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与政治认同:社交媒体中的政治话语争斗——以孔庆东“粗骂”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本研究在梳理社交媒体中政治话语争斗背景的基础上,基于"污名"理论提出"互为污名者"概念并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社交媒体中政治话语争斗中的"污名"是"政治认同"的重要意义来源,"污名"不会如某些传统污名研究所指出的导致"认同危机","污名"促进"政治认同"的形成。本研究采用"污名"研究的"互动"方法论范式分析孔庆东三次"粗骂"事件,得出"孔庆东采用互为污名化方式以呈现自身政治认同"之结论,此结论证成研究假设。本研究认为,以语言暴力获取的话语权力无以证成政治认同的合法性。     

网络新词传播的表达与呈现

随着网络热词在诸如新浪微博等自媒体平台迅速占据流量比重,互联网语境下的语言文化有了新的发展取向。以“马保国”“丁真”等人物衍生的网络新词为例,基于信息传播路径中网络新词的媒体表现、互联网语境下网络新词话语权力的建构、社交议题赋能下网络新词传播的支点呈现这三个方向对网络新词进行探析,以期促进网络新词理性发展。     

监视型社交的兴起与后敞视时代的来临

“监视型社交”意味着主体在互动中收集彼此的信息,社交媒体的标准化与社交信息的数字化强化了此类实践,从而导致社交媒体用户的自我管理和指导。相较于传统监视的集中化、系统化、非对称化特征,监视型社交超越了福柯“权力的微观机制”下的胁迫与压制,而呈现出“流动监视”诱惑与服从的新景观,具备分散化、扁平化、对等性等特征。监视内化于主体的日常实践中,从而将我们从敞视监狱带往全视监狱,无法知道在任意时间内我们看到谁,谁在观看我们——这是一个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陌生人仔细检查的对象的世界。为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监视理论,来说明监视者的目光是如何由许多人实施的,又是如何在许多人身上实施的。     

我生病，丢了谁的面子？以“脸面”为路径的叙事分析与病耻感的转化机制

本研究以“深度疾病”患者的叙事分析为方法,以中国本土社会学的“脸面”模型为框架,尝试从面子折损与获得的社交情境出发,探究以白化病为代表的这类“被看见”的病症,其患者从感知污名到污名内化为耻感的转化机制。研究发现,“月亮孩子之家”微信公众号的患者叙事呈现了“脸面”传导的三种效应：一致效应,家庭对“面子”的无视成为污名内化为耻感的重要“防线”;混合效应,白化病患者在获得社会支持后努力通过个人进取、为自己“挣脸”的方式以“回馈”帮助者、维护帮助者的“面子”,社会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病耻感的内化;异质效应,社会关系中的他人要求患者维护“面子”时,来自家庭与社会他者的双重压力使患者陷入习惯性自我怀疑与否定,污名转化为病耻感。在理论与方法层面,本研究尝试勾连中国本土面子理论与健康叙事的内容与结构分析;在应用层面,希望藉此唤起健康干预对患者因面子问题而陷入社交、失业等恶性循环困境的关照,亦探讨了研究对患者群体的意义、局限性以及可能进路。     

作为“矛盾-同盟”的饭圈竞争、自我规训与声誉困境——饭圈“污名化”再审视

本文基于TFBOYS十周年演唱会的粉丝实践,考察从“圈地自萌”、“文化出圈”到“饭圈整治”的变迁语境下,中国粉丝群体的分化、竞争及其自我规训。研究发现,一个“矛盾-同盟”的饭圈新生态正在逐步成型,其中潜藏着群体污名的恶性循环机制。饭圈同盟共享着相似的文化逻辑与行动策略,在“灯牌大战”与控评实践中,以组织化的集体行动累积文化资本,并试图通过某种程度的自我规训来应对饭圈整治、扭转负面舆论。然而,饭圈集体行动有着难以克服的舆论悖论,个体粉丝之间、不同饭圈组织之间激烈冲突的“出圈”,也戏剧化助长了饭圈整体污名。本文主张跳出赋权或批判的二元立场,进一步探索粉丝文化研究的物质性面向和生命史面向。     

社交媒体环境下网络传播叙事中的身份焦虑问题研究

社交媒体环境下,身份焦虑逐渐郁积为普遍的社会问题。基于叙事主体多元化、叙事内容丰富化、叙事方式和渠道多样化、叙事结构非线性化的网络传播叙事模式,社交媒体环境中的身份焦虑呈现出狂欢式的符号表达、非理性的情感倾向、仪式化的群体分享等传播特色。精英崇拜的社会心理、新时代的技术赋权、消费主义下的特殊文本、社交网络中的模因传播模式成为网络传播叙事语境下身份焦虑问题出现的重要动因。我们应多维思考去应对身份焦虑问题：一是了解社交媒体使用对身份焦虑的影响,厘清社交媒体环境下身份焦虑的成因;二是建构社交媒体环境下身份焦虑的评估体系;三是发现应对社交媒体环境下身份焦虑问题的解决方案。     

李子柒的回声室?社交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破界与勘界

李子柒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成功被广泛地认为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容创新和基于短视频与社交媒体的渠道创新,是一种破界的逻辑,而本文提出,依托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架构和文化倾向,围绕李子柒出海而形成的是一个更大范围的超文化回声室,是一种重新勘界的逻辑。在这个逻辑转换中,社交媒体平台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生产着特定的内容,包括文本和关系。因此,李子柒现象凸显了社交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以下平台化特征:流量中心主义是经济基础;在此前提下,社交媒体平台致力于孵化更加去语境化和个体化的内容以及参与者的紧密互动,打造具有优质的观赏性、适度的时长,以及丰富的情感动员能力的产品。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需要超越工具主义思维,关注社交媒体平台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生产性;需要超越单线进化论,思考从破除旧的文化界限到重建新的文化界限的辨证过程。     

霍尔文化理论视域下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跨文化传播——以抖音账号“老外克里斯”为例

随着社交媒体逐渐成为文化传播交流的主阵地，许多外国人加入到网红行列中来，外国留学生从他者角度展示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传播发挥桥梁作用。本文以“老外克里斯”为例，以霍尔的文化理论为视角，分析外国网红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与中国受众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从而为我国提高跨文化传播效能提供新的思路。     

社交媒体中谐音的形成机制及影响

基于社交媒体语料素材,归纳总结网络谐音的分类与特征,认为谐音于社交媒体中的涌现和变异是汉语内部、民族心理、文化传播、技术更新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社交网络语境下传统汉字符号的语言变异,具有多元化、戏谑化、隐喻性和浅表化等特征。社交媒体谐音的形成机制可从其自身形成的内在机制即语言机制和外在机制即传播机制两个学科视角进行探讨,前者遵从语言内部结构因素、以拼音输入为主的工具条件、求异心理与趋同心理及经济原则与礼貌原则;后者表明社交谐音的传播可分解为同化、记忆、表达和传播四个阶段的生命周期。社交谐音遵循快速发展的网络环境,丰富汉语言文化,化解社会焦虑,促进社会交流与合作;也带来语言失范、交流困境甚至社会撕裂等问题,应合理地扩大其正偏离并规避其负偏离现象。     

基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短视频账号的传统文化传播——以《典籍里的中国》抖音号为例

《典籍里的中国》抖音号聚焦中华优秀文化典籍,采用“文化+话剧”的方式,讲述典籍中的故事,旨在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基于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分别从文化、语境、意义、媒介、形式五个层面分析《典籍里的中国》抖音号的传播内容与效果,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播路径。     

社交媒体在国家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服务中的应用 ——基于美国档案与文件署的案例研究

文章旨在在国家倡导档案机构数字转型的战略背景下,探寻我国档案机构系统应用社交媒体的顶层设计及实现路径的启示。文章用案例分析法,全面深入调查NARA的社交媒体应用制度体系和应用实践,解析其经验,并立足档案学与传播学理论及方法,提出社交媒体在国家数字资源整合与服务中的优化策略:多层次构建完备制度;匹配需求强化平台应用效率;基于主体协同机制深化资源建设;强化社交媒体运行机制过程建设;基于社交媒体创新国家数字档案资源整合与服务理念。     

城市国际形象全球公众评价差异的媒介影响机制——以“上海文化”为例

本文以全球公众“上海文化”评价数据为基础，从文化刻板印象理论、媒介竞争理论与意见市场理论出发，通过回归和调节作用分析发现：（1）文化刻板印象是城市形象传播必须面对的既定前提；（2）影响城市评价意见分化的主要力量是互联网，而非社交媒体。（3）从媒介介质角度出发，高程度文字和图片接触反而会降低高互联网使用人群的评价，中国社交媒体高使用人群中的高文字接触者的评价反而不高。     

国际传播“对话范式”的关系向度重构——以数博会海外社交媒体传播实践为例

“对话范式”是近年来指导国际传播实践的重要范式。然而伴随海外社交媒体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场域,传统“对话理论”面临社会网络关系盲区下的对象偏离和叙事错位困境。本文采取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聚焦海外社交媒体场域,结合数博会海外社交媒体传播实践,提出国际传播“对话范式”应基于海外社交媒体网络社会关系情境,引入“互动关系”“议题参与关系”和“权力关系”三大社会网络关系线索进行对话重构,以促进国际传播真正“对话”的发生。     

示例性与示例化：国际传播中区域形象与国家形象的关联——基于国际媒体报道文本分析的概念化和操作化探讨

国家形象的建构有着极为复杂的机制,“作为示例的区域形象建构”,即通过关联性紧密的区域形象以“例证”的方式来构建国家形象并“他者化”中国形象,是西方媒体的重要策略。尽管例证理论提出已有二十多年,被称为是“大众传播学中一个成熟的理论领域”,但“示例和例证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因缺乏“清晰度”而成为一个困扰学界的问题。为揭示媒体如何运用示例型塑受众所感知之现实的机制,论文以例证理论为基础,以外媒有关浙江的报道为个案,遵循功能主义的取向,采取批评性话语的文本分析路径,从内容、策略和实现方式三个维度聚焦例证的主题、方式和表达特点,探讨了报道中的单一事件是如何被关联到更大事件类别的,浙江有关的事件是如何被关联到中国相关议题的等问题。首次揭示了示例与例证在新闻中究竟是如何被概念化和操作化的,并分析了意识形态对这一建构过程的深刻影响及其复杂的建构路径。     

云端世界的交流——《沟通:社交网络时代的政府与民众》评介

新的传播生态环境下,社交媒体成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桥梁.在此语境下,政民双主体的沟通便构成了互动传播关系研究的重点.如何实现"道""术"结合的无障碍沟通,摆脱政府与民众间的交流困境,达成双方间有效良性的沟通,从而完善政民双主体间沟通机制的现实出路,《沟通:社交网络时代的政府与民众》的作者聚焦于社会、沟通与媒介三个关键词,从公共对话沟通与整体互动传播的视角,构建了基于传播学视域下的沟通政—民关系框架,探索了社交网络时代的基层社会治理问题,从而进一步回答社交媒体时代下政府与民众的沟通问题.     

新媒体语境下“媛”被污名化传播之反思

新媒体语境下,寓意美好的“媛”不断遭到意义解构,通过“定义”“迁移”和“固化”逐渐被污名化。本文从话语实践角度考察近期“媛”的污名化传播中个体及媒体的卷入过程,指出“媛”的污名化既体现着舆情热点传播的一般性特征,又凸显出当今两个舆论场的交织力量对公共话语施予的深度影响。     

网络社群文化的平台化分殊：兼论新闻语言中的网络流行语

“网络流行语”作为网络语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以青少年及青年为主体的网络用户广泛地应用于社交媒体平台的日常交流及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其对网络流行用语的使用受到不同社交媒体平台主流叙事方式——即由社交媒体平台主体用户构建的社群文化的影响。此外,网络社群文化的平台化对于新闻媒体的影响也表现在新闻内容生产的主题和作品表现形式的选择上。     

国际传播民间传播者研究综述——结合李子柒个案分析

综述发现,我国目前对国际传播民间传播者研究主要聚焦于:个体与NGO作为民间传播主体力量的崛起,社交媒体主渠道研究,民间传播者对官方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补充与缓冲作用,以及文化作为驱动力的民间国际传播空间。本文同时借以李子柒个案进行分析,探讨在全球化语境下民间传播者的国际传播潜力。     

从抵抗到多层次协商：平台化社会数字青年的文化实践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交媒体平台成为许多人,特别是数字青年文化实践的基础设施和空间场所。本文聚焦我国数字青年如何以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为基础开展圈层化的文化实践,进而在数字平台上以圈层为名建构起自我和群体认同。在日益流动的数字化空间中,不同平台、不同文化圈层,特别是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圈层之间并非完全区隔,在数字青年的主体实践和不同力量的介入下,跨平台、跨圈层的互动交流越来越频繁,不同文化圈层之间的一种“多层次的协商关系结构”得以形成。     

新媒体语境下的全球传播初探

新媒体语境下的全球传播被打上了新时代的烙印。伴随着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以SNS社交网站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依托其跨越时空和传播迅速的优势,正在深刻地改变全球信息传播的生态环境。本文试通过对新媒体语境下的全球传播与国际传播的比对,主要从传播主体与传播媒介等方面探究其传播模式,并结合与之相关的跨文化传播,对其中的“文化霸权”提出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