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补贴绩效的内外规制研究

本文选取2011-2015年我国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别研究不同规制约束下,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对环境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积极的促进效应,企业环境研发投入在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与企业环境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具体而言,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在较高的内部规制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境研发投入与企业环境绩效,企业环境研发投入在较高的外部规制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境绩效;当企业面临高外部规制和高内部规制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环境绩效的促进作用最强;当企业面临内外部规制一强一弱的制约时,相比于低外部规制和高内部规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在高外部规制和低内部规制下更能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本文研究结论对提升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绩效和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空间计量视角下不同政府科技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基于空间计量视角,选取我国部分省区2011—2015年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政府不同科技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企业研发投入及政府直接补贴资助、直接税收优惠和间接税收优惠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主要表现为内生交互效应。政府直接补贴资助、直接税收优惠和间接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均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但间接税收优惠的激励效果最好,直接税收优惠激励效果次之,直接补贴资助效果相对最弱。政府对大规模企业的研发投入激励效果要优于小规模企业;国有产权比重越高越不利于激发企业研发投入;企业绩效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竞争会显著地促进企业提高研发投入水平。     

税收优惠、营商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2009—2019年创业板678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结合中国经济区域的分类,实证检验了总样本和分区域样本税收优惠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以及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入在两者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营商环境在税收优惠影响创新绩效的直接路径中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在中介效应的前、后半路径中均起正向的调节作用;税收优惠对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企业与总样本企业的分析一致,而中部地区企业税收优惠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西部地区企业税收优惠对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均不显著。本文研究结果对于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和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动态交互效应

选取2008-2015年中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148家企业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分析方法,研究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效应,以及该效应在国企和非国企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存在滞后1-3期的相互促进作用,国企比非国企表现更显著;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存在滞后1-3期的相互促进作用,非国企比国企表现更显著;政府补贴会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但创新绩效却会抑制企业未来1-2期获得的政府补贴支持数额,非国企比国企表现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政府补贴政策和企业创新研发决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和借鉴。     

研发补贴还是税收激励——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实证分析

政府的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但目前的学术研究并不能够回答“哪种支持方式更有利于企业创新”。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政府税收优惠和直接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影响。采用505家高新技术企业2011-2013年调研数据为样本,对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和高质量创新产出的提升;相反政府的研发补贴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均具有挤出作用;同时,对于技术能力比较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高质量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将越弱。本文的结论从理论上丰富了已有创新政策的研究,实践中为政府更有针对性的实施创新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研发补贴还是税收激励——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影响

政府的税收优惠和研发补贴是政府支持企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但目前的学术研究并不能够回答"哪种支持方式更有利于企业创新"。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分析政府税收优惠和直接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的影响。采用505家高新技术企业2011-2013年调研数据为样本,对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和高质量创新产出的提升;相反政府的研发补贴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和创新质量均具有挤出作用;同时,对于技术能力比较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高质量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将越弱。本文的结论从理论上丰富了已有创新政策的研究,实践中为政府更有针对性的实施创新政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投入

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实力的关键体现,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过程中,企业发挥着主体作用,而企业的研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科技创新能力。因此,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显得尤为必要。采用安徽省103家上市公司2013-2017年的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了政府补贴、税收优惠、资产总额、资产负债率、利润总额对企业研发投入是否有显著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和资产总额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显著,税收优惠、资产负债率、利润总额则对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的影响。     

哪种政府补贴方式更能促进企业创新——基于医药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PVAR动态效应的比较视角

选取2008—2015年中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148家企业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分析方法,研究不同政府补贴方式与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效应,以及该效应在国企和非国企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相对于支持型政府补贴,奖励型政府补贴更能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反过来,创新绩效促进奖励型政府补贴,两者相互促进;而研发投入抑制奖励型政府补贴,且这种交互作用国企比非国企更显著。(2)支持型政府补贴挤出研发投入但促进创新绩效,反过来研发投入促进支持型政府补贴,而创新绩效抑制支持型政府补贴,且这种交互作用非国企比国企更显著。(3)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相互促进,且非国企比国企更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政府补贴政策和企业创新研发决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和借鉴。     

机构投资者“分心”与企业研发操纵

本文从机构投资者“分心”的视角出发,揭示了其对企业研发操纵的重要影响。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分心”导致企业研发操纵现象更加严重。在机制分析中,本文进一步从治理效应与信息效应视角展开剖析。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分心”弱化了其对上市公司施加积极治理的效应,减少了公司股价信息含量,致使企业更有可能为了降低税收成本、攫取更多的政府补贴,而通过实施研发操纵来迎合税收优惠与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水平的要求,导致企业研发绩效与市场绩效降低。此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持股市值权重越大,越有助于抑制机构投资者“分心”对企业研发操纵行为的加剧作用。本研究深化了机构投资者“分心”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研发操纵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监管部门增强对上市公司的行为监管提供参考。     

政府补贴与新能源企业绩效：异质性与时滞性视角

   政府补贴是国家引导新能源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但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和机制观点不一。本文选取2012年至2016年新能源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在考虑时滞性的基础上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揭示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企业产权异质以及地域特征对上述关系产生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具有促进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vs.非东部沿海地区）和非国有企业（vs.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当期和滞后1期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vs.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当期和滞后1期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效应,且完全通过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而传递。研究结论可为政府补贴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为新能源企业合理利用政府补贴、调整研发投入策略提供建议。     

创新补贴对企业技术并购后研发投入的影响机理研究

技术并购后,企业需要通过研发活动促进技术的吸收和整合,但研发资金却常常受到由于并购导致的未来现金流不确定性的制约。这时,创新补贴可能成为企业弥补资金不足的必要补充。论文以主并企业为A股上市公司的技术并购事件为样本,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探究了创新补贴对并购后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对企业技术并购后的研发投入强度有显著的直接激励效应;财政补贴则是通过降低金融错配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间接地发挥激励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吸收能力理论,为政府的创新补贴制度安排以及企业的技术并购决策提供参考。     

税收优惠与研发投入——产权性质调节与成本粘性的中介作用

政府的辅助之手,能否通过税收优惠完善资源综合利用和引导创新资源投入?本文基于新增长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以我国2008-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产权性质为调节变量,成本粘性为中介变量,通过考察实际税率对企业研发投入和成本粘性的影响,揭示了税收优惠的资源配置效应。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投入有积极影响;成本粘性有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提升,对上述关系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产权性质通过成本粘性对这一关系起调节作用。这一结果为税收优惠的资源配置效应研究提供一定理论素材与有益参考。     

研发补贴、非研发补贴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

政府补贴对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和持续性发展意义重大。为了探讨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企业金融化与所有权性质在两者间的调节作用。本文运用我国2007-2019年上市企业数据,基于信号理论分析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非对称影响,并探讨企业金融化与所有权性质在政府补贴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联合调节效应。结果发现：(1)政府的研发补贴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倒U型影响,政府非研发补贴会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积极影响;(2)企业金融化会使得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倒U型影响效应更凸,并负向调节政府非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3)国有企业属性会负向调节政府非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且国有企业的金融化对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倒U型关系的调节作用弱于非国有企业;(4)不同地区和上市板块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的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的非对称影响存在较大差异。     

企业合作与非合作并行研发模式下政府补贴策略研究

针对企业创新过程中存在的合作与非合作研发并行的情形,构建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分析政府补贴方式对并行研发模式下均衡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政府仅对合作研发补贴和仅对非合作研发补贴时研发投入、产量、利润、补贴率和社会福利,发现政府对非合作研发补贴情形下的产量、利润和社会福利更高,而相应的补贴率则更低,表明政府对非合作研发补贴的绩效更高。     

选择性税收激励、迎合式研发投入与研发绩效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是一项典型的选择性激励政策,其核心是只有实现高企认定的企业才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但是这种选择性优惠政策容易引发企业政策迎合市研发投入行为,不利于企业创新。文章基于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高企认定背后的政策迎合式研发投入行为进行了验证和识别,同时考察了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以及政策迎合式企业研发投入行为对企业研发绩效的影响。发现如下结论：（1）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确实使部分企业产生了政策迎合式研发投入行为;（2）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能够促进全样本企业的研发绩效提升,对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盈利绩效,最后是成长绩效;（3）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与有政策迎合式研发投入行为的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和盈利绩效没有显著关系,却与企业成长绩效存在明显的负相关。（4）剔除掉有迎合行为的企业之后,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了。这些结论经过异质性讨论和GMM重新估计后仍然稳健。     

国家研发财税政策是否促进了企业的R&D活动

现有文献缺乏国家研发财税政策在企业层面上对研发活动影响的研究。本文选取2008-2014年北京市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旨在探讨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和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支出加计扣除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都产生显著的激励效应;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政策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和产出产生促进效应;政府研发补贴政策与高新企业研发投入显著负相关,其中非国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挤出效应”更加显著,同时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对研发产出的影响则不显著。本文的发现为国家合理运用财税政策推动企业创新活动提供启示。     

不同政府科技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政府科技资助是解决企业研发活动外部性问题、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手段。基于我国2009-2014年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探讨直接补贴资助、直接税收优惠和间接税收优惠三种科技资助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分析知识产权、企业规模、产权类型、知识存量和R&D资本存量等因素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三种科技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均有显著激励效应,且直接税收优惠的最强,但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政府对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科技资助的激励效应比对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强。对R&D资本存量、知识存量大的企业,直接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更强,反之则直接补贴资助、间接税收优惠的更强。     

政策激励与研发投入交互作用对高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财税激励和研发投入交互作用下，企业创新绩效是否会受到影响。本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选取西部地区59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以此检验财税政策支持、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从所有制和行业视角分析，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都通过研发投入这一中介变量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享受税收优惠的民营企业，其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存在挤出效应。深入考察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路径，发现：税收优惠与企业费用化研发投入交互作用更加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财政补贴与资本化研发投入相融后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也存在积极影响。最终本文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进一步合理运用财税政策来优化研发投入的作用路径，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建议。     

产业政策对我国光伏企业创新与经济绩效的影响

通过对我国光伏产业政策的梳理,以及对A股90家光伏上市企业自2007年以来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论:2007—2012年,在我国光伏产业迅速扩张且产业政策处于试探调整期的大环境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经济绩效促进作用显著,企业规模扩张投资在政府补贴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与此同时,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2013—2015年,在国内市场环境及政策环境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企业的研发支出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同期,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企业盈利水平,但规模扩张投资在政府补贴对企业经济绩效促进作用中的中介效应消失。     

减排视角下企业的最优研发与补贴

以博弈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了研发补贴与污染排放税收下的企业研发模型,研究了减排目标下企业的最优研发水平、最优研发补贴和最优污染排放税收。研究结果显示:适当的污染排放税收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和产量的提高;研发补贴不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排挤效应",可以较大程度上提高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企业对环境的污染需控制在社会可接受收的范围内,否则,企业的生产活动会被政府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