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 QCA)研究返乡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从外部环境和内部个人特质两个层面入手,探究了创新创业教育、社会规范、资源拼凑能力和创业自我效能感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影响创业意愿.结果发现:①强创业意愿驱动分为3条路径,即顺"势"而为型、谋事在人型和如鱼得水型.其中,第一条路径指良好的社会规范和高创业自我效能感与低资源拼凑能力的联动匹配;第二条路径指良好的创业教育培训、高创业自我效能感、高资源拼凑能力联动匹配;第三条路径指良好的社会规范、高创业自我效能感、高资源拼凑能力联动匹配;②与顺"势"而为型和如鱼得水型相比,谋事在人型是一条更为高效的影响路径;③非强创业意愿驱动机制有3条路径.     

营商环境与创业认知组态提升创业活跃度研究

创业是驱动经济增长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如何提高国家或地区的创业活跃度是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基于制度逻辑理论和创业认知理论,整合营商环境维度的政务、市场、法律、人文与创业认知维度的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能力感知6个条件,构建了国家高创业活跃度的分析框架,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对全球53个经济体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有4条,分别是：市场与人文环境赋能下,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能力感知驱动高创业活跃度(H_1a,H_1b);政务环境赋能下,创业能力感知驱动高创业活跃度(H₂);不利环境下,创业机会识别驱动高创业活跃度(H₃)。(2)产生高创业活跃度的4条路径揭示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对创业行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决定创业行为是否发生取决于创业者的个人认知能力。(3)非高创业活跃度的驱动路径有3条,且与高创业活跃度的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研究结果对于各国重视营商环境的建设和创业者认知能力的培养,以及提高国家创业活跃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组态视角下研发团队新员工创造力激活路径研究

以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团队中289位新员工为样本,综合运用组态思维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整合组织、领导与员工等三个层面的五个条件,探索影响新员工创造力的因果复杂机制。研究发现：(1)单一层面的单个条件并不构成产生新员工高创造力的必要条件,但高组织创新支持氛围在产生新员工高创造力上起着较为普遍的作用;(2)新员工高创造力的激活机制分为三条路径：即闭合式领导主导型、开放式领导主导型以及双元式领导主导型。其中,第一条路径指高闭合式领导与高组织创新支持氛围的联动匹配,第二条路径指高开放式领导与高组织创新支持氛围的联动匹配,第三条路径指高开放式领导、高闭合式领导、高组织包容氛围和高组织创新支持氛围的联动匹配;(3)较之闭合式领导主导型和开放式领导主导型,双元式领导主导型更可能有效地激活新员工高创造力;(4)抑制新员工高创造力的原因尚不明确,且与激活新员工高创造力的驱动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创业成本感知对创业意愿影响的组态效应研究

创业者对于创业环境的认可度、地方政府支持力度、资金融通难度等因素的主观感知是决定其创业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且这一影响并非通过单一因素或单一路径能够达成,而是多重因素协同影响的复杂过程,因此探析创业成本感知对创业意愿影响的组态效应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创业成本的全域视角,将创业成本划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利用29个城市科技创业者对创业成本及创业意愿感知的调研数据,探索造成创业意愿差异的因果复杂机制。研究发现：(1)驱动创业意愿具有“多重并发”和“殊途同归”的特征,单一创业成本要素并不构成创业意愿产生的必要条件;(2)高创业意愿的激活机制主要分为四条路径：即显性成本驱动型、社会环境主导型、综合成本驱动型和显性成本—技术驱动型;(3)在特定的创业成本条件下,经济环境成本和商务成本在高创业意愿的产生过程中具有替代关系;(4)科技创业者在初创阶段对于显性成本更为敏感,成长阶段则对政策环境的感知力更强。研究结论对于激发不同区域的科技创业活力,营造良好的区域创业生态具有现实意义。     

何种创业生态系统产生女性高创业活跃度?

女性创业活跃度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途径。整合创业生态系统的6大要素,采用基于组态视角的fsQCA方法,以62个国家为样本,挖掘创业生态系统驱动女性高创业活跃度的因果复杂机制。研究发现:(1)单个创业生态系统要素并不构成女性高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但高社会规范在产生女性高创业活跃度方面起着更普遍的作用;(2)产生女性高创业活跃度的创业生态系统有5类,即社会支持下的政府驱动型、社会支持下的人力资本驱动型、社会支持下的人力资本与政府驱动型、社会-政府-人力资本支持驱动型、社会支持下的市场与基础设施驱动型;(3)产生女性非高创业活跃度的创业生态系统有4类,且与产生女性高创业活跃度的创业生态系统存在非对称关系。     

创业制度环境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

创业是我国推进创新驱动战略与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对于“为何同样制度环境下个体有着差异化创业决策”的问题,现有创业制度研究未能有效解答。因此研究引入认知视角,试图揭示创业制度环境三类因素影响创业决策的微观机制,包括个体风险感知、机会评估及创业自我效能在这一“黑箱”中的作用。通过五省市1000份调研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三类创业制度的积极认知将显著促进创业决策生成;（2）创业制度通过影响个体风险感知、机会评估最终作用于创业决策;（3）三类制度作用机制有所不同,认知制度完全经由风险感知与机会评估的连续中介影响创业决策,规制制度与规范制度的作用路径则被二者部分中介;（4）风险感知会显著负向影响机会评估,两类认知因素对创业决策分别起到负向与正向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创业成因与制度影响,进而提升“双创”建设和我国创业质量。     

制度环境、动态能力与高管认知影响中小企业朴素式创新的组态效应

本文以16家中小企业为样本,从制度-能力-认知3个层面出发,采用fsQCA方法对制度环境、动态能力和高管支持的组态效应进行分析,揭示影响企业朴素式创新产生的多重并发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机会识别能力是朴素式创新的必要条件,缺乏高管认知是阻碍朴素式创新形成的必要条件。第二,驱动朴素式创新的路径有3条,包括良好的制度环境和高机会识别能力的组态,高机会识别能力、高整合重构能力、高组织柔性和高管认知的组态,高组织合法性、高机会识别能力、高组织柔性与高管认知的组态。各路径中的要素在解释朴素式创新时存在互补和替代关系。第三,抑制朴素式创新的路径包括2条,即当高管认知缺失时,只要动态能力缺失或者制度环境缺失,便会制约朴素式创新。     

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以创业过程为中介变量

为研究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对团队创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以创业过程为中介,构建创业团队认知能力、创业过程与创业绩效的概念模型,其中创业团队认知能力采用创业共识能力、专长配置能力和监测调控能力3个维度,创业过程采用创业机会识别和创业决策2个维度。运用多元层级回归分析方法,用SPSS构建线性回归模型,对收集到的团队成员调研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创业共识能力、专长配置能力与创业决策交互项对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创业共识能力、监测调控能力和创业机会识别匹配对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监测调控能力和创业决策匹配,专长配置能力和创业机会识别匹配对创业绩效影响不显著。     

创业制度环境何以激发科技人才创业意愿?——基于AMO理论视角

以高质量创业制度环境“磁吸”全球科技人才创新创业,俨然成为新形势下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迫切现实需求。于是,本研究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与AMO理论的整合视角,构建创业制度环境影响科技人才创业意愿的多重中介模型。本研究面向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展开多阶段、多来源的问卷调查,并运用结构方程建模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创业制度环境会通过规制维度、规范维度、认知维度3种形式影响科技人才的创业意愿,其中,创业效能感、创业激情、创业机会认知在创业制度环境与科技人才的创业意愿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本研究系统呈现创业制度环境影响科技人才创业的深层次心理机制,为提升创业制度环境对科技人才创业的激励效果提供政策“着力点”。     

揭开创业机会识别的“红盖头”——基于反事实思维与机会识别的实证研究

针对"为什么是某些人发现和识别创业机会"的传统难题,从创业认知理论视角,系统考察了创业者反事实思维、创业机会识别、创业警觉性以及特质性调节焦点间的内在关系,构建了反事实思维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模型,并详细探讨了反事实思维对创业机会识别的作用机制。通过对182位创业者的问卷调查,研究表明:(1)创业者反事实思维与创业机会识别正相关;(2)创业警觉性在创业者反事实思维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有部分中介作用;(3)特质性调节焦点在创业者反事实思维与创业机会识别之间有调节作用。     

创业承诺能促进连续创业意愿吗

创业活动的失败率极高,如何促进连续创业已经成为政府和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基于以往研究,本研究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以探究创业失败情境下创业者创业承诺影响其连续创业意愿的中介机制以及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1）创业承诺影响创业者连续创业意愿;（2）创业机会识别在创业承诺与连续创业意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3）环境宽松性不仅调节了创业机会识别与连续创业意愿的关系,还调节了创业承诺通过创业机会识别影响连续创业意愿的间接关系,即当创业环境越宽松时,创业机会识别在创业承诺与连续创业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越强。以上结果不仅丰富了创业承诺的理论研究,而且对我国创业实践具有启发意义。     

制度环境对国际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制度理论的视角日益被外国学者引入国际创业研究领域。本文通过对全球范围内的103家国际新创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模型对制度环境的管制、规范和认知三个维度及其相互作用与国际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认知制度环境及其与管制和规范制度环境之间的交互效应对国际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而管制和规范制度环境对国际创业绩效的直接影响则不显著。     

大学生创业意愿到创业行为的转化机理研究

创业是拉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有效手段,大学生作为社会最具创造性的群体,是国家创新创业的重要储备人才。大学生创业意愿较高但缺少实际创业行为,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结合计划行为理论,以创业承诺和创业机会识别为中介,深入研究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之间的关联机制以及行为产生条件。通过SPSS和AMOS对304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大学生创业意愿对创业行为的正向影响十分显著;创业承诺和创业机会识别发挥了链式中介作用,弥补了意愿转化为行为过程中缺失的联系。因此,要引导大学生创业者通过创业承诺和创业机会识别做出创业行为,重视创业能力的培养和对创业行为的投入。     

农业企业绿色创业导向驱动机制： 一项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探讨如何激活农业企业绿色创业以解决日益窘迫的环境问题,以我国207家农业企业为案例样本,基于集合论思想,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从环境、组织两个层面分析政府环境规制、市场压力、管理者环境认知以及绿色价值观等4个条件因素对绿色创业导向形成的多重因果机制。研究发现:缺乏市场压力是导致非高绿色创业导向的必要条件;高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机制分为3条路径,非高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机制分为2条路径,且与高绿色创业导向的驱动机制呈非对称关系。研究结论对推动农业企业绿色创业实践的启示包括:政府必须进一步做好政策宣传,企业要引进有绿色创业愿景的管理者,学校也要加强对学生生态文明意识的教育以及培养其社会责任感;在推动绿色创业中要把握好关键核心要素;企业管理者应当根据内部价值观和文化以及外部规制和市场竞争状况选择适合的绿色创业提升方向。     

制度背景对创业者跨国网络形成的影响研究

已有研究强调创业者个体的网络行为嵌入在制度背景中,然而缺乏研究制度背景如何影响创业者个体层面跨国网络的形成。因此,研究目的探讨制度环境的不同方面以及制度环境与个体机会创业动机的交互如何影响创业者跨国网络的形成。利用全球创业观察35个国家大量的早期阶段创业者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个体层面的机会创业对创业者跨国网络的形成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国家层面,管制的有效性促进了创业者跨国网络的形成,然而创业的社会价值对创业者跨国网络的形成具有抑制作用。同时,管制有效性跨层次正向调节机会创业和创业者跨国网络之间的关系;创业的社会价值跨层次负向调节机会创业和创业者跨国网络之间的关系。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不仅对创业者跨国网络的形成直接产生影响,还通过与个体创业动机的交互影响创业者跨国网络形成。通过制度背景解释创业者跨国网络活动的差异,为国际创业研究做出贡献。     

创业生态系统与国家创业成长愿望——基于NCA与fsQCA方法的混合研究

创业成长愿望对企业持续成长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整合创业生态系统的6大要素,结合NCA与fsQCA两种新兴方法,以2019年《全球创业观察》报告的49个国家为案例,挖掘创业生态系统驱动创业成长愿望的因果复杂机制。结果发现：单个创业生态系统要素并不构成高创业成长愿望的必要条件,然而,支持创业的社会规范在产生高创业成长愿望方面发挥着更普遍的作用;产生高创业成长愿望的创业生态系统有3类,即金融与市场助力的机会开发型合法性驱动、基础设施助力的机会涌现型合法性驱动、人才与市场助力的机会开发型合法性驱动,其中,金融与市场助力的机会开发型合法性驱动是产生高创业成长愿望的主要路径;产生非高创业成长愿望的创业生态系统有2类,它们与产生高创业成长愿望的创业生态系统存在非对称性关系。     

中国高新区创业生态路径选择——基于115家高新区的定性比较分析(QCA)

为探究中国高新区创业生态现状,以中国115家高新区为样本,通过整体视角探讨影响高新区创业活跃度的诸多因素间的复杂联动机制,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整合高新区创业生态中四类要素层面的7个变量展开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高新区创业生态要素组合成的7条路径中3条为高效路径,能够有效提升创业活跃度;市场要素中出口额和技术合同成交额作为核心变量,其余要素只有与市场要素共存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果对中国高新区创业生态建设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制度环境对创业认知的影响机理

基于已有研究,制度环境(正式制度)会影响创业者的创业认知脚本,而社会网络和文化价值观本身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会产生规范作用和模仿作用,进而对创业认知产生影响。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阐述制度理论对创业者创业认知的影响机制,构建研究模型。通过江苏省7个城市的实证研究发现,非正式制度特别是社会网络对创业者的创业认知的安排脚本、意愿脚本和能力脚本有正向作用。在我国,非正式制度对创业者的影响更重要。     

组态视角下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研究

为探索多重条件并发对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基于机会资源一体观构建商业模式创新路径模型,通过对193个样本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路径形成依赖机会开发和资源联动层面要素的组合;机会开发和资源联动层面不同要素的组合形成两类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类型1强调模仿型机会开发与资源联动策略组合,类型2强调创新型机会开发与资源联动策略组合;机会开发适配的资源联动方式存在差异,其中模仿型机会开发与资源共享和资源编排匹配良好,而创新型机会开发与资源编排、资源拓展匹配良好。研究结论揭示了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多条等效路径,丰富了商业模式创新前因研究,也为平台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     

中国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的组态路径与提升策略

为探索中国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提升策略，基于I-CAGE框架，以62个国家为案例国，采用NCA与fs QCA探究中国知识产权国际贸易的组态路径，剖析创新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地理因素和经济因素对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竞争力的协同效应。研究表明，不存在导致中国知识产权高出口额和高进口额的单个必要条件，但制度因素对知识产权进口和出口、创新因素对进口发挥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对于高出口，存在经济驱动下制度主导型、文化驱动下创新主导型和经典CAGE主导型3条路径；对于高进口，也存在经济驱动下制度或创新主导型、制度和创新主导型和经典CAGE主导型3条路径；推动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知识产权贸易，是提升中国知识产权贸易竞争力的重要路径。