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为"张艺谋神话"奠基

近20年间张艺谋电影成为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人们誉之为“张艺谋神话”。本文分析小说对于张艺谋神话所具有的意义,张艺谋自身特有的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的整体把握能力以及对作为电影蓝本的小说准确取舍的艺术直觉。     

论张艺谋电影在艺术表现上的民族化美学特征

作为综合艺术的电影,其民族风格的形成有赖于电影艺术各种元素的综合表现,张艺谋电影在艺术表现上的民族化美学特征有三:借鉴文学中“意象”的特征,增强镜头的表意性;适应本民族欣赏习惯和接受心理来选取使用色彩;民间小调和民乐的刻意打造。     

民俗意象与张艺谋电影

民俗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是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张艺谋的电影既借鉴了西方电影美学思想,又吸收了传统民族文化养分。他早期的电影很多都具有中华传统文化风格,电影中的服装、音乐、语言等方面处处显示了我国历史悠久的民俗文化,民族特色鲜明。张艺谋电影中的民俗意象对张艺谋的电影,对中国民俗都有重要意义。     

影像意识与张艺谋电影影像造型

随着文化与艺术环境的改变，中国电影经历了一个从“影戏”观到“影像”观的深刻变化。结合张艺谋的作品，具体分析其在探索与创新过程中，通过影像造型所形成的具有表意、纪实、奇现风格的影像世界。     

从《红高粱》到《英雄》再到《归来》--论张艺谋电影的艺术变迁与文化轨迹

张艺谋的电影创作贯穿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新世纪以来的当下,常常处于时代文化潮头,具有某种文化编年的意味。更准确地说,是当下的时代、社会、文化创造了张艺谋,制造了一种独特的“张艺谋现象”。在张艺谋电影创作的表象背后,我们可以发现文化、社会、时代变迁的轨迹。划分了张艺谋电影的几个主要阶段,分析了各个阶段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影片的艺术与文化特点,进而探析张艺谋电影的美学风格变迁、文化流变及文化价值或文化缺失。     

民族寓言的前世今生——《鬼子来了》与抗战电影的历史演变

通过对经典抗战电影的戏仿,《鬼子来了》生成了自己的意义：颠覆抗战历史的神话叙事,恢复其作为复调历史的个人性、民间性和多义性。采取后现代策略没有改变《鬼子来了》的本质,它仍然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寓言”——个人遭际同构于家国命运的民族主义叙事。从经典抗战电影到《鬼子来了》,神圣的民族战争被转译为世俗性的个人情仇,民族主义内涵从意识场景深入到潜意识场景,“民族寓言”在后现代语境里转世再生。     

张艺谋电影修辞艺术的审美意义探析

张艺谋电影作品的修辞艺术达到了"有意味的形式"境界,其审美意义主要在于:通过日常生活及古代故事题材营造诗意氛围;开掘丰富的民族文化意蕴;通过继发性修辞建构产生审美效应;他还通过"张艺谋电影"的品牌意识实现了电影的市场价值。     

英汉习语与英汉文化比较

语言与民族文化息息相关,而习语则是语言词汇中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最为敏感的部分,一种语言词汇中习语的发展和变化反映了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文化。英汉习语不仅凝聚着英汉民族的经验和智慧,表现了英汉民族创意语言财富的艺术,而且形象、丰富地反映了各地民族的文化。本文从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寓言神话等级个大方面对英汉习语所反映的英汉文化作了分析和比较。     

文化审视与人性剖析——论张艺谋电影的民族性表现

张艺谋的系列电影以他个人的方式传达了一种民族风格和民族个性:《红高梁》中的“我奶奶”等人物散发着野性光芒的人格是对这个古老民族沉寂而压抑的传统人性的一种反叛,同时也是对民族活力的一种呼唤。后来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则逐渐转入对文化与人性的审视、反思与批判。有些批评家仅仅根据张艺谋电影的外壳便认定他是对民族的落后与蒙昧进行赏玩,是为了取悦并吸引外国人的目光,这其实是对张艺谋电影的最大误读。     

美国精神与民族寓言--《白鲸》主题的深层解读

小说《白鲸》包含着三个层面的主题:首先是“追寻”的主题,这是西方文学中的古老原型;在这个表层架构下融入的美国精神是麦尔维尔对形成之初的美国民族性格的展现;而作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显现的民族寓言则是小说最为隐含的主题。三层主题同时也是三个维度,分别指向历史、现实和群体心理,它们的有机结合构建了作品的史诗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