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音乐思想探微

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继承了上古的音乐思想和西周礼乐制度,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先秦儒家的音乐思想理论。他们在肯定音乐的自然属性的同时,又从各自的观点出发阐释自己对音乐的理解,他们都特别强调音乐的社会政治教化功能,从而形成了先秦儒家以"乐教"为核心特色的音乐思想。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之乐教理论,重视音乐的社会教化功能,受到当时社会及此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它在维护国家统治与调和社会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试从《乐记》看先秦儒家的成人理想

＂人＂是儒家的政治、道德、思想著述等种种活动的中心和出发点,自然儒家最重成人,在如何教化成人的问题上又一贯重视乐教的作用,而《乐记》是先秦时期音乐方面的总结性著作,本文即试从其乐教目的上简单总结先秦儒家关于成人的标准、理想。     

“声音之道与政通”:以音乐教育为载体,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声音之道与政通"是先秦儒家关于"乐教"的理论,音乐自古以来就有道德教化的功能,以音乐教育为载体,使学生在特定音乐艺术氛围下受到潜移默化的政治熏陶,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之一。     

孔子“礼乐治国”与先秦儒家音乐美学

先秦时期的儒家主要从音乐的教化功能进行了审美讨论,代表人物是师旷、孔子及荀子。他们强调音乐对社会、人民的教化作用。孔子倡导＂礼乐治国＂,提倡个体与政体之间的相对独立和相互融合,充满仁爱的用心灵生活,推己及人,爱之以礼,乐之以乐,这样才能使社会由内向外进入良性循环。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研究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属性与教化价值。《史记》与《汉书》极力为乐教作出正当性说明,劝诫君主应当杜绝纵欲享乐,要将音乐作为教化形式推行天下。《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了东汉初年与曹魏时期复兴礼乐教化之实践。《史记》还继承了董仲舒等汉代儒者论乐之特色,将音乐扩大到天地境界,并运用比附思想,将其与五行、五德等进行类比性认识,成为《白虎通》等文献乐教思想的来源,是两汉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乐教思想之产物。同时,《史记》给予“发愤而作”、不能展现“中和”情感面貌的文艺作品高度认同,开始强调主体自身情感的独特价值,认为社会必须给予此种个体性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于是,一种有别于西周“能群”观念的、强调个体独特性的音乐哲学观念开始在两汉兴起,最终导致了魏晋时期乐舞与教化脱钩,走向个体化与艺术化。     

论《关雎》“以色喻礼”与儒家《诗》教思想发展

《诗》是礼乐文化的载体,隐含着潜在的教化功能。儒家以孔子肇始,至汉代《毛诗序》形成了系统的《诗》教理论体系。《孔子诗论》是目前已知的第一部《诗》论专著,＂以色喻礼＂是其提出的重要《诗》教观点,它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诗》教理论,并且与子思学派的＂性＂、＂情＂思想有直接的关系,成为连接孔子＂礼乐＂教化与汉代《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通过系统梳理汉以前儒家对《关雎》题旨的解读,可以反推儒家《诗》教思想的发展和演进。     

试论先秦儒家音乐美学“乐和”观

"和"是先秦儒家音乐美学的基本思想,是对传统美学思想精髓的提炼。先秦儒家主张"和"而"不同",强调音乐艺术的特征是和谐,推崇中正平和之音,强调音乐艺术的平和与适度,主张"乐与政通""乐通伦理",强调音乐的教化力量,音乐艺术与社会政治息息相关。儒家美学思想的主要内涵具体体现在孔子儒家美学的核心、审美标准、评价标准这三个方面。其中,"仁"的理论是儒家美学的核心,"美善合一"是儒家美学的评价标准,"和"是儒家美学的审美标准。先秦儒家美学观倡导的"乐和"观,是儒家"乐与政通,乐通伦理"为宗旨的音乐美学思想在现代社会的进一步普遍化、合理化、系统化。     

孔子对音乐教化功能的认识

儒家“乐教”思想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先秦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将上古“乐教”思想发扬光大，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礼乐文化的基石。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孔子以“仁”为核心对“礼乐”进行了理论总结，使之追一步人间化、情理化。孔子不仅对音乐与教育、音乐与政治、音乐的审美、音乐的内容与形式诸问题进行了精辟阐述，还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儒家音乐理论体系，同时提出了把音乐作为教化民隶工具的“乐教”主张。孔子对“乐”最重要的见解即认为音乐教育要引人入善，顺从天道，“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孔子对音乐教化功能的认识可概括为“教成于乐”和“调和人事”。     

论《乐记》音乐美学思想中的和谐审美观

《乐记》是中国古代最系统的一部专门论述音乐问题的著作,它秉承儒家美学的重要思想,对乐的根源、本质、以及审美特征、乐的功能、礼乐关系等都做了具体、深入的论述。《乐记》是对我国先秦时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总结与发展,其音乐美学思想是＂礼乐＂思想,＂乐＂从根本上来说要为＂礼＂服务,突出表现音乐的社会政治功能和伦理功能。在＂礼乐相生,乐政相和＂以及儒家＂中和＂之美的基础上,《乐记》多层次论述了音乐的基本审美评价标准——＂和＂,其对＂中和＂、＂平和＂、＂和合＂之美的追求渗透于全篇之中。     

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比较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学术空气最宽松、最活跃的时期,产生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这一时期音乐美学思想也极为丰富,提出了许多音乐美学范畴的重要命题。音乐美学思想最为丰富的,主要是儒家和道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其音乐美学思想的特点是以礼为本,以“中和”为准则,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作用;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提出了崇尚自然的审美准则。儒道两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看儒家对音乐的政治化诠释

《乐记》是儒家重要经典著作《礼记》中专门论述乐教的重要部分,儒家通过《乐记》诠释了音乐对个人对社会的影响,阐述了儒家通过音乐教化世人改良政治的理念。但音乐本身的政治功能和教化效果在儒家的诠释中被不恰当地夸大了,不仅误导了封建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化,而且对音乐本身的发展造成了比较消极的影响。只有正确认识音乐的本质属性,将音乐与人性道德社会政治的影响关系厘清主次轻重,才能认识到音乐应当如何正确合理地发展,才能认识到国家政治应当如何理性平衡地运作。     

“雅”与儒家诗学之教化观念

"雅"是中国诗学审美范畴,其审美内涵在先秦文化的土壤里诞生,与儒家诗学之教化观念存在密切联系。"诗教"是儒家诗学理论的重要概念,指诗的教化作用和社会功能。儒家学者从《诗经》的性质、内容、社会功用等总结出的一套文学主张,诸如教化意义、讽谏作用等,在文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内化为"雅"文学之评判标准。"雅"之审美内涵具有鲜明的儒家伦理道德意识。     

《乐记》、《乐论》的音乐美学思想

《乐记》、《乐论》是中国传统儒家音乐思想的代表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礼乐教化”的认识上,这两本书无疑具有经典意义的。儒家音乐美学由孔子发端。他极为重视音乐的人文精神和政治伦理功能,提出了“事君”、“事父”和“尽善尽美”的音乐美学思想。孔子奠定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后经公孙尼(公元前五世纪)作《乐记》、荀子作《乐论》而形成极完整成熟的儒家音乐思想体系。儒家的音乐美学基     

由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浅谈孔子对郑卫之音的态度

在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的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文人儒者对于"郑卫之音"的评断褒贬不一。孔子对"郑卫之音"的看法一直以来更是备受争议,本文以《诗经》的内容为线索由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仁"、审美主张"中和"为切入点,以儒家音乐思想重视社会功能和教化作用的历史背景下来谈谈孔子对于"郑卫之音"的态度。     

先秦诗与乐关系探赜

先秦“乐”的含义,除现今音乐之义外,它还是诗、乐、舞的总称。诗乐使诗在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乐的母体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周代的礼乐制度的确立与推行,客观上推动了诗的普及与发展,其典礼中由于音乐的分类,体现了诗的分类在诗的传播上的意义。但是儒家推崇雅乐和诗教立场,给先秦诗歌的发展和流传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论《乐论》中音乐的社会功用

<乐论>是先秦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系统总结,其思想对以后两千多年的音乐美学都有深刻的影响.<乐论>的社会功用主要是:乐以遭乐;肯定音乐在战争中的作用;教化人心,陶冶性情;调和矛盾,促进生产.     

先秦儒家富民思想探析

先秦儒家以民本思想为基础,提出了系统的惠民、富民的思想主张.他们认为民富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要富国,必先富民.为实现富民的理想,先秦儒家提出了轻徭薄赋、制民之产、富而后教等措施.这些思想和主张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荀子音乐思想的伦理学维度

荀子作《乐论》,集中阐述了儒家的音乐理论,然而音乐在儒家的思想中并不具有独立的地位与价值,音乐是附属在儒家伦理学之中的。荀子赋予音乐以深刻的伦理价值,重视音乐在道德建设过程中的特殊功用,并将伦理作为音乐评判的根本标准。荀子音乐思想的伦理学维度既使得传统儒家极其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但又忽视了音乐自身的审美价值,阻碍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     

论两晋音乐赋的“乐教”思想

两晋时期,描写乐器、舞蹈、歌唱等的音乐赋创作繁盛.多数的音乐赋在音乐的道德教化与审美趣味方面并没有明显的脱离传统“乐教”思想的现象,虽然在某些作品中也表现出“新声顺变”的倾向,但从音乐赋整体中所表现出来的重视音乐社会功能的倾向可以看出,儒家的礼乐教化传统仍然在顽强地延续,重视音乐教化作用与政治功能的文化传统不会因为两晋文化“缺乏崇高精神”而轻易中断,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董仲舒“宜于世”的乐教论

以礼乐教化治国平天下是先秦儒家的核心思想,董仲舒继承这一传统。在汉代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宜于世”的新主张,从“性待教而为善”、“人成之以礼乐”、“乐为应人制之”等方面重申儒家礼乐教化的相关见解,显示出汉代新儒家的理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