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及政策启示

随着工业化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环境规制及导致经济方式发生根本改变的绿色技术创新成为研究热点.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排污税、排污许可证、统一的排放标准三种环境规制政策与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程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当传统技术和绿色减排技术的边际减排成本(MAC)曲线存在交点时,三种规制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扩散的影响模式相同;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的程度与环境规制政策强度呈现“倒U型”关系.若考虑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等异质性,则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的程度与环境规制政策之间的关系会呈现更为复杂的非单调关系,可能存在“倒W型”.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配合适度的严厉性可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排污税、拍卖的排污许可和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这三种环境规制措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企业减排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环境规制的严厉程度;企业污染谎报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环境规制的严厉程度和政府监管力度,而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无关。通过对不同环境规制的比较分析发现,排污税率和排污许可价格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都成正相关;在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上,若政府不控制可交易排污许可的数量,则排污税和拍卖的排污许可具有同等的政策效果,而可交易排污许可的政策效果最弱;若政府能对可交易排污许可数量进行有效控制,则三种环境规制措施具有同等的政策效果。     

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命令—控制型与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7—2013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数据,结合Super-DEA方法对中国省际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以此为基础探究中国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节能减排效应差异.结果表明： 市场激励型比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更具减排灵活性和激励长效性,命令—控制型规制手段对区域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U形关系,基于经济激励方式下“利用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排污收费制度效应为正,而“建立市场”的环境政策工具——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并未表现出显著稳定的效应;东部地区的规制运行整体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次之,中部最差;环境法制的完善对政府“利用市场”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建立市场”的法制体系尚未健全.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董事会治理、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面对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有效整合内部治理和外部规制,直接关系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基于制度规制理论与技术创新理论,以2009-2014年45家重污染行业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公司董事会治理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本身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正向影响,董事会治理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呈正向显著影响,且董事会治理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中呈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面对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的客观现实,并举外部环境政策落实和提高董事会治理水平,对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现提质增效和减污排污具有重要意义。     

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调节研究

从影响及调节的角度切入,采用SBM-ML指数法、面板门槛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厘清我国环境政策自深化稳定以来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命令控制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随规制强度增加呈倒“U”型趋势,但前者影响更大；市场激励型则与规制强度成反比。(2)短期内命令控制型与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调节效应灵活且相反,但后者幅度更大；长期内则有市场激励型持续正向调节。至此,提出综合差异化环境规制工具建立一个平衡、动态协调的环境规制混合系统的建议。     

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绿色技术采纳程度关系的研究

通过分析企业采纳绿色技术的动机,以排污权交易为例,研究环境规制政策强度与企业绿色技术采纳程度之间关系。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并求优化解,发现在排污量与企业产量成比例变动、技术进步会减少单位产出的排污量的情况下,当传统技术和绿色减排技术的边际减排成本(MAC)曲线存在交点时,企业绿色技术采纳程度与环境规制政策强度呈现"倒U型"关系。这由边际污染损害函数的斜率和绿色技术的采纳程度也呈现"倒U型"关系所决定。若考虑企业的异质性和政府政策的调整因素,会呈现更为复杂的"倒W型"非单调关系,甚至是锯齿形关系。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

随着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环境规制约束下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基于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运用GMM估计法检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及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促进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呈U型关系。进一步将全国样本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区域性差异。结果表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均位于U型曲线左侧。随着绿色技术创新的不断实施,相比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会更早到达U型曲线的“门槛值”,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     

环境规制、空间效应与农业绿色发展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是农业发展可持续性的基本保障。通过全局GML指数法测度农业绿色发展，在检验农业绿色发展具有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系统分析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自愿型三种环境规制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对农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和间接空间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业绿色发展依赖于绿色技术进步“单驱”驱动；农业绿色发展并不是空间随机分布的，存在“高—高”和“低—低”集聚的正相关现象；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农业绿色发展都具有显著的U形影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对本地和邻近地区不具有显著性影响，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农业绿色发展都会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本文从异质性及空间角度讨论了环境规制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扩展了环境规制与农业绿色发展关系的研究，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制定具有启示意义。     

环境规制对企业产品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创新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在这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环境规制对于创新的影响依赖于环境规制本身的累积程度,会表现出非线性的U型关系,并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产品创新呈现U型关系,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中国现阶段环境规制强度还未达到U型曲线的拐点,仍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此外,依据企业污染程度分行业来看,重度污染行业U型曲线的拐点位于轻度污染行业的右侧,即重度污染的企业需要更高的环境规制强度才能达到U型曲线的拐点,实现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进行产品创新。因此,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环境规制与创新的关系,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并且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对不同行业企业实施差别政策,使环境规制成为推动企业创新的动力,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基于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为推动我国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以长江经济带为对象，将环境规制与工业集聚同时纳入研究框架，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测算108个城市2003—2017年的工业绿色经济效率，探究环境规制、工业集聚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区域空间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工业集聚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环境规制在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负向作用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工业集聚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以环境规制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影响趋势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加大呈现出负向影响逐渐减弱甚至由负转正的效果，且这种逆转效果在下游地区更为显著。由此，提出长江经济带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要引导工业合理布局和有序聚集，继续采取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手段并注意配套结合，推动下游地区各类创新要素向中上游地区流动，以及在引进外资时提高环保准入门槛等发展建议。     

利益相关者环境利益要求与企业环境响应

对2012、2013年我国化工类159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提出较强或较紧迫的环境利益要求,企业会表现出较高的环境响应水平。产品国际化程度越高,企业环境响应水平越高;政府监管部门对企业环境违规的查处力度与企业环境响应水平显著正向相关;但社保基金是重要股东对企业环境响应水平的正向影响不显著。     

环境政策与环境偏向型技术进步

分析环境政策对环境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机制对于中国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首先在Acemoglu等环境技术进步偏向模型的基础上数理演绎了环境税和研发补贴对环境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机制,然后采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1997-2017年的环境技术进步偏向指数,最后利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这两种环境政策及其政策组合对环境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①我国环境技术进步整体上偏向于清洁生产,但仍有不少省份环境技术进步偏向于非清洁生产。②环境税与环境偏向型技术进步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而当前我国大多数地区环境税低于拐点,即环境税使得环境技术进步偏向于非清洁生产;研发补贴和政策组合显著有利于环境技术进步偏向于清洁生产。③环境税、研发补贴及其政策组合均是通过抑制价格效应和扩大市场规模效应进而对环境偏向型技术进步产生影响,但环境税引致的价格效应大于市场规模效应,而研发补贴和政策组合引致的市场规模效应大于价格效应。     

环境绩效、环境成本内部化与环境保护:一个研究综述

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环境资源的可持续面临着严峻挑战。本文从梳理环境绩效入手,对环境绩效评价、环境成本内部化以及环境长效保护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并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分析了环境保护各主体间的博弈关系。     

企业面临的社区环保压力、环境信息沟通与环境作业绩效

基于问卷调查方法,研究了企业面临的社区环保压力与环境作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社区环保压力对环境作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同时,企业与社区居民之间的环境信息沟通在社区环保压力与环境作业绩效之间具有中介作用,环境管理主动性则在其中扮演了调节作用。     

企业的环境责任与环境业绩评价

文章分别对企业的环境责任及环境业绩评价的概念和内容进行了探讨,指出在对企业业绩进行评价时,需要评价财务业绩,同时对企业环境业绩也进行评价。     

环境成本管理

随着现代社会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环境成本作为环境会计的核心,其管理也愈加受到广泛关注。以国内外环境成本管理的研究成果为基础,通过对环境成本的核算和信息披露及环境管理的探讨,希望对我国环境会计制度的制定有所借鉴。     

企业异质性环境实践方式与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从企业环境实践行为日益普遍与自然环境持续恶化的现实矛盾出发,研究了差异性环境实践方式对企业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实施于不同层面环境实践对上述差异的贡献。通过对2010年沪深两市发行独立报告的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实质性环境实践方式与环境绩效正相关,与财务绩效负相关;象征性环境实践方式与之相反,负相关于环境绩效,正相关于财务绩效。同时,技术层面的环境实践行为,无论实质还是象征都优于制度层面对绩效改变的贡献。     

企业环保承诺、环保创新技术对环保绩效影响之研究

探讨企业环保承诺、环保创新技术对环保绩效之间关联性,采问卷调查法,以环保产业主管为对象,共发放750份问卷,有效问卷为315份.使用描述性统计、皮尔森积差相关、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及阶层回归进行数据分析,得出研究结果:研究对象以基层主管、中小型企业与未有环保验证企业居多,企业环保承诺、环保创新技术对环保绩效有正向相关与影响力,环保创新技术在企业环保承诺与环保绩效间具有中介效果.并依据研究结果对相关企业与后续研究者提出具体建议.     

基于政府环境政策的企业主动环境行为研究

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学推导两方面论证政府环境政策及规制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均会对企业环境行为的主动性产生影响,提出了政府需完善强制性环境政策,在此基础上增加促进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激励和扶持机制,约束、引导企业主动加强环境行为的建设。     

环境规制的节水效应分析——基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视角

为从根本缓解水资源对工业发展的束缚,反思现有环境规制政策能否有效实现节水效应。基于脱钩测度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别验证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用水以及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用水的关系,进一步引入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交互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工业用水量处于从“震荡波动”到“持续脱钩”的状态,工业用水量随着环境规制的变化出现平稳或者减少的趋势。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与工业用水量之间都呈倒U型曲线关系,用水库兹涅茨曲线存在。此外,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之间存在双向传导路径,相互促进对方对工业用水的作用效果。因此,政府需要强化对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重视,增强环境规制工具的节水效应,促进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