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前因组态和提升路径分析

我国“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但目前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单一维度分析,情境与实际不符,因此从组态视角,比较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多重影响因素的组态效应,为揭示我国企业高数字化转型强度的多元路径及其作用机制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以2010—2020年沪深两市中100家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大数据文本识别手段刻画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检验资源基础、动态能力、行业竞争强度、环境不确定性、高管风险偏好、企业文化6个条件及不同条件组态对转型成效的效应,分析多重因素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1）单个数字化转型要素条件并不构成数字化转型高成效的必要条件;（2）存在5条驱动企业高数字化转型的路径;（3）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要素对动态能力要素有一定的替代性,动态能力要素对资源基础要素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行业竞争强度要素对动态能力要素有替代性。最后根据研究发现,对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出优化环境评估体系、增强环境识别能力,创新企业文化体系、提升高管领导力,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动态能力等建议。     

影响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源配置组态及其作用机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对于资源匮乏的中小制造企业而言,如何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数字化转型是实践中的重要问题,但资源配置的组态如何影响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还未得到充分研究。以资源基础观作为理论基础,基于数字化战略与企业内部资源协同的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数字化战略、人力资本、企业规模、发展潜力、盈利能力、数字化团队6个方面,对北京38家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态前因进行分析,识别出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资源配置的4种组态形式。结果表明,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资源配置组态效应客观存在,具体表现为数字化战略和企业多种资源协同联动作用,其中数字化战略和资金要素对中小制造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具有关键作用。因此,政府应加强对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资金支持力度,而企业自身更应注重数字化战略和资源的协同联动。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参与主体的行为演化

从设计奖励机制角度，关注服务商的外力帮扶与合作作用，将政府、服务商与中小企业纳入同一框架，分析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策略。设置政府对中小企业与服务商分别实施奖励机制、补贴机制和惩罚机制，运用演化博弈方法，将政府、服务商和中小企业作为数字化转型系统的主要参与主体构建三者演化博弈模型，探究政府与服务商参与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并利用MATLAB 2018b软件进行仿真，探讨相关参数对各参与方策略选择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中小企业、服务商和政府受彼此参与意愿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政府参与意愿的提高对服务商和中小企业积极参与数字化转型影响最大；协同收益及政府惩罚的提高正向影响系统演化，政府补贴和奖励因素具有捆绑效应，两个因素同时降低时有利于系统稳定；政府对服务商补贴力度存在30%的阈值，且补贴力度越接近30%越有利于系统达到理想状态。基于研究结论，推动中小企业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应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能力，政府实行科学的奖补和惩罚机制，包括适当提高对服务商上云服务的补贴力度和完善服务商社会责任评价制度等。     

中国数字化转型国际竞争力分析研究

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入,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主体驱动,反映了新技术革命深入的全面发展的新时代效果。根据数字化转型给经济发展带来的生产要素及发展模式变化,从数字化要素配置和数字化创新发展两方面进行量化解析,发现我国数字化转型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同时利用CES生产函数理论创新应用,通过回归、NCA和QCA等模型方法,实证了数字化转型对经济发展的决定影响。发现数字化转型对经济发展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数据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实现经济高水平发展有要素配置驱动型、资本-治理驱动型、数据-治理驱动型三类充分性组合路径。我国虽拥有一定的数字化转型红利,但数据投入较低,未能实现数字化转型对高水平经济发展的路径,数字化转型国际竞争力仍具有巨大发展潜力。     

政治关联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政策感知能力和市场感知能力的中介作用

    针对“政治关联是否促进以及如何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本文构建了直接和间接政治关联在政策感知能力和市场感知能力中介作用下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模型。315家中小企业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1）直接政治关联正向影响政策感知能力、负向影响市场感知能力,政策感知能力和市场感知能力在直接政治关联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2）间接政治关联正向影响政策感知能力和市场感知能力,政策感知能力和市场感知能力在间接政治关联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均有利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本研究为理解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政治关联的新视角,深化了政治关联的双刃剑效应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揭示了政治关联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作用机制,有利于中小企业更好地通过政治关联实现数字化转型。     

数智驱动背景下全域产业数据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基于非对称创新理论的组态分析

[目的/意义]全域产业数据治理是实现整体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高水平产业数据治理能力能够有效释放数据效能，提升数据价值，从而赋能产业发展的新业态与新模式。[方法/过程]本文基于非对称创新理论构建“制度—市场—技术”三维框架，使用定性比较分析(QCA)和必要条件分析(NCA)相结合的方法，从组态视角对数智驱动背景下全域产业数据治理能力提升路径展开研究。[结果/结论]我国各省级政府的全域产业数据治理能力水平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集聚辐射效应。资金投入强度是数智驱动背景下全域产业数据治理能力的关键瓶颈。存在5条提升全域产业数据治理能力的路径，为其他要素基础相似但全域产业数据治理能力不高的区域提供了“殊途同归”的路径借鉴。     

数字化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视角下零售数字化转型机制新零售的多案例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目前零售业面临的主题，数字化正逐步改变企业的资源能力体系和价值创造模式。本文基于中国4家代表性新零售企业的多案例研究，提出了一个数字化转型机制的解释框架。研究发现，数字化能力和价值创造能力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的核心:既要重点提高数字化基础设施构建与应用、数字化治理和数字化陷阱跨越等能力为核心的数字化能力，也要重点拓展基于数字消费者、数字生产要素和数字生态的价值创造及价值获取能力。本文从两种能力视角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研究，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同时，运用多案例将以往集中于零售业的研究拓展到品牌商和平台，研究全行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背景下零售的数字化转型机制。研究结论有助于零售数字化转型机制的理论创新，对解决零售数字化转型实践中“转型找死、不转型等死”的现实难题具有启示意义。     

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风险影响因素的三维结构框架与识别研究

[目的/意义]构建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风险影响因素三维结构框架并进行识别,有助于提高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风险应对能力。[方法/过程]结合智慧城市管理实际,在环境、逻辑、组织3个维度的基础上构建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风险影响因素三维结构框架,通过德尔菲法构建影响因素体系,运用DEMATEL方法对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分析。[结果/结论]根据各影响因素指数及其排名,结合因果关系图,识别出智慧城市信息安全风险影响因素。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前因组态研究——基于TOE理论框架的分析

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我国制造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TOE理论框架，构建了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fsQCA方法探究6个前因条件与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复杂组态效应。研究发现：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非由单一因素驱动，而是技术、组织、环境条件协同作用的结果。制造企业高数字化转型存在4条驱动路径，根据核心条件不同可归纳为“全要素驱动型”、“技术导向型”、“规模优化型”和“内外联动型”;而非高数字化转型仅存在1条“要素缺失型”路径。研究结果不仅从组态视角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而且也为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路径参考。     

制度环境、府际竞争与开放政府数据政策扩散研究

[目的/意义]作为国家治理方式之一的开放政府数据，正在全国城市中扩散，本文旨在研究开放政府数据在我国城市层面的时空演进规律和政策扩散机制。[方法/过程]将城市内部特征和外部因素整合成一个理论框架，对2012-2018年间40座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事件史分析。[结果/结论]研究发现，开放政府数据政策扩散在时间维度上经历了缓慢扩散期和迅速扩散期；在空间维度具有邻近效应、梯度效应和集聚效应；在扩散路径呈现纵向"吸纳——辐射"和横向"竞争——学习"两种特征；在扩散机理上，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中制度环境与竞争压力的影响最大。[创新/价值]研究揭示了开放政府数据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与规律，丰富了现有研究，为开放政府数据进一步扩散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府数据开放成效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目的]政府数据开放作为一种地方创新,是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转型的重要突破口。通过政府数据开放成效影响因素的组态分析,有助于形成经验借鉴,让数据资源真正成为国家竞争力的一部分。[研究方法]利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选择上线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16个省区作为研究样本,对样本省区政府数据开放过程成效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研究结论]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以政策压力、企业压力、公众压力、组织保障、信息基础保障和财政保障作为影响因素,构建了数据开放成效“外驱—支撑”影响因素模型;第二,从驱动模式来看,现阶段存在组织驱动型、“正三角”驱动型、“正梯形”驱动型、公众驱动型和“窄矩形”驱动型5种政府数据开放的驱动模式;第三,“正梯形”驱动模式同时具备强大的驱动力与支撑力,为政府数据开放最佳模式。     

基于多路径分析的跨学科潜在知识组合识别——以引文分析领域为例

[目的/意义]在提倡“文理交叉”的新文科建设背景下,识别跨学科潜在知识组合,并分析其合作方案的可行性,对于把握跨学科创新方向、推动学科转型与交叉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基于多路径分析和全文知识提取,构建跨学科潜在知识组合合作潜力识别模型,从路径连通性、平衡性、有效潜在路径数三方面反映两知识的合作潜力,并以图书情报学“引文分析”领域为例,全文提取2016—2020年研究文献及其跨学科参考文献关键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结论]实证表明,该模型能够通过多组已形成知识路径识别平衡性较好的跨学科潜在知识组合,并发现“引文网络—技术跨越”“相似度分析—激活函数”“聚类分析—扩散曲线”等识别结果具有理论合作可行性和实际应用价值。     

企业数字化转型:“随行就市”还是“入乡随俗”? ———基于制度理论和认知理论的决策过程研究

核心产业的数字化培育、地区数字经济新基建,是地方政府刺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两种手段。基于“行业/地区制度环境——管理者认知——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一逻辑,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制度前因及认知过程。借助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和机器学习的量化文本分析法,研究发现：第一,产业数字化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但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未得到验证。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更多的是“随行就市”（迎合行业制度）而不是“入乡随俗”（迎合地区制度）。第二,地区数字经济正向调节产业数字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也即是地区数字经济起到助推作用。第三,决策者数字化注意力在“制度环境——企业决策”中起到正向传导的中介作用。研究探讨了不同的制度压力是否及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为政府数字化建设的政策方向调整,以及企业决策者的认知管理提供了参考建议     

数字经济、城市专业化格局与比较优势

摘要：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城市专业化格局的影响。理论上，数字经济发展以增加不可贸易商品份额，缓解时空对经济活动的约束和数字空间更大范围配置资源三种形式扩大市场规模从而促进了城市专业化格局的变动。实证上，本文以“国家智慧城市”政策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的计量方法较为外生地识别了数字经济对城市专业化格局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促进了城市就业集聚和产业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从中心-外围理论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对城市专业化的提升和产业比较优势的形成，主要是集中在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专业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本文的研究推动了数字经济对经济地理格局的影响和数字经济时代城市政府加快数字化转型必要性的认识。     

联盟管理视域下美国推动“五眼联盟”转型的策略分析

[研究目的]探究在新的历史时期，美国推动“五眼联盟”转型中使用的政策手段，为中国应对“五眼联盟”转型带来的问题提供参考。[研究方法]使用案例研究法，以“五眼联盟”相关的研究成果及与“五眼联盟”相关的政策文献、新闻报道等文献材料作为案例进行阅读分析，从中总结归纳出美国在“五眼联盟”转型过程中采取的联盟管理措施。[研究结论]面对“五眼联盟”转型过程中的新联盟困境，美国从认知、权力、制度、利益四个层面采取措施进行了联盟管理。这些联盟管理的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得“五眼联盟”在行动上基本保持一致，顺利地向针对中国的“大国竞争”联盟转型。     

用杜邦分析方法解数字化转型“黑匣子”——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财务报表的实证研究

以2010—2020年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杜邦分析方法,从财务角度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盈利能力;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通过提升资产周转率降低财务杠杆,但销售利润率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技术的应用能促进企业盈利能力提升,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技术并不能提升企业盈利能力;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大型和民营企业的盈利能力,抑制了小型和外资企业的盈利能力,而对中型和国有企业的能力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营业成本和管理费用的上升是数字化转型造成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政治极化加剧下的美国情报政治化——逻辑、经验与路径

[研究目的]在美国政治极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厘清美国的政治极化与情报政治化间的具体作用机制不仅能丰富情报政治化的学理内涵,而且有助于看清美国情报政策的内在实质。[研究方法]通过引入历史制度主义政治学的“间断均衡”和“渐进转型”概念,搭建政治极化加剧下美国情报政治化的解释框架,可有效识别其中的逻辑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结论]奥巴马时代民主党的“多元化与包容性”人事改革促使情报界“渐进转型”,是典型的“情报软政治化”路径体现;而特朗普胜选引发情报决策层偏好“间断逆转”,情报泄密案件量出现激增,致使美国“情报硬政治化”趋势持续走强。     

企业数字资源能力构建机制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当企业资源能力欠缺不足以配置数字资源时,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重构资源能力并获得先发优势。本研究运用单案例分析法,破解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促使传统资源能力进阶为数字资源能力的问题。研究发现：(1)管理者战略性意义建构促使组织认知一致,并通过前瞻资源化行动更新资源配置模式推动数字资源能力生成;(2)数字化转型启动与开发过程随内外部情境信息不断调整,帮助组织发挥能动作用突破核心能力刚性束缚并构建新阶段数字资源能力;(3)阶段性数字资源能力因组织思维与资源配置间关系更迭,呈现“数字连接能力”向“数据聚合能力”再向“智能分析能力”的演进态势。本文为进一步研究资源化理论提供可参考思路,也为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创新绩效的中介效应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必然选择。借助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 “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战略。本文以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资源基础理论的视角,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绩效在数字化转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我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相关启示。     

制度视角下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一个纵向案例研究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众多组织障碍,本文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视作数字主导的逻辑被引入组织,与原先的制造主导逻辑实现更替,从而在组织和场域层面逐渐获取“数字化”合法性的动态过程。通过对正泰的纵向案例研究,构建了制度视角下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在数字化转型合法性构建与扩散的过程中,试点试验、集体试验、催化这3类机制扮演了重要作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伴随了组织层面和场域层面的相互促进,形成了一种“共时变迁”的双向互动。研究结论既对制度视角下的数字化转型文献有重要启示意义,同时也对技术和能力视角下的数字化转型文献有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