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薪酬激励影响创新投入的实证分析

高管团队薪酬激励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本文以企业高管团队薪酬激励政策与创新研发投入行为的关系为切入点，选取A股2009-2013年3862家上市公司作为观测样本，运用倾向得分法（PSM）克服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综合采用多种匹配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薪酬水平差距的提高并不能提高创新研发投入，但是股权激励却能对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相关影响。（2）主板中股权激励对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薪酬水平差距在主板和创业板中都没有显著效果。（3）所有制性质对薪酬水平差距的影响不显著，但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股权激励变量与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相关关系。（4）高新技术行业企业实施股权政策显著增加了企业创新研发投入，而薪酬水平差距则没有显著效果。（5）无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较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对创新研发投入有显著正向效果。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是可靠的。最后提出了高管团队薪酬激励创新投资的政策含义。     

高科技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对R&D投入的促进效应——一个非线性视角的实证研究

拥有战略决策权的高管是推动高科技公司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而设计合理的长期激励机制能够更好地引导高管将资源配置到创新过程中去.运用2007-2010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针对高管股权激励对R&D投入的促进效应及两者的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采用股权激励的高科技公司与未采用股权激励的高科技公司相比,其R&D投入水平具有显著差异,前者明显高于后者,即股权激励对R&D投入具有促进效应;但高管股权激励力度与R&D投入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股权激励力度增加到一定程度之后,R&D投入却呈现递减趋势.因此,采用适度的高管股权激励是促进高科技公司技术创新的有效手段.     

股权集中度、经理人激励与技术创新选择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及技术创新理论,探讨股权集中度对企业技术创新选择的影响。以182家制造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数据为样本,利用因子分析及结构方程模型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经理人激励在股权集中度和技术创新之间具有中介效应;(2)股权集中度和经理人短期薪酬激励呈负相关,和经理人长期薪酬激励呈正相关;(3)短期薪酬激励不利于突变创新,长期薪酬激励有利于突变创新和渐进创新。     

基于内生视角的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研究

    本文采用2006—2013年期间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逆米尔斯比率作为管理层私人信息的计量变量,采用Heckman方法估计管理层私人信息,股权激励实施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管理层私人信息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相关,即企业研发投入与股权激励实施具有内生性;在控制内生性基础上股权激励实施决策与之后三年企业的研发投入相关,即实施股权激励企业的管理层倾向于在之后的三年中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但结合样本选择模型结果,高管持股比例高以及高管薪酬高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股权激励,说明实施股权激励是内部人控制的结果。因此,研发投入增加并不能被视为代理问题的缓解,实质是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即激励效应与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是企业代理问题的表现结果,并非缓解企业代理问题。     

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基于高管“双元”资本 的调节效应

本文通过构建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的理论模型，并引入高管“双元”资本作调节变量，以2014-2016年1022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泊松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方法对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以及高管“双元”资本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和创新投入均正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股权激励负向影响创新绩效；高管人力资本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起不同的调节作用；高管社会资本在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间均起负向调节作用。本文研究对于上市公司权衡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经营决策以及对高管激励机制的设计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技术创新导向的高管激励整合效应—基于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创新经济学的组织控制理论推动了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从"价值分配"到"价值创造"的演进。本文从促进技术创新这个重要维度对高管激励效应进行重新界定与测度,并运用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对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以及控制权激励等主要激励契约之间的交互关系及其对技术创新的整合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股权激励在薪酬激励与控制权激励的双重调节作用下,对高科技公司的技术创新具有促进效应,即三者的整合,而非单一机制对技术创新产生作用;具体而言,股权激励与薪酬激励存在互补关系,与控制权激励之间存在互替关系。因此,以技术创新为导向,应在高科技公司内部建立以强化股权激励、稳定薪酬激励、弱化控制权激励为特征的高管激励整合体系。     

股权激励创新效应研究——基于研发投入的双重角色分析

本文以2008—2016年沪深A股204家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首先从整体上实证检验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然后从股权激励授予对象（管理层与核心员工）的视角，分析研发投入在二者股权激励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不同作用。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能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并且与管理层股权激励相比，核心员工股权激励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明显；研发投入作为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变量，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42%；在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与创新绩效之间，研发投入则呈现出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代理冲突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异质性随机边界技术创新模型,定量估算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效率,分析了代理冲突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代理冲突问题使得中国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效率比最优水平低了25%-45%。(2)股权集中度和制衡度的提高以及高管激励政策的实施会显著降低代理冲突水平,提升企业的创新投入;机构持股不是影响代理冲突的关键因素。(3)样本期间内,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呈现稳步增加趋势,渐渐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资:创新导向与激励机制的交互作用

利用2009年-2012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结合企业行为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创新导向和管理层激励对研发投资的交互作用。同时检验管理层激励与研发投资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短期薪酬激励与创新导向对研发投资存在替代效应,而问题导向越明显,长期股权激励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研发投资。     

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以2007-2009年年报披露研发投入的52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实证检验高管长期股权激励和短期报酬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长期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高管持股比例越大,研发投入越多;高管短期报酬激励与研发投入也呈正相关关系。高管短期报酬越高,研发投入越多;相比非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企业,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更显著;高成长性和高盈利性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受长期股权激励的影响,低成长性和低盈利性企业的研发投入主要受短期报酬激励的影响。     

股权激励对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

采用因子分析法,本文从科技创新的投入能力、科技创新的产出能力以及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能力构建了科技创新综合能力指标,研究不同终极控股股东特征环境中的管理层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效应。通过回归分析,本文发现,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匹配的环境中实施的管理层股权激励可以提升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越大,股权激励对科技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大。在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的环境中实施的管理层股权激励会抑制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度越大,股权激励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抑制效应越强;而且,国有控股股东与企业家型的民营控股股东环境中股权激励的实施对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无显著性差异;但与企业家型民营终极控股股东相比,资本家型民营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程度对股权激励抑制科技创新能力的加剧作用更大。     

高管经历跨界、管理者激励与企业创新

高管团队特征和企业创新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2016—2017年间A股上市公司的高管团队背景、专利、销售和公司治理数据,采用多层次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高管的工种、行业和地理跨界对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并检验高管激励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工种、行业和地理跨界对企业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薪酬激励对跨界高管的创新行为有明显的激励作用,而股权激励的效果欠佳。在理论上深化了高管团队与企业创新研究,并为高管团队构建和管理激励提出对策建议。     

科技型企业并购与创新激励

科技型企业强调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其并购大多是为了获取先进技术、专业人才等资源。然而,并购失败的情形很多。本文以创新激励为切入点,运用扎根理论,对科技型企业并购后的创新激励问题进行研究。首先,识别了平等对待、包容和凝聚、组织文化交流、中长期激励、保证员工发展五类影响科技型企业并购之后创新激励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科技型企业并购之后的创新激励机制包括权威建立机制、员工合作机制、员工参与决策机制、员工发展机制、利益绑定机制;通过组织认同与利益绑定的共同作用,激励、塑造知识员工的动机和行为,进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地,实现并购者的身份转变,并明确创新激励基本逻辑是科技型企业并购之后,创新激励机制实施有效的保障策略。本文研究不仅拓展了创新激励的适用范围,而且增补了企业并购后整合的经验证据,对于管理实践中企业如何有效开展创新激励工作并实现并购后整合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管理层激励、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异质研发

    本文旨在从异质性视角深入探讨管理层激励方式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在回顾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管理层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对企业异质研发投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影响关系调节效应的基本假设,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研究投资和试验开发投资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薪酬激励对试验开发投资有正向影响,与研究投资间的关系则呈倒“U”型;随着持股比例的上升,机构投资者对企业投资决策的监督作用增强,这强化了股权激励对两种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但薪酬激励对两种研发投资的影响被挤出;研发投资不仅可以提升企业当期绩效,对其未来绩效也有着积极影响,且研究投资和试验开发投资对企业未来绩效影响的持续期数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从异质性视角拓展了创新激励理论,对企业创新激励机制设计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无米下锅抑或激励不足？政府补贴、企业绿色创新与高管激励策略选择

绿色创新已成为驱动中国制造业转型的重要路径。过度依赖科技政策的外生冲击而忽略企业内生激励机制,容易造成创新平滑失效和公共资源的配置扭曲。本文从财税政策与公司治理双重层面,重点探讨政府补贴与高管激励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整合影响。研究显示,薪酬激励的创新补偿效应能够提升财税补贴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平滑效果;相比之下,声誉激励对财税补贴与绿色创新关系的影响并不显著;薪酬激励与声誉激励的互补关系催生了激励组合的创新补偿效应,在薪酬激励强度适中的条件下,财税补贴能够实现对绿色创新的最优驱动作用。本文能够从公司治理视角揭示财税补贴创新悖论的成因,并为优化政府财税政策和企业创新激励机制,推动中国制造业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企业税收激励对R&D投资的影响机理及效应——时间趋势、效力边界与创新产出

通过构建企业股东和外部投资者的代理模型发现，企业税收激励降低了R&D投资的必要收益率或融资成本，有助于提高R&D投资和创新产出，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具有价值引导和共同激励的双重效应。针对在2007~2015年披露研发信息的上市公司数据，面板回归结果发现：我国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呈现下降趋势，R&D投资呈现上升趋势；企业税收激励对R&D投资的作用是有效力边界的，在低税率和高研发强度的区域激励效应显著，在高税率或低研发强度的区域影响效应较弱；企业税收激励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研发强度实现的。研究结论对厘清政策机制效应、促进企业R&D投资以及激发创新活力提供了理论与经验支持。     

股票期权激励与资本结构决策

最优契约理论与管理者权力理论是解释高管薪酬激励效果差异的两种重要理论。本文基于资本结构决策视角,从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以及最优资本结构的偏离度两方面讨论了以上两种理论的适用性问题。研究发现,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相比,实施股权激励的样本有着更快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且其与目标资本结构的偏离度也更小,支持最优契约理论。在控制了遗漏变量、样本自选择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有样本中的股权激励与资本结构决策并不存在上述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优化企业的薪酬激励机制以及完善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均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政策激励与研发投入交互作用对高科技创新绩效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财税激励和研发投入交互作用下，企业创新绩效是否会受到影响。本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选取西部地区59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以此检验财税政策支持、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联。结果显示:从所有制和行业视角分析，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都通过研发投入这一中介变量对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享受税收优惠的民营企业，其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存在挤出效应。深入考察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路径，发现：税收优惠与企业费用化研发投入交互作用更加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财政补贴与资本化研发投入相融后对创新绩效的提升也存在积极影响。最终本文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进一步合理运用财税政策来优化研发投入的作用路径，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建议。     

政府研发激励有利于提升区域创新效率？

   政府研发补贴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政府激励区域创新的两种重要措施,现有研究主要从研发投入和产出角度来评估这两种政府研发激励的实施效果,而较少从创新效率细分的角度去解读。为此,本文以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7—2017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实证分析了前述两种研发激励措施对分别以专利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所对应的区域技术创新效率和商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政府研发补贴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向影响,而对区域商业创新效率产生负向影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具有负向影响。此外,在不同发展驱动方式下,政府研发补贴对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均为正且无显著差异。但相比于投资驱动地区,政府研发补贴对创新驱动地区的商业创新效率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同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在创新驱动地区相对实施效果更明显,相对于投资驱动地区,创新驱动地区增强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区域商业创新效率的正向影响。本研究为政府相关决策者在甄选资助对象以及政策实施方面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