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选择与革命的建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探因

在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注重借助俄国革命的历史、理论和文本等方面的资源,获取中国革命的路径参照、理论指导和方法启示。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不期而遇＂。前者强调要将研究马、恩、列、斯的理论作为＂时代任务＂,借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最终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后者提供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百科全书＂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百年总结＂,恰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相互契合。基于四个方面的革命需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掀起了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材料＂的学习运动,为中国革命及其要素的系统建构创设了重要前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于细微处见真情——细节描写指导及作文改写

苏教版语文必修二第四专题名为＂慢慢走欣赏啊＂,其中第一板块就是＂一花一世界＂。不论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还是＂一树一菩提＂,本都是佛教用语,本是禅的一种境界,在这里借用只是来表明细小之妙,这小中见大,可谓是＂一枝一叶总关情,于细微处见精神＂啊!在写作时老师常指导学生要抓住细节描写。     

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辛亥革命是中国走出传统社会的一种方式,它促使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转型：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从＂人治＂到＂法治＂,从＂地域型＂和＂依附型＂到＂参与型＂,从＂集权专制＂到＂民主共和＂。     

钱学森关于创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思考

钱学森坚持与发展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他总结了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发展史与社会发展史,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认识过程。文章通过蒸汽力革命、电力革命及信息革命三次重大科学技术革命时期科学技术与生产函数关系的重大变化的分析,证明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在不断加强。钱学森认为发展生产力必须大力发展新的科学技术,提出要建立＂科学技术业＂,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并将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建设科学技术业的支柱工程。     

从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看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

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基本内涵在于由＂知识必须符合对象＂转变为＂对象必须符合知识＂,康德声称＂我们关于物先天地认识到的只是我们自己放进它里面去的东西＂,这一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从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及其意义来看,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其理论特质表现在：个性化、反思性、批判性或革命性。     

革命知识分子及其信仰的文学表述——重读王蒙的《蝴蝶》

如果我们把＂革命话语＂看做是新时期文学的某种＂元话语＂,那么,王蒙的《蝴蝶》在某种程度上将被视为这种＂元话语＂的教科书;王蒙在《蝴蝶》中所展现出来的这种革命话语体现在作家对主人公张思远的情爱结构、父子关系二个隐性层面的叙述上;在某种程度上,革命话语在新时期初期的小说中再次成为一种＂显学＂,隐喻了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主体重建的一种话语策略。     

“诗界革命”：传统与现代的思维悖论

观照传统与现代的思维悖论对近代文学革命造成的文化困境,＂诗界革命＂无疑具有标本的意义。从＂新学诗＂到＂新派诗＂再到＂新体诗＂,＂诗界革命＂经历了复杂的探索和调整。思想启蒙与诗歌创新在具体实践中的龃龉,体现了近代启蒙者皈依传统的集体无意识。传统思维和逻辑结构没能在启蒙运动中得到转换,极大消减了＂诗界革命＂的历史价值。     

浅析初中历史课堂的自主能力的培养

当代教学改革的主题是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突出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研究能力的培养。它是对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教学的一场＂革命＂。然而,在这场＂革命＂中,往往由于教师的轻易＂退位＂,学生一时缺少＂自主＂能力,而引起教学秩序的＂动荡＂,一些课堂教学改革搞得＂轰轰烈烈＂,而最终又回复到原来的模式。究其原因,一方面,传统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影响根深蒂固,学生长期形成一种依赖教师的习惯;另一方面,教师长期习惯于包办式的教学,教学模式的改革往往只是追随一时的热点,顾此失彼,没能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进行全面系统的培养,造成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力不从心。     

探寻《红旗谱》中的武侠复仇主题

梁斌的《红旗谱》以恢宏的气势,再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自1957年出版以来很快获得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被誉为＂全国第一部优秀作品＂,新中国文学当之无愧的＂里程碑＂。同时,小说由于农民英雄朱老忠的成功刻画而被学术界界定为一部描写农民英雄以及农民革命运动的＂史诗＂,成为＂十七年＂红色经典＂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的开山之作。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革命诗词的运用

革命诗词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资源。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中适当运用革命诗词,可以帮助学生做到＂两个了解＂,深刻领会＂三个选择＂,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论梁启超《新民说》中德性之公私

一九0二年左右梁启超创办并主掌了《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因此梁氏＂小说界革命＂与他的《新民说》关系甚为密切。本文探讨的是为小说界革命提供理论支撑的《新民说》中＂新＂的内容,如何发明＂公德＂,并指出新民方案的逻辑转换：如何从公德转向私德＂推及＂,即回归到阳明学等传统德性要求上来。     

述唐前诗歌中“信使”意象的层级系统

中国古代的诗歌和邮驿发展都在唐代达到高峰,而唐前诗歌中的＂信使＂意象已大体形成了主要包括沟通神人鬼三界的＂神鬼使＂,通系各级中央到地方直至民间的＂臣仆使＂和传递一般信息的＂民间使＂在内的三级系统。它们相互承接而又自成体系,各具特色。     

母语迁移对二语习得的积极作用

母语思维对二语习得的干扰一直是外语教学界所关注的问题,并且在教学实践中也不遗余力地贯彻这种教学理论,把母语思维看做二语习得的最大障碍。更有甚者把学不好外语的原因全归咎于母语思维的干扰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学界过多关注＂负迁移＂问题,而忽视了＂正迁移＂,没有很好地考虑到语言的共性问题,也没有很好地考虑如何利用语言共性来促进＂正迁移＂,怎样借助母语思维来促进二语习得,进而提高二语习得的效率。     

法国大革命与陈独秀早期思想——兼论第三种革命模式

面对近代中国信仰与秩序双重转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出于急切的救国启蒙的功利主义目的,纷纷向强大的西方寻求思想资源,然而他们却仍然没有摆脱中国革命的＂实质性传统＂,走出了不同于法俄革命、英美革命的＂第三种革命模式＂。     

中央苏区县龙川与中央苏区一致的革命发展态势

中央苏区县龙川的革命,与中央苏区革命发展态势有五个一致：都积极利用国内反动军阀内争局势使革命力量获得发展壮大的时间空间,随着国内反动势力内争局势结束都遭受国民党＂围剿＂,革命力量都随着正确领导下的反＂围剿＂胜利而得到发展,革命都因错误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呈波浪式发展变化,龙川革命随着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后中央苏区丧失转入低潮。     

美国20世纪20年代经济发展属性探讨

本文以1870年以来工业革命和＂消费革命＂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史实,探讨美国20世纪20年代经济发展的阶段属性。认为此阶段的美国经济,既不是＂通货膨胀下的繁荣＂,也不是＂高度繁荣和经济稳定增长＂,而是泡沫化的繁荣。     

“学校发展诊断与建设”助力四川基础教育

为大力提升四川地震灾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中小学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推进新课改、＂减负＂、＂提质＂,开展＂学校发展诊断与建设＂项目,院校合作,成效显著。     

梁启超的“教育文学”与近代韩国文人的关系——以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申采浩的影响为中心

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国的＂启蒙时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是韩国的＂开化期＂,此时期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小说观的论文,同时韩国文人申采浩拿起笔来为祖国的未来奋笔疾书。梁、申二人把小说当成革命的工具,甚至视之为改变整个社会和政治格局的基本手段。本文通过中国近代文人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韩国近代小说的影响,分析了中韩文人在小说观上的交流,重点以韩国文人申采浩为例研究了梁启超对他的影响。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论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自《尚书》提出＂诗言志＂,《周礼》提出＂诗六义＂,到吴三公子季札的＂闻乐而论＂,再到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庄子的＂虚静物化＂等等,先秦时期知名论者给我们留下的丰富而又宝贵、零散而又庞杂的关于文学批评的经典言说和著论,表明了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和主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批评的人文传统与创新精神。     

“结”词义源流考

＂结＂的本义为＂（系）疙瘩＂,其语源义托于其声符＂吉＂,而＂吉＂与＂结、打结＂义无涉,乃为＂介＂的声借字,反映在书面上,形成了一批以＂吉＂、＂介＂为声符的异体字。在＂结、打结＂这个义位上,＂介＂逐渐让位于其假借字＂吉＂,而作为音借字＂吉＂在声音上取得了表达＂结、打结＂的独立地位,并进一步孳乳引申,派生出一系列同族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