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看见”的家庭生活：抖音中的家务劳动媒介化与可参观性文化

研究通过对抖音平台中家务劳动短视频的观察,分析女性博主家庭生活的内容生产场景、制作模式和情感化表达。发现技术对家庭的嵌入使得家庭空间变得“可见”,家庭生活进一步被媒介化。当家庭的日常细节和家务劳动的过程成为互联网平台中被“观看”的对象,原本具有私密性的生活领域转变成一种可参观性的空间及文化,具有了可接近性、可互动性和表演性等新的特征。将媒介的视角引入家的分析,对于探讨新的家庭文化形态及女性与家庭的关系具有意义和启发价值。     

摄像头下的亲人：亲密监视中的“媒介化”与“去媒介化”亲情研究

长期以来对于技术监控的研究普遍遵循福柯“圆形监狱”的路径,将监控摄像头看作“权力的眼睛”,剖释背后的权力关系。本文旨在“忘记福柯”,超越“技术监视主义”,研究监控技术在异地亲情中的作用机制,为理解技术监视提供另类视角。研究提出“媒介化亲情”的概念,发现家庭智能摄像头在异地相隔的亲人连接中,扮演着亲情联结、远程照看、健康监护与数字记忆功能,生成一种深度媒介化的数字亲情。同时超越“媒介中心主义”的乌托邦式想象,提出“去媒介化亲情”的概念,指出智能监控摄像头为空间离身的亲人提供了云尽孝的媒介工具,却无法替代具身的陪伴,故此应该省思对“媒介化亲情”的习以为常,以至于将赛博亲情的“对空言情”视作具身亲情,反而忽视了应该超越媒介区隔,让亲人走出智能手机与监控摄像头的玻璃屏幕。     

“微信之家”：媒介情境视角下家庭交往中的关系权宜

互联网的时空分离机制为家庭交往中的关系运作提供了更多权宜空间。以微信家庭群为例,结合媒介情境论与关系理论来探究互联网情境下家庭中的交往样态,可得到以下结论：从权威层面,家庭群成员通过“数字借权”和“权宜之策”来重新分配权威;从群体身份层面,家庭群成员以“松散边界”和“时空补偿”来商妥形成群体共识;从社会化层面,互联网使得人们的社会化转变从本体义走向象征义、交往义。     

屏幕之外别无他物：作为“元媒介”的数字屏幕

本文聚焦“屏”这一深度嵌入当代社会生活与主体建构的媒介。研究旨在通过后现象学的研究路径,从“身体—技术—世界”的技术具身关系图式出发,对一个具体社会历史情境中的屏幕及其与身体、社会的动态关联进行阐释,以期为“屏”的研究寻找理论的逻辑起点。研究发现,作为一种界面性媒介物,屏幕通过与身体具身化的诠释关系、背景关系与它异关系,将自身演化为数字化时代的“元媒介”。同时“,屏”作为数字时代进入社会的界面,在此过程中借助对特定对象的再现、聚焦与遮蔽,建构了一个隐含着视觉结构与视觉秩序的屏幕框架,并进一步转化为了基于媒介物的新型社会规范与秩序。     

目的、情感与主导权：媒介化“型构”下的家庭旅行

群体性的旅行活动反映着社会与主体动态交织的关系,在数字技术主导的深度媒介化社会中展现出新的特征。本文从“传播型构”理论及其三个维度出发,利用半结构访谈的方法,探究深度媒介化背景下家庭旅行中人的目的、情感和互动关系的重新建构。访谈发现,媒介渗透的社会重塑了家庭旅行的叙事规则,改善了资讯获取路径和行程体验,同时也重塑和消解着群体互动中的新矛盾,给予了我们探讨媒介化的新视角。     

儿童媒介接触与使用中的家庭因素研究

家庭作为儿童接触媒介的主要地点和培养媒介习惯的首要场所,对提高儿童媒介素养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设良好的家庭媒介环境,充分发挥家庭对于儿童成长的重要基础作用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互联网时代未成年人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课题组通过开展大规模问卷调查,对儿童媒介接触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儿童媒介接触与使用的家庭因素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从家庭和家长角度提高儿童媒介素养,培养儿童正确的媒介接触和使用习惯的对策。     

家庭媒介化:微信在家庭传播中的角色功能研究

在媒介化理论视角下,数字技术使家庭传播遵循一定的媒介逻辑,媒介作为行动者与家庭主体进行动态的相互作用,在数字化的代际沟通与反哺中扮演重要角色.具体到微信媒介化的中国家庭,通过扎根理论研究发现,微信在Meyrowitz提出的媒介三重隐喻维度对家庭传播产生影响.首先,微信作为渠道,在代际沟通中生成分裂与弥合的张力;其次,微信作为语言,表情包以流行文化的方式重塑家庭代际沟通,消解了家庭的传统权威结构,微信赋予年轻子代话语权,亲代与祖代在数字语言使用中呈现"延伸""替代""融合""适应"的趋势;最后,微信作为文化环境,使家庭亲子关系的纵轴重心位移,增强了家庭的情感沟通,微信与流行文化的关联也蕴涵着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商业正悄然渗入家庭传播场域.     

媒介环境学派与“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是对媒介环境学派(Media Ecology)最流行的评价。本文从厘定概念入手,以文本研究和思辨分析的方法,探讨媒介环境学派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和“技术决定论”之间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给出自己对媒介环境学派的评价。     

论“媒介排斥”现象中“信息三角模式”的构建

“媒介排斥”是当今信息时代的一种普遍可见的现象,它己全面渗透到人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信息时代最大的社会区隔。本文从分析“媒介排斥”的概念入手,研究媒介排斥现象的“信息三角模式”,分析了政府、媒介和受众之间的6种不同的动态博弈模式,旨在探索和谐状态下的信息三角关系的建构方式。     

“媒介逻辑”如何影响中国的抗争?——基于40个拆迁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尽管不少研究关注到媒介与抗争的关系,大部分研究倾向于将媒介作为抗争工具和策略加以理解,或仅仅关注媒介内容、媒介框架对抗争事件的呈现,未将整个媒介生态对抗争的影响看成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本文以"媒介逻辑"作为核心性分析框架,系统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媒介逻辑如何共同作用于抗争这一特定社会领域。对发生于2003-2012年间的40个拆迁抗争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媒介的内容逻辑比技术逻辑、制度逻辑更具影响力,但内容逻辑的影响力镶嵌于而不是独立于政治制度。虽然技术逻辑和制度逻辑自身无法有效解释抗争成功,但三种媒介逻辑之间存在相互强化的效应,在内容逻辑基础上引入其他二者将大大提高"媒介逻辑"对抗争成功的整体影响。总之,本研究在经验上初步验证了整合的"媒介逻辑"理论框架的解释力。     

日常生活与媒介化的“他者”

新媒介技术侵入“日常生活”,破坏了“日常与非常”、“公共与私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边界.这一现象要求彻底修改“日常生活”的理论.媒介化的“日常生活”成为建构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道德的与社会的空间.     

去媒介化:媒介运作的符号学隐喻——“媒介即信息”的再思考

"媒介即信息"的论断揭示了社会意指系统运作的基本规律,有其深刻的符号学隐喻。本文从符号与内容、能指与所指的运作逻辑出发,着重探究媒介与信息运作的内在规律,并将这种规律上升到整个媒介发展史的层面审视,发现媒介的演进实质上就是去媒介化的过程,即由媒介(能指)转化为信息(所指),媒介不断否定自己,转换为另一种媒介的信息。     

现代社会中的媒介与家庭──中美“改善家庭生活质量”研讨会综述

现代社会中的媒介与家庭──中美“改善家庭生活质量”研讨会综述汝小美“改善家庭生活质量”研讨会由美国玩具制造协会、美国战略２１集团和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外事司于１１月１６日、１７日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来自国家计生委、国家教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妇联...     

从媒介情景论视角下看微信群中的家庭关系

媒介情景论是美国传播学家约舒亚·梅洛维茨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媒介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又必然导致人类行为的变化。微信群,它是一种新的网络群体生活方式,具有很强的现场体验感。随着微信平台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中年人喜欢使用微信,然而家人在微信群里中区或后区的暴露,在线上就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家庭关系。本文论述了家庭微信和家族微信群创造的不同情境,并希望年轻一代帮助处于家庭边缘的老人参与群中,回归家族。     

政治逻辑、风险逻辑与媒介逻辑：风险的媒介化治理机制研究

风险的媒介化治理是在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的交织中产生的命题。本研究将媒介化理论纳入风险治理视野，将媒介视为治理体系内的核心构成，阐释了媒介作为治理主体、治理载体以及治理对象所承载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又立足于媒介化、风险与治理的关系，从政治逻辑、风险逻辑、媒介逻辑的内涵及相互作用关系入手，探讨了风险媒介化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三种逻辑的互动作用结果决定了风险治理中的价值导向、现实规限、资源配置与建构机制。风险的媒介化治理实质上为其内蕴逻辑间的博弈提供了调适空间，任何科学有效的风险治理，都要求在三种逻辑之间寻找交汇点，形成适应媒介化社会的风险治理机制。     

大众媒介对都市婚恋观的建构——以“房子”和“婚姻”的关系为例

大众媒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对都市文化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对婚恋观的变迁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结合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买房”与“结婚”之间的矛盾,来分析和考察大众媒介对都市婚恋观的建构。     

经济媒介化: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话语

面对媒介与经济交叉研究的“盲点”,此次研究首先澄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话语的根本立场,然后结合媒介化理论,指出媒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中的关系建构过程属于经济媒介化,媒介、媒介化与媒介逻辑是经济媒介化分析的操作化概念,最后通过历史性回顾展现了人类社会经济媒介化的元过程,即在基础设施媒介、经济媒介与信息媒介的配合与发展下,经济媒介化先后经历了渗透、延伸、改变与内化四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媒介逻辑对经济发展具有建构与遮蔽的双刃效应。经济媒介化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物质生产背后“看不见的关系”的补充研究,为深化媒介与经济交叉研究以及媒介化社会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进路。     

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媒介化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媒介化治理指向一种“媒介规制”的实践取向,是探索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的治理新范式,最终要以治理的媒介化进路及逻辑达成善治目的。本文对媒介嵌入国家治理的时代背景进行剖析,在厘清媒介化治理的基本内涵与核心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化治理的相应实践路径。研究认为,媒介化治理是以善治为导向的治理;媒介作为基础设施能发挥“媒介规制”涵化作用,对国家治理体系与信息传播体系进行同构,协同参与面向未来媒介化社会的新治理图景。因此,社会场域和系统需不断调适自身以适应媒体规则和媒介逻辑,通过平台一体化、信息供需精准适配、技术赋能提质增效三个实践路径增强媒介化治理效能。     

“媒介与战争”研究评析

战争报道是媒介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 ,而中国正欠缺这方面的研究。本文作者是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 ,对这一课题进行过专门探讨。文章认为整体战争时代是一个全民总动员的时期 ,国家和公众站在完全一致的立场 ,此时国家对新闻的控制尚不严格。局部战争时期国家与公众关系出现较大分裂 ,媒介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是研究者着力探讨的焦点 ,主要提出了主导与跟随作用两种意见。同时 ,这一时期政府和军队加强了对媒介的控制。哈林还在社会学意义上对战争时期媒介与舆论的互动、意见领袖的作用、记者在战争报道中的角色等问题作了探讨 ,并把战争纳入文化体系进行研究。     

“华南虎”事件与媒介生态环境

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主要在于媒介——政府——社会公众之间一种和谐共栖关系,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和谐稳定,而且对于政府公信力、权威性的树立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也有利于政府很好地引导控制社会舆论。“华南虎”事件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舆论多元化表达的典型案例,映照出政府利用媒介化解矛盾、显示政府执政能力的水平,从传播学角度总结其教训,对构建和谐社会和良性媒介生态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