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写作的迷香

身体写作对于时代、女性自身来说,都是必然的。随着女性文学理论的发展和对女性身体的本原的再认识,她们充分的运用身体显示了自己性别化的情绪、经验和欲望,表达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身体是一个工具和方式,而女性的感性表达和渴望自由则是一种个体性的生命情感文化,让人类文明历史的上空飘荡着永恒的迷香。     

中西方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身体写作”

"躯体写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产生和西方女权运动密切相关。19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传入中国,"躯体写作"对当代中国女性作家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女权运动背景的缺失和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使中国当代女性的"身体写作"背离了西方女性主义者提出的"躯体写作"的初衷,甚至走向了故意迎合男性文化的误区。     

中西方不同文化语境中的“身体写作”

"躯体写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的产生和西方女权运动密切相关。19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传入中国,"躯体写作"对当代中国女性作家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女权运动背景的缺失和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使中国当代女性的"身体写作"背离了西方女性主义者提出的"躯体写作"的初衷,甚至走向了故意迎合男性文化的误区。     

重读女性的身体

女性身体写作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土壤上重要的蔚为壮观的文化事象，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论文选取了女性身体的视角。通过对男女身体的本质差异性、女性身体作为异己存在的历史记忆和女性身体自身所蕴藏的文化颠覆性三方面问题的细致探讨，揭示出当下重读女性的身体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同时也指出女性身体正是女性进行身体写作的物质文化基础。     

永远的追寻——就女性"躯/身体写作"谈女性解放

女性写作是19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道颇为靓丽的景观。在这道景观中,女性的躯体呈现为一个醒目的主题。这一主题的凸现在当下的文化语境和社会环境中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躯／身体写作”是当代女性意识复苏的产物。是“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自觉地思考自己价值的性别写作,它将为在社会中建立起一种自由的女性话语空间而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躯／身体写作”的理论与实践思索“女性解放的命题”,发现当代女性在女性解放的道路上明显前进了一步,但距离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却仍然路途遥遥。或许,这本来就是一个永远在追寻的命题,永远也难以得到圆满解决的命题。     

审美维度中的“身体写作”

20世纪90年代以来"身体写作"的风潮愈演愈烈,文学批评界对此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身体写作与女性写作、女权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伦理问题等方面。本文将通过以下四方面的论述:当代的女性作家,自觉地把女性身体之美放进审美空间,追寻女性身体自然的美丽;中国当代文学中身体写作的语言表达虽然是文学的,但它却以感性的方式与关于身体的美学考察相互印证;身体写作从传统文学作品关注重大主题转向关注自身,关注身体的当下存在,是一种在颠覆传统美学中寻求快感的一种表达方式;身体写作突现出对个人生存状态的美学关怀,来阐释"身体写作"的审美层面上的意义,为前述的现象描述式的文学批评找到更深广的美学背景。     

女性主义与身体美学化双重语境下的身体写作

身体写作在女性主义看来,是一种将文本与生理的愉悦紧密联系起来的写作方式,而在以消费文化为主导的后现代语境中,由于对身体新的哲学认识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身体转化成为新的美学对象,形成身体美学。在女性主义和身体美学化的双重语境下,身体写作具有如下内涵:一是身体写作是女性主体确立的一个标志;二是身体写作并不是要用物质的身体来取代语言的创造,而是一种女性对话语权的争夺;三是身体写作把私人领域转化为公共领域,从而与他者建立联系;四是身体写作使身体成为本体,形成新的身体诗学。     

萧红《生死场》中的女性身体书写

本文认为西苏等女性主义者身体写作的观点,在萧红女性写作中,特别是小说《生死场》中得到典型的体现。文章将从女性与生育、女性与死亡两个方面,昭示萧红对女性真实生命本原的关注与追问。     

“身体写作”——女性主义的失落

“身体写作”这一概念是1996年由评论家葛红兵首次提出的。对于“身体写作”现象的评论,批评者的意见虽大多褒贬不一,但主要集中在了女性主义视角上面,认为“身体写作”是女性主义深化的体现,使女性在“身体写作”中找回了自己被放逐的身体和被‘他化’了的躯体。基于此,对此现象进行重新读解,试着说明“身体写作”不但可能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解放运动,反而应该是女性主义的一次大的失落。女性主义因为“身体写作”现象的出现和愈演愈烈,已呈现出了渐趋式微的态势。     

身体写作再审视

身体写作是将文本与生理的愉悦紧密联系的女性主义写作方式,备受批评界争议,对身体写作重新审视,可以得到两个启示:一是身体写作标志女性主体的确立,身体不是肉体,二是用身体写作不是抛弃语言,身体器官不能替代语言创造。     

"身体写作"与女性文学

对待"身体写作",我们不该把它"神圣化",也不该把它"妖魔化",应以冷静的眼光来审视"身体写作",以求客观、公正地认识和评价这一文学现象."身体写作"的初衷是对男权文化的解构和颠覆,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身体写作"非但没有达到预先的目的而从男权文化中突围,反而成了男权文化的俘虏.中国的女性文学如果要健康发展,不能仅仅拘囿于"身体写作".因为"身体写作"关注的毕竟只是人的身体,而非人的灵魂,所以精神的缺席,就导致了神圣和诗意的缺失.只有不断探索,中国当代的女性意识才能建构,具有真正女性意识的中国女性文学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身体与女性文学

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国和西方都有着忽略身体、藐视身体的历史,在过去的文学写作中,身体一直处于不在场状态。如今,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使身体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涌现出了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第一代"身体写作"以激进的写作姿态对传统社会的男权中心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反拨,而以卫慧、木子美等为代表的第二、三代"身体写作"由于其低俗的文化品位和商业目的,背离了反抗男权社会,张扬女性意识的初衷,最终走向文学的堕落。只有坚持身体灵与肉的统一,才能使文学回归其本质。     

身体与女性文学

身体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国和西方都有着忽略身体、藐视身体的历史,在过去的文学写作中,身体一直处于不在场状态。如今,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使身体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涌现出了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陈染、林白为代表的第一代“身体写作”以激进的写作姿态对传统社会的男权中心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反拨。而以卫慧、木子关等为代表的第二、三代“身体写作”由于其低俗的文化品位和商业目的,背离了反抗男权社会,张扬女性意识的初衷,最终走向文学的堕落。只有坚持身体灵与肉的统一,才能使文学回归其本质。     

女性诗歌的身体写作批判

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有着鲜明性别立场的女性主义诗歌试图通过"身体写作"重塑女性形象和彰显女性独立的地位."身体写作"作品充分表达了女性的生命体验与价值立场,充满了强烈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意识,但是从诗歌的精神价值取向来看,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作品缺乏历史和文化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女性诗学在解构中应当注目精神维度的重建.     

新时期身体写作研究

1980年代作家将身体纳入写作视野,身体得以在新时期文学中获得全面呈现。解禁后的身体迅速与政治、女权及文化等意识形态相结合,力图发出积蓄已久的最强音：在政治书写文本中,身体通过狂欢反叛的宣泄,成为对抗政治、颠覆清教徒式禁欲主义最有力的武器;在女性主义文本中,身体成为女性争取自身解放、寻找失落在男性话语中自我的工具;在与文化的合奏中,身体成为蕴涵深厚文化内涵、揭示中国文化表象深层底蕴的场所。消费社会的到来带来了女性客体化的男性欲望写作和以观赏交换为目的的女性写作的话语分野。     

身体、爱欲、女性主义立场：女性文化空间的浮现

父权社会里,女性处于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的最底层,终生被禁锢在家庭、性爱的封闭性圈子内,一切社会性活动均与女性无关。今天,女性开始广泛参与社会各项事务,但是,女性“私人的、非历史的、非政治的”[1]特质依旧本改变,女性真正拥有的仍然只是“一间自己的屋子”。[2]从这个意义上讲,“私人化”小说与真正的女性写作同时出现是理所当然的。陈染、林白抓住女性生命体验的原点,从女性身体、爱欲出发构造女性文化空间,又以女性意识作为内在立场对之进行探究、分析和领悟,这标示了当代女性写作的文化自觉,意味着男权文化空间里出现…     

身体写作在中国:别有一番滋味的感性呈现

在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埃莱娜·西苏、波伏娃等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提出的身体写作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以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旨在反对包括性别歧视在内一切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在这种浪潮的影响下,我国女性文学迅速发展,充分的挖掘了女性躯体的革命性,同时也让身体写作成为一股女性文学的重要潮流。     

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

当代女性写作是一个流动的、不断生长的过程，以异质性的声音改写了传统的文学成规，为文学增添了新的因子。女性诗歌作为女性心灵的一种呈现，丰富了当代的诗坛。女诗人们以其鲜明的女性视角、独特的书写方式把她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倾泄出来，在当代诗坛中竖起了自己的诗歌大旗。本文从两方面阐述当代诗歌中的女性意识：一是女性躯体写作的定位；二是女性视角的定位：男人、女人和世界。     

“身体写作”与女性文学

对待“身体写作”，我们不该把它“神圣化”，也不该把它“妖魔化”，应以冷静的眼光来审视“身体写作”，以求客观、公正地认识和评价这一文学现象。“身体写作”的初衷是对男权文化的解构和颠覆，但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和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身体写作’’非但没有达到预先的目的而从男权文化中突围，反而成了男权文化的俘虏。中国的女性文学如果要健康发展，不能仅仅拘囿于“身体写作”。因为“身体写作”关注的毕竟只是人的身体，而非人的灵魂，所以精神的缺席，就导致了神圣和诗意的缺失。只有不断探索，中国当代的女性意识才能建构，具有真正女性意识的中国女性文学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女性话语的身体性

身体在伊瑞格蕾（Irigaray）的“女人话”（parler-femme／female language）,西苏（Cixous）的“女性写作”（ecriture feminine／women＇s writing）和克里斯蒂娃（Kristeva）的“符号界”（the semiotic）理论当中都占有重要位置。但前两者所强调的女性话语依然是建立在本质主义的女性身体基础上的,因此在颠覆男性-意识／女性-身体这个西方传统二元对立项的同时又无形中使之强化。克里斯蒂娃则摆脱了本质主义的身体,倡导回归母性空间和身体性的符号界。这就取消了原有的二元对立,使女性话语成为男性和女性都可以介入的反男性中心话语和理性主义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