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税政策对企业R&D的影响效应 ——基于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分析

以我国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财税政策对企业RD活动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税收优惠对企业RD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能够有效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而政府补助的影响效果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不同区域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对东、中、西部地区企业RD的激励效果依次递增,政府补助对西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有一定的激励效应,却难以促进东部和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科技创新。基于此,提出建议兼顾税收优惠与政府补助的平衡性,着重依靠税收优惠扶持,结合地域特点制定有差别的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政策。     

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基于我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

利用我国制造企业2005年的调查数据,研究相关因素对企业研发支出及研发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所在省份人均CDP)及是否有外商投资企业与研发支出的绝对值和强度之间均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企业规模与研发强度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但与研发支出之间只呈不显著的正向关系;出口导向与研发支出间呈不显著的正向关系,与研发强度之间则呈显著负向关系;亏损企业的研发支出显著低于盈利企业,但其研发强度却高于盈利企业;没有发现财务杠杆与研发活动之间存在显著关系.     

广告支出、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

理论分析表明,广告支出、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并且广告和研发支出的作用会受到企业规模和控股股东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而广告支出与企业绩效没有统计上显著的关系。就规模而言,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仅存在于小企业中;在大企业里,广告支出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就控股股东而言,在非控股企业里,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在控股企业里,广告支出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这些结论。     

企业研发强度影响因素的删失分位点分析

运用删失分位点回归方法,通过选取上海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微观统计数据,实证研究分析了企业不同研发投入强度随研发人力强度、企业规模、人力成本等多个影响因素变化的具体效应、特征以及相互关系,以求发掘其中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发现:企业研发人力强度与研发支出强度之间存在极为显著的正相关性,人力成本的上升在研发支出强度的中高分位点处会带来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效应,企业规模类型对研发支出强度未产生显著影响效应,但是企业人数、销售收入与研发支出强度之间的关系基本保持一致,企业盈利能力与研发支出强度之间关系则并不显著。     

税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挤出效应与避税激励——来自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8—2011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研究税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为税收政策影响经济增长提供微观经验证据.实证结果发现,企业税收负担改变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前期税收负担越高的企业,研发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越强;税收负担越高的企业,报告的研发投入强度也越高.实证结果说明,税收负担挤出创业板上市公司研发投资,同时也强化企业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进行避税的激励.挤出效应削弱企业创新能力,避税激励导致企业报告的研发投入强度偏离其真实研发投入水平.     

政策激励与研发投入交互作用对高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财税激励和研发投入交互作用下，企业创新绩效是否会受到影响。本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选取西部地区59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以此检验财税政策支持、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从所有制和行业视角分析，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都通过研发投入这一中介变量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享受税收优惠的民营企业，其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存在挤出效应。深入考察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路径，发现：税收优惠与企业费用化研发投入交互作用更加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财政补贴与资本化研发投入相融后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也存在积极影响。最终本文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进一步合理运用财税政策来优化研发投入的作用路径，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建议。     

中国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特征及空间差异分析

利用非参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研究了1999-2008年中国研发创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动及其分解,并针时TFP变动的时序特征及地区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中国研发创新TEP增长主要是由于技术效率推动的,技术进步改善的作用相对有限,研发创新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呈显著负相关,TFP并不是研发创新产出增长的主要源泉;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研发创新TEP增长率也存在显著差异,且呈现东部、西部、中部依次递减的趋势.     

研发投入分布特征与研发投资强度影响因素的分析——基于我国30万个工业企业面板数据

利用我国2005-2007年30万家工业企业数据,对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分布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得到:我国仅10％左右的企业有研发活动,在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中49.25％的企业研发活动不稳定;年销售收入大于3亿元的特大型企业,其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也只有0.52％;研发投入产业分布具有明显重型化工业结构特征、地区分布不均衡;政府引导企业研发投入的特征明显;大规模、寿命期长的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比例高、研发投入总量大,但研发投入强度反而更低;研发投入集中度较高,约1/4的研发投入集中在有研发投资活动的3％的企业里,研发投资还没有成为一般企业的自主行为.对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得到:第一,企业规模、年龄等内部因素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入总量,但显著负向影响研发投资强度,企业规模与“研发投资/总资产”表示的研发投入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企业利润显著正向影响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但对国有企业影响不显著;第二,地区财政的科技支持、银行信贷资金支持显著提高了不同经济类型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但对国有企业的作用大大超过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投入存在两难: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规模大、强度高,主要来源于财政和信贷支持,企业缺乏内生的激励与资金来源;私营企业创新投入有内生激励,但缺乏政府财政支持、尤其信贷大力支持.     

中国区域研发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级区域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FONT

本文以1998－2005年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为基础,使用随机前沿函数模型研究了我国区域研发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我国研发活动的平均研发效率在06左右。东部沿海地区的研发效率较高,而西部地区的研发效率较低,但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研发效率的差距在逐年缩小。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和人力资本都和研发效率呈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人力资本的提升和市场竞争的加强,可以进一步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对我国研发效率的溢出作用。     

研发税收抵扣的分配机制和政策效果

研发税收抵扣政策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现有研究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研发税收抵扣政策进行了实证评估,并无一致性结论。我国近年来开始推广研发税收抵扣政策,效果尚不明朗。本研究利用2010-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究税收抵扣的分配机制,评估政策效果。结果表明,上市年限短、高管持股比例高、员工规模大、处于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更容易获得政府的研发税收抵扣。整体而言,研发税收抵扣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支出,这一效果在制造业较为显著。但对信息技术和科技服务业并无显著效果。     

企业所得税、资本结构与研发支出

本文以2009-2012年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使用层次回归模型,研究了企业所得税与研发支出的关系,考察了资本结构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检验了产权性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所得税对研发支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由于债务税盾的存在,资本结构能够缓解企业税负对研发支出的约束;而且,资本结构对所得税与研发支出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些结论突破了以往单独研究所得税或资本结构对研发支出影响的局限性,为企业研发投资决策和资本结构选择提供了新的理论证据。     

内生性约束下研发投入、研发效率与企业绩效——中国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的样本

基于动态内生性的视角,运用系统GMM估计考察了研发投入、研发效率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研发投入与研发效率有显著的正相关,但研发存量资本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存在明显不足;研发效率处于较低水平,但对企业绩效的贡献已经显现;在研发投入、研发效率与企业绩效框架中,研发效率处于中介变量的地位,企业的研发投入改善了研发效率,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绩效,而企业的绩效又对研发投入存在明显的反馈效应。     

开发支出资本化与企业创新

以2007至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考察了开发支出资本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研究发现,开发支出资本化比例与企业创新呈倒U型关系。且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表明：当开发支出资本化比例低于临界值时,由于抑制了管理层通过削减研发投资以实现盈余目标的动机得到抑制,从而促进企业创新;当开发支出资本化比例高于临界值时,促使管理层基于声誉风险管理层为避免将已资本化金额转为费用对当期盈余造成的负面冲击,进行过度研发投资,从而阻碍企业创新。说明不同开发支出资本化比例下,管理层研发投资不同动机对企业创新产生非线性影响。结论在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开发支出资本化通过研发投资效率作用于企业创新,而且管理层面临的盈余公告压力越大,开发支出资本化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更为显著。资本化通过非效率研发投资,作用于企业创新;盈余公告压力越大,资本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倒U型关系越明显。     

CEO特征、风险偏好与企业研发支出——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例

本文以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CEO特征、风险偏好与研发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CEO风险偏好受到CEO任职期限与教育背景的影响;而CEO风险偏好与企业研发支出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风险偏好在CEO个人特征与企业研发支出之间起中介作用.因此,根据企业特点选择具有适当教育背景的管理者、合理安排管理者的任期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研发支出.     

我国企业实际的研发投入强度究竟有多高？——来自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计算研发投入强度的营业收入中包含不属于营业收入范畴的项目,如税金及附加、坏账损失等,致使企业的营业收入被高估,进而导致研发投入强度被低估,不能反映企业研发投入的真实水平。为探究我国企业实际的研发投入强度究竟有多高,提出实际研发投入强度以弥补现行名义研发投入强度存在的不足,通过理论分析、对比分析、数据测算与实证检验,得到主要结论如下:(1)2007—2018年我国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的平均实际研发投入强度为11.01%,显著高于同期我国信息技术行业的平均名义研发投入强度,平均高出0.33个百分点,如果以2018年数据计算则平均高出0.48个百分点;(2)实际研发投入强度与名义研发投入强度之间的差异会随着税金及附加和坏账损失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以及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重的上升而上升;(3)如果以实际研发投入强度为标准来认定高新技术企业,2016—2018年在我国全部上市企业中,平均每年可增加1.14%(20家)的高新技术企业。     

我国企业与公共研发机构专利产出效率的比较研究/FONT

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模型,对企业和公共研发机构的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进行了计量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和公共研发机构的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和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而且这两类创新主体在不同类型的专利产出效率上存在差异,即公共研发机构的发明专利产出效率高于企业,而企业的实用新型专利的产出效率高于公共研发机构。     

CEO年薪报酬、研发投资强度与公司财务绩效

本文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了CEO年薪报酬、研发投资强度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1)高新技术企业的CEO年薪报酬与研发投资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互动关系;虽然非高新技术企业的CEO年薪报酬与研发投资强度之间存在负向互动关系,但关系不显著;(2)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对公司当期和上期财务绩效分别具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关系;当期和上期财务绩效对公司研发投资强度分别具有显著的负向和正向影响关系;而非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与公司财务绩效的互动关系相反,并且关系不显著;(3)高新技术企业的CEO当期年薪报酬与公司当期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互动关系;虽然非高新技术企业CEO的当期年薪报酬与公司当期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向互动关系,但关系较弱。本文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现有相关研究文献,而且在优化CEO年薪报酬契约,矫正公司研发投资不足和提高公司可持续盈利能力等方面,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政府研发补贴对R&D资本扭曲的非线性影响

政府研发补贴在弥补市场失灵、提高R&D资本配置效率中扮演重要角色。但研发补贴能否缓解R&D资本配置扭曲，尚存在较大争议。以Brandt模型为基础，对2009—2020年省际层面的R&D资本扭曲程度进行定量测算，并展开比较分析，探讨政府研发补贴影响R&D资本配置的理论逻辑，并基于2009—202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并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实证检验了政府研发补贴强度对R&D资本扭曲程度的非线性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我国R&D资本扭曲程度正在缓解，大多数省份的R&D资本配置逐渐趋于合理；政府研发补贴强度对R&D扭曲程度呈“N”型影响，过低和过高的研发补贴强度均不利于缓解R&D资本配置扭曲，当政府研发补贴强度在[0.0491,0.1399]区间内，能优化R&D资本配置；三大地区的最优补贴强度区间差异明显，最优补贴区间的中心数值东部最低，其次为中部和西部，最优补贴区间跨度最大的是中部地区，其次是西部和东部。     

国家研发财税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的R&D活动

现有文献缺乏国家研发财税政策在企业层面上对研发活动影响的研究。本文选取2008-2014年北京市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旨在探讨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和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都产生显著的激励效应;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产生促进效应;政府研发补贴政策与高新企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其中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同时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研发产出的影响则不显著。本文的发现为国家合理运用财税政策推动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启示。     

金融发展对科技创新效率影响的区域收敛性研究

本文从金融规模与金融效率两个方面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科技创新研发和科技创新转化两阶段的效率影响,通过收敛性检验和RIF回归探讨了金融发展在不同创新效率地区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效率和银行信贷规模的增加对提升科技创新的研发效率和转化效率均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对创新研发效率的提升具有激励作用,但对创新转化效率的提高呈现出一定的抑制作用;工业企业的创新转化效率和高技术企业的创新研发效率的收敛性主要来自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差距的缩小,而创新研发效率和高技术企业的创新转化效率的收敛性则由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差距的缩小和三个地区间差距的缩小共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