同的一般性的問題,但他更關注中國的特殊性問題。認爲要理解中國的特殊性,必須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建設新中國,必須切實下功夫去認識老中國。二是要認識老中國,必須對中西文化作種種比較硏究。     

编后记

回眸17年前,1989年盛夏,《中國文化》創刊之時,在首期編後記中,我們申說期刊創辦之旨趣:“着眼點在學術,目的是弘揚文化。”此言的源出,就是“我們抱定的宗旨不變,仍如撰於去年年底的創刊詞所說”——在該篇創刊詞中,主編提出:“深入的學術研究不需要熱,甚至需要冷;學者的創造力量和人格力量,不僅需要獨立而且常常以孤獨為伴侶。”兩年之後,《中國文化》第5期編後,又引用錢鍾書先生的話,重提“冷”、“熱”問題:“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     

《安志敏日記》選刊導讀

正父親安志敏先生一生致力於中國的考古事業,先後在河南、北京、湖南、河北、內蒙、遼寧等地從事考古發掘。田野工作是父親考古硏究的基礎,在堅持田野工作,完成考古報吿之餘,他對許多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綜合和專題硏究。41歲以後,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中國史前考古學的硏究上,一生勤奮,著作頗豐,幷在一些理論問題上有所建樹,使他成爲有一定國際影響力的中國考古學者。父親有寫日記的習慣,從1950年安陽、輝縣田野考古工作開始記錄,直到2004年,日記幾乎從未間斷,     

中國文化觀念的條理脉絡和精神結構 《中國文化觀念通詮》叙論

正《中國文化觀念通詮》這個課題的提出,在我個人是非常被動的,就我們中國文化硏究所而言,也相當偶然,我們很少由全所人員共同參與一個課題。所內不同領域的學術帶頭人主持過集體課題,但我支持卻不曾實際參與。此項課題的緣起,是2010年10月的一次所聚,當時院裏有課題招標之議,於是大家覺得我們做一個關於中國文化的課題,不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首倡者爲劉軍寧,他是比較政治學學者,居然首倡此議,我感到意外的同時,也深爲之感動。課題的旨趣,則想圍繞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値觀念展開。所聚結束時,我說那就請軍寧先擬一個框架,看看可行性如何。沒過幾天,     

張政烺先生與文物鑒定

正近年來,隨着經濟的急劇發展,文物市場也在急劇發展。收藏文物的愈來愈多。因此,文物鑒定也成熱議話題。我的導師張政烺先生生前是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的委員,早先《中國文物報》的編輯朱威同志曾約我寫篇張政烺先生與文物鑒定的文章。考慮到張政烺先生在文物鑒定和硏究方面的獨到見解對學術界仍有參考價値,故不揣淺陋寫出來供大家參考。     

《國學季刊》重印弁言

正一一九二二年,北京大學硏究所國學門成立,除招收硏究生作專題硏究,陸續成立了考古學會、歌謠硏究會、風俗調查會、方言調查會、明淸史料硏究會,最顯著的業績之一,是次年開始出版的《國學季刊》。《國學季刊》改自《北大月刊》,核心人物是原《月刊》主任編輯胡適。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六日胡適日記叙及:"四時開學刊編輯部會議,決定廢止《月刊》,另出四個季刊",第一個就是《國學季刊》,"由我去邀集",他覺得"此事確也好",只是擔心"不知能持久否"。     

論漢傳佛教的懺悔及其罪意識從佛教諸懺法到禪宗“無相懺悔”

十年前,我們合寫《罪與文學》一書,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聚焦於罪意識與文學的靈魂維度的考察,試圖通過追問罪意識和文學的關係思考和檢討中國文學傳統的局限所在.在這樣的思考背景之下,西方猶太——基督教的原罪觀和懺悔意識很自然就被當成攻錯中國儒家原善觀和君子自省意識的"他山之石".正因爲這樣,我們寫了第五章"懺悔意識與中國思想、文學傳統的局限".     

天下將亡 誰能覺醒 霍韜晦病榻口述致韋政通先生函

本刊特約學術顧問霍韜晦先生於2018年6月6日辭世,這是當代儒學界、佛學界、教育界的大損失,也使我們失去了三十年來相交以道義、往還見性情的學術良友。2018年3月7日,當他卧病床榻、手不能書之際,口述了一封致韋政通先生函,發出了"天下將亡,誰能覺醒"的警世之語。可見其於世道人心之關懷之切和慮患之深。經深圳大學王立新教授徵得現香港法住機構《法燈月報》主編張静博士之授權,特將霍韜晦先生此函重刊於此,以饗本刊讀者暨學界諸同道。     

國人自撰中國文學史"第一部"之争及其學術史啟示

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林傳甲和黄人分別在京師大學堂和東吴大學同時開始了<中國文學史>的编寫工作.他們或許没有想到,這一編寫活動竟會引發百年來文學史編寫的熱潮,各種類型的文學史已多至近兩千部,[1]幾乎以每年二十部的速度高速產出,正式形成一門中國文學史學科.這一學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水平,但反過來又影響和决定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旨趣、格局和方向."我家江水初發源",研究文學史早期编著中的一些問題,當能為文學史的繼續编寫和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一些經驗和啟示.     

新發現蔡元培的一篇佚文及考釋

新發現的一篇署名蔡元培的手迹,從手迹、内容以及刊載時間可確認爲蔡元培所寫,屬於蔡元培的佚文(集外文)。手迹内容體現了蔡元培的史籍大衆化、便携化,爲大部頭史籍編索引或檢目以及注重文明史的編撰觀,可補入《蔡元培史學論集》。上海書報合作社能約請蔡元培寫下勉勵的話,除了其史籍出版計劃契合蔡元培的史籍編纂觀外,也可能與胡樸安居中的牵綫搭橋有關。但蔡元培的大力推介并未能幫助書報合作社的史籍出版計劃成功。     

《緇衣》之學派歸屬及思想特質發微

正郭店簡甫一出土,便以其豐富的內容震動學界。有學者斷言這批竹簡將改寫中國早期學術史和思想史。~11998年《郭店楚墓竹簡》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後,引起文史學者的極大關注,郭店竹簡研究成爲一時之"顯學"。~2最讓人興奮的是這批竹簡中有大批儒家簡。從孔子到孟子之間一百多年的儒學到底是什麼樣子,由於文獻闕如,我們一直很不清楚。這批竹簡的發表,塡補了這一空白(龐樸先生討論這批竹簡意義的文章就名爲《孔孟之間》,~3非常形象)。     

補偏救弊之盛心,何可没也 讀《張舜徽壯議軒日記》札記三則

《壯議軒日記》爲張舜徽先生早年日記,内容分"居湘編"、"入隴編"兩部,約寫作於1942至1947年之間。近年來《壯議軒日記》影印本常置案頭,讀之不倦,時有心會。竊以爲張先生在《壯議軒日記》中發揮的最大精義,以及這部日記給予今世讀者最大教益,尚非何種遠不可及的"高明光大"之道,只在平實的"補偏救弊"四字。本文就近代湘學、章學誠、李慈銘等幾個問題,采擇《壯議軒日記》中若干"識大之言",復稍"引申而贊論之",不賢識小,姑以自勵。     

梁啟超東莞講學考

梁啓超1893年初爲人師,在東莞講學,由於史料稀缺,以往言之簡略。筆者根據目前可見的記載,尤其是聽課學生留存的作業,細致考辨了此次冬學的講授内容及後續影響。除逐一確認講學時間、當地接應者、合教同人、授課地點、學生人數,更重點考察了一向被認作東莞講學時撰寫的《讀書分月課程》,實則脱胎於晚出的康有爲《桂學答問》,并通過對弟子課卷的分析,呈現了所授詞章之學、科舉之學以及新學的實績。     

編後

正我們《中國文化》雜志係1988年籌辦,1989年創刊。本來計劃在當年的春季出版創刊號,由於當時的事件,推遲到秋季出刊。到今年的秋季,2019年的秋季,整整三十年了。俗云,三十年一轉。語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然本刊對中國文化的堅守,既沒轉也沒有忽焉東,忽焉西。抱定"深硏中華文化,闡揚傳統專學,探究學術眞知,重視人文關懷"的宗旨,始終未變。     

孔子修作《春秋》考

孔子作《春秋》之説始见於《孟子》,然而這一史實的真相如何,古今學者則始终存有不同的理解,使之成爲中國學術史上懸而未决的重大問題,筆者通過對相關史料的分析,以先秦時代著史制度立論,論證於孔子以前,作爲魯國史記的《春秋》實早已存在,其记事肇始於魯始封君周公旦,而孔子所修之《春秋》實際僅截取魯通史《春秋》中的十二公歷史以成篇,因此只是封魯史記的斷代編次而已,故直襲魯史《春秋》之名實致於原本《春秋》文本的正誤及内容之增損,孔子則未有任何作爲,孔子據其所编之《春秋》以説義,合於其"述而不作"的自我評價,适一問题的解决關乎歷史學、哲學史、經學史和文獻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經學史上的回歸原典運動

一前言 一九八六年暑假,我開始撰寫<清初的群經辨僞學>一書,在思考明末清初經學發展的一些問題時,閲讀余英時先生大文<清代學術思想史重要觀念通釋>①,余先生以爲清初學術思想史有回歸原典的現象,我受到啓發認爲明末清初的經典研究,是一種回歸原典運動.一九八七年三月,<清初的群經辨僞學>初稿完成,在第二章第三節<新舊典範競争中的回歸原典運動>,即對此一現象有較深入的論述.     

梁啓超與《節本明儒學案》

一 引言 梁啓超(1873-1929)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選編的《節本明儒學案》一書,可能因爲是"節本"之故,一向少被研究梁啓超生平和思想者所注意,也未受到研究《明儒學案》者所研究.但從書本的內容以及著作目的等處看,此書與梁氏同年所著的《德育鑒》一書,其實與他在逃亡國外時期的政治志業有着莫大關係,而《明儒學案》原書正是他致力於維新運動時的主要思想源泉.本文從《節本明儒學案》的著述背景及內容特色的研究,探論梁氏對清末中國政治前途的感想和主張,對同志的期待以及對中國文化的體會等事.     

學人寄語

正評估同時代的學問,除了眼光向外的橫向比較,應該更多地縱向關注與前賢對話的能力。大浪淘沙留下來的高明,歷經時間的檢驗,而一般所要接軌的國際或面向世界的前沿,就中國硏究而言其實大都處於邊緣的位置。治中國學問,應當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從自國自心發出來,細心體會中國史籍的本意,少以西方觀念作比附,旣具有統系,又不涉傅會,眞正有所創獲,才能居最高之地位,不至於時過境遷,     

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悼陳學霖教授

六月初蟬嗚聲中,遠方傳來的噩耗猶如晴空響起隱約雷嗚,令人心頭悸動之餘,更懷疑是錯覺.陳學霖教授爲學、做人、做事看似漫不經心,隨機而作,其實玄默中自有全盤計劃和長遠考慮,那都會在不知不覺中一步一步實現.豈料世事無常,造物弄人,已經來到了金黄收獲季節的陳教授,竟然毫無朕兆就撒手麈寰,爲家人、朋友、同(雋)留下錯愕、悲愴,和深深的遺憾.無怪詩人沉醉於"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之際,還會莫名其妙地想到,明朝狂風或將挽斷柳枝的最長條.按從前的説法,學霖兄和我可以算是"同年",因爲從進大學以至學成擔任教職,恰好都在同一年份.然而我們專業不同,道路各異,無緣相會,直到九十年代他翩然回歸,到中大歷史系任教,其時我在中國文化研究所工作也好些年了,方始有幸識荆.1995年他俞允出任《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的主編和編輯委員會主席,於是又得到進一步合作和時相過從的機會,一晃至今,不知不覺已然十六年,跨越兩個世紀了.在這漫長時光裏,學霖兄孜孜屹屹,盡心盡力,以豐富學養和篤實精神主持《學報》編務,不但繼承全漢升教授和劉殿爵教授兩位前輩的(殿)謹風範,更銳意拓展稿源,健全制度,使得它多年建立起來的水平和聲譽,能够在急劇燮動環境中維持不墜.這是他和本所的緣分,也是本所同仁所深深感激,銘記不忘的貢獻.     

編後

今年是<中國文化>雜志創刊二十週年,也是我們中國文化研究所創辦二十週年.當本期刊物出版的時候,不能不想到聖人的川上之:"逝者如斯夫!"當二十年前 <中國文化 >創刊之際,我們在發刊詞中提出:興學界一片走向世界的滔滔聲不同,我們想爲了走向世界,首先還須回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