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邪王氏与南朝文学关系考论

永嘉南渡后,北人南迁,江南地区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南朝文学以其艳丽的内容、精工的艺术技巧引领着当时文学发展的方向。琅邪王氏文人借助本家族在书法、音乐等文化艺术方面的优势,敏锐发现并积极实践一些新的文学创作方法,如在诗歌中积极践行声律理论,在散文和辞赋创作中追求唯美化。琅邪王氏文人的文学创作,不仅符合南朝文学新变的发展方向,也极大地推动了文学自觉的进程。     

南朝王谢家族内部关系比较

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是东晋南朝时期的一流高门,东晋是门阀大族与皇权共治的一朝,而南朝皂权有振兴之势,门阀大族无法与皇权共治,并且逐渐衰落.本文比较了南朝时期处在衰落过程中的琅邪王氏与陈郡谢氏内部的孝悌关系,发现陈郡谢氏远较琅邪王氏团结、和谐,并对其促成原因加以分析.     

南朝王谢家族内部关系比较

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是东晋南朝时期的一流高门，东晋是门阀大族与皇权共治的一朝，而南朝皇权有振兴之势，门阀大族无法与皇权共治，并且逐渐衰落。本文比较了南朝时期处在衰落过程中的琅邪王氏与陈郡谢氏内部的孝悌关系，发现陈郡谢氏远较琅邪王氏团结、和谐，并对其促成原因加以分析。     

东晋南朝佛教对琅邪王氏文学创作的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琅邪王氏众多家族成员都崇佛，佛教对其文学创作从思想到题材、风格，从诗歌到辞赋、散文等多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影响，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但总的来说，其时佛教文学尚处于发展阶段，尚不够成熟，像后世那种抒发对佛理深刻体悟并能与写景咏物浑融无迹的作品还较少见。     

东晋中宗、显宗前后之琅邪王氏政治

东晋中宗、显宗前后,是琅邪王氏政治最为强盛的时期。由于琅邪王司马睿与琅邪王氏之间具有长期的政治合作以及伦常婚姻方面的特殊关系,加之“八王之乱”后王导协同司马睿渡江并帮助其在江左建立东晋王朝,故司马氏与琅邪王氏之间“契同友执”的私人情谊与“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关系得以进一步确立。但由于王敦之乱以及琅雅邪王氏之权遇超常,由此也引起朝廷以及其他士族群体对琅邪王氏政治的猜忌与不满。鉴于此,朝廷以及其他士族群体与琅邪王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便成为此时期琅邪王氏政治中一个难以回顾的问题,而上这种矛盾与斗争也是促成琅邪王氏政治自晋成帝以后逐渐趋向衰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成公绥辞赋略论

成公绥跨魏晋两代,是以辞赋闻名于世的作家。其赋开掘前人未曾涉及的题材领域,大大拓展了赋的表现空间,创作上表现出浓重的＂征实＂倾向,无论从内容、特点,还是从贡献来说,成公绥辞赋创作对魏晋及以后的辞赋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成公绥辞赋略论

成公绥跨魏晋两代,是以辞赋闻名于世的作家。其赋开掘前人未曾涉及的题材领域,大大拓展了赋的表现空间,创作上表现出浓重的＂征实＂倾向,无论从内容、特点,还是从贡献来说,成公绥辞赋创作对魏晋及以后的辞赋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试论道家思想对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影响

由于受到道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司马相如的辞赋呈现出了斑斓多姿的艺术风貌,从而获得了经久不息的艺术魅力。两汉赋作家中,以司马相如成就最高,其大赋甚至成为汉大赋创作的范式,故研究司马相如辞赋创作的特点,对研究汉赋乃至整个汉代文学,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东晋南朝时期庐江何氏与琅邪王氏婚媾交游考——从一个侧面看庐江何氏门第与地位得以维系之原因

东晋南朝时期,士族社会不同家族往往世代通婚,交往密切.庐江何氏家族本为兴起于魏晋之际的"小族",及至东晋南朝,其家族门第不断上升,一个重要的因素便在于世代与琅邪王氏家族通婚和交往,得到了王氏权势人物的提携.特别是东晋王导扶持何充,使其位列宰辅,奠定了其家族门第的基础.萧齐时代,王俭对何氏家族人物多有表彰与提携.当然,这种家族间的通婚与交游,何氏代表人物也有帮助王氏的事例,从而影响到王氏家族的发展.     

盛世辞赋与辞赋作家——谭杰

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是人们表情达意的重要文学形式。汉赋是盛世文学,这已有历史为证。当前,正是改革开放、中华复兴、和谐盛世的伟大时代,也是辞赋重放光辉的大好时机。全国已兴起了辞赋研究与创作的热潮,辞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繁荣态势和崭新的世纪风采,文著繁富、作者峰起。被誉为辞赋之都的洛阳也涌现出一批辞赋作家,谭杰是其中出名较早的佼佼者。他在辞赋的创作中,对河洛文化的继承、发展、丰富和繁荣,做出了积极而独特的贡献。     

论欧阳詹的辞赋创作

欧阳詹是中唐古文运动时期的重要作家,除在古文创作上享有较高声誉外,其辞赋创作也有较高成就。今存辞赋13篇,居中唐古文家之首。欧阳詹辞赋作品体现出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律赋立意雅正,或言志,或颂德,或规谏;句式灵活,对仗精工,行文承转有致。骈赋多为抒情小赋,体式宽松,言词简拙;情感跌宕往复,缠绵回转。     

李慈铭辞赋述略

李慈铭现存辞赋类作品17篇。就体类而言,有古赋,也有律赋。就题材而言,大致包括抒发幽情悠思的咏物赋、带有论说性质的讽谕赋、赋写居室和怀人的亲情赋、写景记游赋和学术考据赋等题材类型。其辞赋文体风格与其骈文创作存在着相同的审美取向,崇尚骈俪,甚至以骈为赋;重视辨体,推崇古赋;征实重典,重视考据,在晚清辞赋创作中自名一家。     

论宋玉辞赋创作的文化渊源

首先,宋玉辞赋创作深受楚文化的熏染：神话传说使宋玉辞赋具有无穷的想象力、浪漫气息和神异特色,楚文化中的感伤特色使宋玉辞赋具有凄婉的艺术气质,轻灵脱俗的审美情趣使宋玉作品在艳丽中透着灵气。其次,在继承屈原楚辞体创作成就的基础上,广泛借鉴了春秋战国谐隐艺术、荀子谜语般的小赋特点,汲取诸子文学和史传文学的铺叙手法,从而实现了骚辞向赋体的转变。     

情深文明的诗人之赋——论薛季宣的辞赋创作

薛季宣的辞赋创作显示了当时理学对文学的宽容和对文学精神进行改造的努力。他的赋,具有浓郁情思和壮大气势,具有饱满的济世热情和追求文道统一的愿望;他的赋涉笔成趣,有极强的娱乐性,充分发挥了辞赋滑稽诙谐的传统;他的赋纵横捭阖,充分展示了其渊雅的学识和驾驭辞章的能力。他的赋虽然也多是道德之文,但是由于文学性比较强,从而淡化了、遮蔽了其中的宣道的成分,他因此也表现出一个赋家应有的特质,这是他和其他理学辞赋家所不同的地方。他的赋情深而文明,其内容的端方严正和辞藻的华丽切合＂丽以则＂的＂诗人之赋＂。     

扬雄的文学思想与辞赋书写

扬雄将文学思想付之创作实践,在辞赋书写中体现了他的文学理论命题。哪怕就是他悔赋而"辍不复为",也表现的是对辞赋创作的反思,对文学关注现实、讽喻现实作用的追求,体现了他的文学自觉意识。作品现实题材的选择,亲自经历事件的叙写,体现"事以为尚"基础上的文质相副、事辞相称,由他开始的纪实、纪行的辞赋书写方式,不仅体现了扬雄"其事则述""其书则作"的创作精神,也反映了汉代大赋创作由凭虚转向征实的新特点。     

试论司马相如辞赋的成就及其贡献

西汉武帝时代是我国文学史上辞赋创作最兴盛的时代,当时作家几乎都进行辞赋创作,尤以司马相如的成就最大,水平最高,并为我国的辞赋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拟对他     

当代辞赋创作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

近年在文坛上兴起的辞赋创作热,体现了文学创作的古典主义倾向。然当代辞赋创作尚处草创时期,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辞赋作者要发挥辞赋“润色鸿业”、“体物写志”等多方面的功能价值;在题材上,注重传统题材的重写与新题材的开拓;应以诗人之赋代辞人之赋,彰显辞赋创作的主体意识;在不违背赋体基本规范的原则下,不断创新当代赋体形式;辞赋作者还应不断加强学养,树立良好的文德与文风。     

论马融辞赋创作的成就——以《长笛赋》《围棋赋》为中心

马融为东汉一代"大儒",他不仅是博通古今的经学大师,还是杰出的文学家,其所创作的辞赋为世人所称道。以文学发展为时空背景,结合赋体发展格局的不同,总结评论以《长笛赋》《围棋赋》为代表的马融辞赋,其创作既有对此前辞赋创作的继承,同时在赋体创作技法、题材、形式、内容以及思想内涵上也均有创新之处。     

建安辞赋散论

建安辞赋是建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辞赋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过去学术界研究赋则重在汉代大赋;研究建安文学则重于诗歌;而对建安辞赋的研究又多局限于王粲《登楼赋》和曹植《洛神赋》等单篇的鉴赏分析。全面研究建安辞赋的只有丘琼荪《诗赋词曲概论》(中华书局1934年版)和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两部分类和断代文学史中的简要论述,以及褚斌杰等撰写的几篇论文。因此,还有必要再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不同方面来阐述建安辞赋的杰出成就。以期促进建安文学研究的开拓和发展。     

明代常熟的辞赋创作

明中叶的桑悦和晚明的顾大韶是明代常熟最为著名的辞赋作家。桑悦的《两都赋》、《鼠赋》和顾大韶的《又后虱赋》在中国辞赋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丁奉的《尚湖赋》则是一篇具有地方特色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