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琴赋》与《声无哀乐论》之比较

嵇康,魏晋时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魏晋之交,政治黑暗。当权的司马氏以“名教之治”为名剪灭异己、杀戮名士,文人名士无不心惊。作为当时文人领袖的嵇康,公然反对。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轻贱唐、虞而笑大禹”。他的诗长于四言,     

嵇康《琴赋》与《声无哀乐论》之比较

嵇康,魏晋时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魏晋之交,政治黑暗。当权的司马氏以"名教之治"为名剪灭异己、杀戮名士,文人名士无不心惊。作为当时文人领袖的嵇康,公然反对。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轻贱唐、虞     

论魏晋玄学的自然与名教之辩

魏晋时期,原始儒家所追求的理想性、非功利性的名教已经变得虚伪化、矫饰化和功利化。一批具有儒学知识背景的魏晋名士援道入儒,对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进行辨析。王弼主张"化名教为自然",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向秀、郭象则坚持"名教即自然"。如果说阮籍、嵇康偏向于自然,裴頠偏向名教一端,那么,王弼、向秀、郭象则处于自然与名教之间。与先秦儒家化自然为名教相对,魏晋名士化名教为自然,并希望最终能够弥合自然与名教之间的紧张,实现二者的同一。     

郭象"名教乃自然之迹"论--兼论人文原则和自然原则的冲突在玄学中的解决

名教自然之辩是天人之辩在魏晋时代的独特展现,因而也就是对人原则与自然原则分裂冲突问题的理论探讨。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论,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裴危页的“崇有”论,都只是片面强调了人原则和自然原则两之一,只有郭象提出的“名教乃自然之迹”论,才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一理论难题。一方面,他用“自性”(性分)来解释仁义礼乐、等级秩序、社会分工的形成,从而强调了人原则;另一方面,他用“迹”与“所以迹”这一对范畴来解释名教的异化,从而突出了自然原则。在郭象看来,名教与自然、理性自觉与意志自愿内在地统一了起来,人原则和自然原则有机融合,从而为其个体道德学说的阐发廓清了障碍。     

《家诫》篇所见嵇康思想中的儒家底蕴

嵇康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长期以来他的“越名任心”、指斥名教及其与自然为亲的玄学思想旨趣一直深入人心。然而嵇康思想深处却蕴涵着深厚的儒家底蕴,尤其在对孩子的教育和前途命运方面,其儒家思想更是表露无疑。儒家的伦理道德及修齐治平、建功立业等观念正是其教子的要旨所在。     

文化秉性与精神气质的传承——论魏晋风骨与章太炎的精神联系

章太炎的思想深深打上了“魏晋灵魂”的烙印,在魏晋士人身上,章太炎找到了精神的链接点,魏晋狂人的士风、魏晋犀利明快攻守有余的文风以及魏晋“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让章太炎在传承中构建了新的精神信仰,从而推动了章太炎一生所执着的民主主义革命事业。     

试论嵇康的玄学思想

嵇康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家,是庄子思想的继承者。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观点,这种主张是指顺应人性的自然发展状态,将儒家的纲常道德转化为一种内在的自然美德。"任自然"是指以本真之心作为道德践行的出发点,从而超越物欲私利成为自由的人,达到至美至善的人生境界。     

论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争

本阐述了魏晋玄学时期“名教”和“自然”的斗争历程。即：王弼“名教本于自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裴“名教不离自然”郭象“名教即是自然”，而终于达成“名教”与“自然”的统一。     

竹林名士依违于名教与自然之人生困境的再反思

魏晋易代之际的竹林名士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著名口号,并获得了阮籍等其他竹林名士的认同和信奉.但这一口号并未让嵇阮自身真正化解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反而将他们推入了更深的生命困境之中.对于嵇阮等竹林名士高尚的人格境界,我们不妨由衷地景仰,但反思他们依违于名教.与自然之间的人生困境,对于后人认识并化解道德与人性之间的张力,从而在更高层次上达成两者的互补和谐,而不是割裂两者的关系甚至将两者的对立冲突永恒化,具有更深刻的启示意义.     

张华《鹪鹩赋》与魏晋生存哲学试析

张华《鹪鹩赋》及相关赋作,反映了魏晋士人在乱世背景中的处世智慧。张华因《鹪鹩赋》获誉于当时,但也受讥于后世。"鹪鹩"式处世哲学以入世为基础,以顺应名教为前提,反映了"名教即自然"的实践色彩。"名教即自然"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差缪,是魏晋士人无法真正掌控自己命运的根本原因,也是魏晋生存哲学的深层困境所在。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新论

学界多以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彻底摒弃名教而纯任自然。但稽康“越名教”不是抛弃名教,反对名教,而是提倡一种现存名教更高标准的名教,提倡将仁义道德修成自然的内在本性的伦理观,体现出儒道融合的倾向,也反映出道教伦理观的深刻影响。     

王弼形而上哲学的现实关怀——会通“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尝试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如何解决魏晋士人现实生存悲剧性的核心问题,也是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王弼在把老庄的“无”提升为更纯粹的本体论基础上,赋予“自然”以超越的境界旨趣,并论述自然与“无”“性”“理”的关系,扩大了道家的“自然”概念,赋予“自然”人的情感和社会文化的新内涵,使得现实的“名教”有了合理根据,为弥合悲剧意识的魏晋士人诗化人生境界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魏晋时期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其主题和核心是名教与自然之辨。言意之辨、有无之辨等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辨都围绕此而展开。依照历史与逻辑的顺序,名教与自然之辨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或三种基本思路。即:“名教本于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和“名教即自然”。一、“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尚情特质

魏晋士人追求超越名教礼法,张扬个性,也就必然追求越"理"任"情",努力将人的自然之性、生命之情从伦理规范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一种充分的满足和自由,由此,尚情钟情、畅情任情成为当时人格美的重要标准。     

魏晋伤怀悼祭文学中的生命主题

在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的魏晋,人们的生命十分脆弱,充溢在魏晋诗文中的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在文学解放思潮影响下,魏晋士子文人对生命进行思考,不同时期的文人用不同的方式寻找生命出处。建安时期文人用建功立业来使生命得到永恒,正始文人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率性而为寻求精神的解放。     

魏晋风度的人格内涵

魏晋风度的人格内涵周光庆魏晋风度，一个永远具有魁力的话题，一个特别难以把握的概念。它既是旧的权威人学思想衰落的标志，又是新的权威入学思想重建的产物；它既是魏晋时代读书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象征，又是魏晋玄学倡导玄远精神的结晶；它既是那个特定时代形成的...     

魏晋玄学与招隐诗——“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嬗变简

魏晋玄学的一大主题就是讨论“名教”与“自然”关系,二者的关系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魏初何晏、王弼主张的“名教出于自然”论;魏末以嵇康为代表的竹林贤士所主张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论;晋初裴颇、郭象等主张的“名教即自然”论。在不同的阶段,“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虽有不同,但是玄学家们最终目的还是要维护、重建名教。玄学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演变,也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同时代招隐诗的创作,就经历了从“招隐诗”到“反招隐诗”的转变,其中“招隐诗”创作以陆机、左思、张载等人为代表,“反招隐诗”则以王康琚的《反招隐》最为著名,而招隐诗创作的变化也反映了玄学论题的变化。     

魏晋士人“孝先于忠”思想盛行之原因探究--由《世说新语》中的士人说起

从孔子到孟子,再到《孝经》,“孝”的思想经历了长期的演变,逐渐与“忠”相结合,到汉代“移孝作忠”,孝与忠已经密不可分。魏晋时期,“孝先于忠”思想在继承前代忠孝观的基础上又有所超越。魏晋“以孝治国”的特殊政治背景与政治功用为“孝先于忠”的思想盛行提供了政治土壤,门阀士族政治的兴盛以及名教与自然矛盾的调和也为它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思想基础。     

玄学与隐逸人生

玄学作为魏晋时期流行的一种哲学思潮，其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深刻影响了魏晋士人的思想观念与人生选择。使魏晋士人的仕途隐逸观念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试论魏晋之际士人之自然适意观

魏晋之际,有一部分士人,其言语“清淡玄远”,行为“放荡不羁”,思想“放任自流”,气质“粗旷浪漫”,成为一种时尚、风气。在当时“风誉扇于海内”,影响极大,他们“轻时傲世”,“纵情背礼”,起着“乱群惑众”的作用。然而,他们奉行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观呢?我以为他们奉行的是自然适意的人生观。一、自然无为,乃魏晋之际士人生活之指导思想魏晋之际,不少士人如何晏、王弼以及竹林七贤等人,读老庄,明自然,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好言老庄之风,他们推崇老庄的“因其固然”①。和“寂静无为”②的思想,并加以发挥,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③的理论,进而提出了以无为为本的思想。“魏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