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国外政府经验促进武汉市“两型”政府建设

武汉城市圈是国家发改委确定的“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两型”政府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有必要借鉴国外“两型”政府建设的先进经验,来促进武汉市“两型”政府建设。     

高职教育为"两型社会"建设服务的几点建议

“两型社会”建设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和义务。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自己有效和多样化的专业和思想教育手段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宣传等方面为社会提供全方位观念更新的“两型人才”,为推动“两型社会”建设创造更多有利的条件。     

管理者真能“以德服人”吗？——社会学习和社会交换视角下伦理型领导作用机制研究

因组织伦理失范引发的企业衰落、倒闭甚至社会信任危机唤起了人们选择和开发伦理型领导的强烈动机。现有研究虽然探讨了伦理型领导的概念、前因和后果,但是仍然缺乏对伦理型领导作用机理的系统分析。以团队领导为对象,从社会学习和社会交换两个不同的理论视角深入剖析了伦理型领导对团队成员产生影响的过程机制。从社会学习视角看,伦理型领导主要是通过心理安全和伦理氛围两个重要的中介变量影响团队成员;从社会交换视角看,伦理型领导主要通过工作特征和领导—部属交换对团队成员产生影响。最后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     

解读信用理念形上原理及其伦理意涵的道德生态

给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信用伦理学意涵,对信用伦理作不同的道德哲学传统历史叙事、穷尽社会信用伦理缺失的道德根源以及显明社会信用伦理现实建构的基本理路都是十分必要的。将“信用”概念释义与使用重新复归到伦理学视野中来,沿着传统的道德思维路向或伦理学方法,透视信用伦理的道德哲学基础,探究社会信用伦理缺失的诱因,找寻信用伦理历史叙事与现实建构的根本途径。在对信用理念作“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两种状态的道德形而上学解读的基础上,尝试着型构信用伦理意涵的“自在自为”的道德生态。     

伦理型领导力的传递过程研究

基于社会交换、社会学习和调节焦点理论分析了伦理型领导力在组织中的传递过程,在区分伦理型领导力"道德个体"和"道德管理者"两个不同面向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伦理型领导力传递的并行路径框架;最后,对研究结论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民众满意度的“两型社会”建设绩效评价体系研究

伴随“两型社会”改革试验不断推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并不断收获民生希望。为了更好地分析和评价“两型社会”建设的现状,文章从民众个体受惠的角度,运用民众满意度理论,遵循科学性、目的性、全面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将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四个方面,设计包含6个一级指标和37个二级指标的“两型社会”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构建绩效评价模型,以期能够对“两型社会”建设进程更为科学、合理和有效地评估。     

好心不得好报？伦理型领导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影响

既有关于伦理型领导与绩效关系的研究强调伦理型领导通过塑造员工认知和行为、营造组织氛围、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等机制影响绩效,低估了伦理型领导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对绩效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引入信息处理理论,以战略决策周密为中介变量、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探索伦理型领导和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关系.结合探索性案例研究与问卷调查,研究发现： 战略决策周密部分中介伦理型领导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正向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加强了伦理型领导对战略决策周密的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加强了战略决策周密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在高不确定性的环境下,伦理型领导更倾向采取周密的信息处理模式,进而提高了新产品应对不确定性环境的“反脆弱性”,也因此提升了新产品开发绩效.     

适合广东经济发展战略的科技中介运行模式分析——《广东省十二五规划纲要》科技视角解读

随着科技产业和技术市场的兴起,科学技术成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科技中介在改善创新环境、整合创新要素、推动技术转移和转化、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比较官方型、半官方型、民间型三类科技中介机构的特征,结合广东省“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战略性产业发展、区域发展、对外合作和“两型社会”建设四个层面战略进行分析,得出在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方面适合选用官方型、在区域发展和对外合作方面适合选用民间型、在“两型社会”建设方面适合选用半官方型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结论.     

市场化进程与社会道德建设

市场化进程与社会道德建设李彦我国素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之称,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造就了中国深厚而浓重的传统伦理文化。这种伦理文化在近代中国并没有由于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介入而改变原有的伦理范式。由于社会经济结构没能实现向市场经济形态的转化,...     

社会伦理变迁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受到社会伦理变迁影响,一方面,社会伦理的转向对公民道德建设提出新要求;另一方面,伦理型文化传统要求公民道德建设必须对文化传统进行继承与创造。《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回应社会变迁的伦理道德需要,引领伦理道德发展,促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然而,社会的伦理变迁与公民道德建设之间也可能存在协调状况,需要采取必要措施协调推进,使两者之间能够协调发展。     

黑格尔理性国家学说的哲学理路

黑格尔的理性国家学说是以自由意志为出发点,通过批判社会契约的个人主义的理论基础进行构建和论证的.在黑格尔看来,古典社会契约论以绝对个人主义立场为出发点,通过契约方式构建起的国家,只能是作为维护个人权利的纯粹工具而存在,无法揭示和把握市民社会的现代内涵和国家的伦理价值.黑格尔把国家问题置于“客观精神”的叙事位置,提出国家是最高的伦理实体,市民社会必须通过自我扬弃,上升到国家阶段,才能实现个人利益的特殊性与国家伦理的普遍性的统一,这也是社会政治学说本身所具有的哲学的理论旨趣.黑格尔坚持普遍物对特殊利益的优先、国家对市民社会优先的高远理想,对我国的政治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创建环境友好型卫生城市的必要性及对策思考

建设"两型社会"是我国的宏伟目标,创建环境友好型卫生城市是加快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环节和努力方向.阐述了环境友好型卫生城市的内涵,分析了创建环境友好型卫生城市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当前创建"两型社会"作了有益探索.     

伦理型领导对团队自主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团队道德文化的视角

基于“嵌入机制”引入团队道德文化作为中介机制检验团队层次的伦理型领导对团队自主行为产生的影响.通过对130个工作团队的500份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伦理型领导与团队组织公民行为显著正相关,与团队不道德行为显著负相关;团队道德文化中介伦理型领导和团队组织公民行为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还中介伦理型领导和团队不道德行为的负相关关系.     

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前提性与“两型”社会建设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科学地揭示了社会有机体是各构成要素间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一个复杂系统。本文论述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前提性因素的基础上,指出“两型“社会建设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并结合现实阐述“两型“社会建设从理论到实践的探索之路。     

生态哲学视野中的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

生态哲学是可持续发展时代的重要产物,"两型社会"建设是中国在新时期建设中的重要实践.生态哲学思想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人与自然的平等性和整体性等观点深刻地影响着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在生态哲学思想引导下的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是探索中国城市建设的新模式,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浅析“和谐亚运＂与现代体育伦理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等方法阐述“和谐亚运”与现代体育伦理的关系,进一步强调了“和谐”在体育比赛中的重要价值,从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中,如“顺应自然、天人合一”、“重义轻利、诚信守诺”等众多思想观念中就潜藏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意蕴。而在亚洲运动会的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道德失范现象,论证了构建现代体育伦理的必要性;加强体育伦理的建设是亚运“和谐”价值真正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     

民间法:一种"实质的伦理法"

民间法根植于乡村社会的土壤之上,成为乡村社会的内在逻辑,中国传统法律是一种“实质的伦理法”,以一种法律多元的视角善待民间法,有利于法治建设的建构。     

科技伦理治理：核心要义、面临困局及实现机制

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开展过程中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科技伦理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保障。科技伦理治理内嵌伦理共治,是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动协商过程。随着新兴科技的发展,中国对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但仍然面临相关政策难以有效落地的问题。本文基于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这五方面治理要素,分析中国科技伦理治理面临的困局,构建“一体一基三翼”的科技伦理治理机制,为促进中国科技伦理治理顶层设计更好地“落地”、推进科技创新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参考。     

倡导礼仪风尚 促进社会和谐

从社会伦理的角度看,“和谐社会”所包涵的不仅仅是社会对公平正义秩序的制度期待,而且还有人们对美好安宁生活的伦理期待。我们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礼仪风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     

人工智能社会实验的伦理关切

人工智能技术的颠覆性特征将诱发一系列风险,但这些风险往往难以预知和研判,因而可以在社会场景中部分地引入某些人工智能技术,并通过密切监测其社会影响而试验其可行性。这种将人工智能引入社会的过程可以被视为人工智能社会实验。作为社会实验的人工智能在防控风险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但其实施过程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伦理问题。这主要源于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是以人为研究对象,考察“人—人工智能”的内在关系,因而对其伦理关切不仅重要而且必要。人工智能社会实验的目的之一就是通过社会实验解决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但同时,这种实验本身就存在着伦理争议,伦理的二阶性就导致了隐私、“脏手”、欺骗等现实伦理问题。基于此,应当建构面向人工智能社会实验的伦理框架,即人工智能社会实验伦理,以研判和防控人工智能社会实验的潜在伦理风险。通过提出人工智能社会实验伦理的治理策略,有助于探索科技伦理治理的中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